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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與白馬寺清涼臺

2012/4/18 9:28:46 點擊數: 【字體:

 
    引言: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印度傳教者攝摩騰和竺法蘭來到中國,并住在當時明帝在洛陽城西雍門外為他們建起的精舍,即洛陽白馬寺里。此后,佛教便在中國廣泛流傳,此間在思想上也曾經也引起了較大的爭論,但就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調融,終于匯入中國文化的巨流,同時也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并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關鍵詞:佛教 清涼臺 攝摩騰竺法蘭《三教調和論》  

    第一本漢文佛經在清涼臺上譯出  

    《西游記》里的唐僧取經故事,婦孺老幼皆知,唐僧師徒歷經八十一難,終于取得真經,功德圓滿,這顯示了修佛的艱難。  
        
    實際上,取回真經只是佛學路上的第一步,要想有所成就,必須讀懂真經。  

    佛教傳自印度,所以最早的佛教典籍都是梵文版的。要讓中國人看懂這些典籍,翻譯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要讓人接受,得先讓人懂啊!所以在佛教傳入我國的初期,譯經是僧人們的重要活動。  

    在白馬寺清涼臺,這是一個特別的所在,這里是中國佛教文化的出發點。  

    清涼臺是個磚砌的高臺。這個看上去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的地方,有著很多的內涵,它把譯經這段重要的歷史內容濃縮在了這里。  

    相傳,清涼臺原是漢明帝劉莊小時候避暑、讀書的地方。后來兩位印度僧人攝摩騰、竺法蘭來到洛陽,被安排在此居住并譯經傳教。第一本漢文佛經《四十二章經》就是在清涼臺上譯出的。兩位印度僧人在清涼臺上的譯經工作,奠定了白馬寺作為中國第一譯經道場的地位。  
      
    印度高僧殿位于清涼臺上毗盧閣前東西兩側。東側為攝摩騰殿,西側為竺法蘭殿。分供攝摩騰、竺法蘭之泥塑像。這兩位大師,永遠留在了中國佛學史上。  

    一千九百年后的今天,在白馬寺山門之內,東西兩廂圍墻之下,蒼翠茂密的柏樹林中各有一座用弧形青石圍砌起來的圓冢。東邊圓冢的墓碑上刻著“漢啟道圓通摩騰大師墓”,西邊圓冢的墓碑上刻著“漢開教總持竺法大師墓”。“啟道”、“開教”,這就是后人對兩位高僧的評價。  

    佛教多個宗派在清涼臺上相會  

    東漢以后,清涼臺成為白馬寺的藏經之所。在白馬寺“六景”中,清涼臺高居首位。清涼臺的中心是毗盧閣。在毗盧閣周圍,環繞著配殿、僧房和廊廡等。清涼臺在白馬寺整個古建筑群中自成格局,被人譽為“空中庭院”。  

    毗盧閣是白馬寺的最后一重大殿,為明代重修。毗盧閣內佛壇上中間主尊為摩訶毗盧遮那佛,簡稱毗盧佛,意為“大日佛”,象征著光明普照,佛法廣大無邊。毗盧佛是佛教中一個重要教派——密宗(也叫真言宗)所尊奉的最高的神。  

    毗盧佛的左側為文殊菩薩,右側為普賢菩薩。這一佛二菩薩,合稱“華嚴三圣”,均為清代泥塑像。  

    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中國后,逐漸走向興盛。隨著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形成了各種各樣的佛教宗派。這些宗派之間互相聯系,互為影響。這些宗派中比較重要的有禪宗、凈土宗、密宗、律宗等。作為“釋源”和“祖庭”的白馬寺,對于佛教的這種歷史現象有明顯的反映。  

    宋元之后,白馬寺雖為禪宗寺院,但寺內的接引殿及阿彌陀佛主要是凈土宗的內容,而毗盧閣及毗盧佛,則又主要是密宗的內容。  
      
    清涼臺的東西兩側,分別新建藏經閣、法寶閣各一座,其中供奉著泰國佛教界贈送給白馬寺的中華古佛和印度前總理拉奧贈送的釋迦牟尼銅像。

    中國佛教文化從清涼臺出發  

    攝摩騰、竺法蘭之后,安世高在漢桓帝時來到洛陽白馬寺。安世高在白馬寺共譯出佛經95部150卷。據《開元釋教錄》載:從東漢至西晉,先后出現譯師34人,譯出經書700多部1400多卷。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在洛陽白馬寺取得的。從東漢到清代,有許多人先后加入到翻譯佛教典籍的隊伍中。漢譯佛教典籍的數量之大,品類之多,實為世所罕見。而這一切的一切,都開始于洛陽白馬寺。  
       
    三國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佛教界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這一年,印度和尚曇柯迦羅在白馬寺譯出《僧祇戒心》一卷。根據這部佛經的內容,曇柯迦羅主張僧眾應遵佛制,守戒法,并請梵僧立羯磨法在白馬寺建壇傳戒,開中國傳戒先河。其后不久,安息和尚曇諦來到洛陽,譯出《曇無德羯磨》,并根據戒律的規定舉行傳戒儀式。  

    近年來,這樣的傳戒大會,在白馬寺依然舉行。1989年、1990年、1992年、1993年和1996年,白馬寺先后五次傳授三壇千佛大戒。1993年的傳戒大會上,受戒者達到了創紀錄的1800余人。據統計,這些受戒者來自全國各地和日本、美國、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  
      
    中國人出家,有人說始于東漢末的嚴佛調(安世高弟子),但也有人說,嚴只是居士,并未出家。如果后一說是準確的話,那么最早出家的名人,應該是三國魏時的朱士行。朱不只是最早出家的,他還曾西行求法。朱士行研究般若,但中土經典有限,于是在魏末(公元260年),他前往西域尋求佛法。在西域,他得到《大品般若》數十萬言,于西晉初年命弟子送回洛陽,他后來一直沒有回來。有了戒律的規定,出家人開始逐漸增多,據說到西晉時已有僧尼三四千人,當時僅洛陽、長安就有僧寺近200座。這個時期也有不少人西行求法,著名的有宋云和惠生。他們到達西域許多地方,取來不少經論,并著書記錄西行的經過(《洛陽伽藍記》卷五專記此事)。  

    后來,經過中國化的佛教由我國東傳到高麗、百濟、新羅和日本。這些國家都有不少僧人來長安學習佛法。  
     
    翻看歷史的時候,抑或是翻看野史演義的時候,我們都不能不特別青睞唐代。唐朝時經濟文化都很發達,佛教也處于鼎盛時期。唐代最著名的佛教人物莫過于玄奘。歷史上的玄奘,絕對不是電影電視里那般懦弱和窩囊的樣子,他是個對佛教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人物。玄奘于唐太宗貞觀三年出發,經西域到印度,往返17年,取回佛舍利150粒、經論657部、金檀佛像7軀。無論是在取經、譯經方面,還是在佛學成就方面,玄奘都高居同時代出家人的首位。實際上,玄奘只是唐朝眾多西行求法者的一個。據《大唐求法高僧傳》記載,僅唐朝初年,西行求法的就有60人。  
      
    以白馬寺《四十二章經》為開端、以唐朝洛陽為代表的佛教譯經,成為博大精深的唐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唐朝文化的傳播,這些漢譯佛教經典遠及日本、朝鮮等地,為佛教文化在東亞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交融  

    在中國文化史上,佛教是第一次大規模移植的外來文化。佛教文化傳統包括信仰、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生活等不同層次的理念與實際行為。任何文化都有其整體性與個別性,因此,兩種不同的文化系統接觸之后,必然會經過沖突與調和的過程,對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都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佛教與中國文化之間,從沖突到調和的發展歷程,就是文化史上一段重要的歷史經驗。  
     
    一、社會經濟方面  

    佛教來華之后,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傳布普及,寺廟林立。但在這段時期,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的沖突也開始表面化。而以社會方面的沖突較為顯著。  

    佛教主張剃度出家,與中國的家族倫理頗有捍格之處。所以,在魏晉南北朝時代,攻擊佛法的人士就站在傳統孝道的立場,認為出家遺棄父母,斷發毀傷身體,有違孝道的原則。他們也指出,佛法不事生產,使國空民窮。佛門中人及支持佛法的人士則以佛經作為依據,引用父母恩重難報經等佛經,說明佛教也注重孝道。例如:劉勰就指出,佛門人士與中土人士的行為雖有不同,但孝道之目的則屬一致。他們更據史實說明佛法流行無妨于國家經濟。魏晉南北朝時代這一類的辯論,對于增益雙方人士的相互了解頗有幫助。  
     
    二、政治方面  

    君臣之義是傳統中國政治倫理的重要部分,佛教沙門不禮拜君王,爭論遂不可避免。晉成帝幼年即位,輔政的庚冰要求沙門禮拜君王,引起爭議。安帝時,論難更趨激烈。 

    佛門人士則指出,沙門出家,不必拘泥于世間禮法;沙門不敬王者,原系印度佛教規儀,在中國行此法并非抵抗王權;而且,沙門不敬王者亦早已約定俗成,不必更改。慧遠所撰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更為佛教人士的看法提供了理論的基礎。這項爭論一直綿延到明代,而有父母與出家兒子互拜的調和論出現、加速了佛教的中國化。  
     
    三、思想方面  

    佛教與中國方文化在思想層面上的激蕩,最著名的是南北朝時代范縝所提出的神滅論。  

    范縝博通經術,是當時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認為人間一切現象都是偶然發生,并無必然的因果關系存在于期間。他也認為:人的肉體與靈魂合一,所以,人的形體一旦死亡,靈魂也隨之散佚,范縝提出這種《神滅論》來攻擊佛教。  

這個問題激起當時思想界的爭辯,梁武帝及許多朝臣所主張的《神不滅論》終獲勝利,使佛教更易于為中國文化人士所接納。  
     
    四、民族文化方面  

    佛教源于印度,傳入中國以后自然會引起華人是否應該信仰外來宗教的問題。南北朝時期,顧歡的《夷夏論》可以作為這項爭論的代表。  

    顧歡認為道、佛同源,但因中國與印度社會不同,所以,應取中國之道而棄外夷之佛。這種理論引起佛門人士的反駁,他們指出儒、道二家以治世為本,佛教以出家為宗,兩者本不同源;他們又倡貴夷賤華之論,認為漢末社會風氣澆薄,學術不彰,佛教卻可以拯救中國。  
       
    五、調和與融合  

    魏晉南北朝時代佛教信仰廣為流布之后,雖然在以上所說的各個層面中,都和中國文化傳統有所沖突,因而激起雙方人士的辯論;但是,在不斷的論難辨疑之中,雙方人士相互諒解,佛教與中國文化也走向調和與融合。佛教接受中國文化的洗禮,而成為中國化的信仰;而中國文化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拓展了思想的新領域。在佛教與中國文化調和的過程中,早期比較著名的人物有牟子。牟子生于東漢末年,著有理惑論,推尊佛法,但也兼研道家。他的書兼取佛老思想,已開玄學與佛學交融之先河。宋代理學家雖然常批評佛教人士以性為空,但是佛教對理學思想影響很大。例如唐代李翱所撰的復性書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許多宋代理學家更是有取于佛教。明末有些高僧提倡《三教調和論》,認為儒、釋、道三者本質相同,理論互通。這種《三教調和論》的形成與發展,使佛教與中國文化在思想層次上更加融為一體。佛教傳到中國,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調融,終于匯入中國文化的巨流,同時也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原標題:中國佛教與洛陽白馬寺清涼臺)




來源:佛教導航      作者: 謝順兵

 

 
 
 

責任編輯:佚名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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