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我國古代最卓越的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代表應屬東晉時期的大詩人陶淵明。首先他的思想兼容并蓄，不專信什么主義、思想、理論。他自己就明確表示：“好讀書、不求甚解”，這其實是一句不受任何教條約束的幽默表示。他的朋友顏延之說他“學非稱師”，也是一句對陶淵明思想特點很好的注腳。朱晦庵(朱熹)說：“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旨出于老莊”。真西山(即南宋學者真德秀)卻認為出之儒家經術，說：“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陳寅恪先生則說：“故淵明之為人實外儒而內道，舍釋迦而宗天師者也。”朱光潛先生在承認陳寅恪先生的論述“極有見地”外，又指出“把淵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個系統井然、壁壘森嚴的哲學或宗教思想，不僅曲解了淵明的思想，而且也曲解了他的性格。”我不想在這個古今聚訟的問題上做什么翻案文章，我只想強調陶公的思想特點具備當今西方世界流行的自由獨立知識分子的特點：不專斷，不偏激，兼容并蓄，不讓什么主義理論牽著自己的鼻子走路。我更佩服的是他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能活得如此超脫，如此瀟灑！
　　
    其次，陶淵明自食其力，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生態度確實叫人感佩。他是生活在一個兵連禍結的亂世之中，他窮得“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生計逼得他種田維生、甚至乞食，而不是像李公麟諸畫師筆下那個葛巾道袍，坐在一棵松樹下，對著無弦琴悠閑自得的“陶淵明”。但是他在這種辛酸苦悶和飲經憂患的境況下能夠“心為物宰”，保持沖澹、調和靜穆的心境，不犧牲自己的人格，像他的朋友周續之、顏延之那樣轉到劉宋朝廷去謀個一官半職圖富貴，實屬難得。大家知道，這種機遇他并不少。如他曾經補過彭澤令，因為不高興束帶見督郵而解印綬歸田；劉裕也曾有詔征他做著作郎而不就。法國小說家福樓拜認為人生理想的境界在“和尋常市民一樣過生活，和半神人一樣用心思”，陶淵明算是老早就實行了。
　　
    我們溫州人經常把曾經當過永嘉太守的謝靈運引為自己的光榮，好像他是自己祖上的什么人似的，其實這里頭到底有多少真實的情結值得懷疑。謝靈運祖上是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后隨祖父謝玄移籍會稽(今紹興)，晉時襲封康樂公，故稱謝康樂，入宋后，曾任永嘉太守，侍中，臨川內史等職。他的名位勢利念頭很重，以晉室世家大臣改節仕宋，弄到后來被戮辱結束一生。從他籍貫經歷上考核，與其說他跟溫州的瓜葛多，不如說他與會稽的因緣更密切些。其實，誠如錢鐘書先生所云：“中國的山水游記自東晉惡始蔚為大觀，文人因郁郁不得志而寄情山水……”(《管錐編》)他投靠劉裕入宋后，到永嘉來當太守爺，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政治流放，他寄情山水是一種逃避政治視線的手段，所以，他在任內政績平平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表現好，反遭上頭懷疑他有什么政治野心)。他對溫州的貢獻，應該說僅限于他的詩而使溫州的山水揚名天下。這當然是功不可沒，至少我們還欠他一筆廣告費。現在給他立碑樹像也不為過。
　　
    最有趣的，上述兩公在詩史上以陶謝并稱，他們又都是同時代的人，而且謝還在江西住了不少時候，兩人相住很近，但兩人簡直不通聲氣。這不能以文人相輕來論，應該說是“道不同，不與相謀”使然吧。謝靈運當時的聲名遠比陶大，但在當時的士大夫圈中，蓮社高僧慧遠就瞧不起顯達的謝靈運(謝也是蓮社要角)，而對陶則格外看重，結社時把陶當特邀代表，還居然為他破戒置酒。慧遠高僧確有慧眼，論人不能任他在世時的名聲顯微而定，中國后世歷代學人對陶公的評價遠遠超過謝太守，這說明歷史的公正。國外也是如此，凡高是死后才出名的，王爾德、波特萊爾生前都很窮困潦倒，但他們的藝術都是不朽的，聲望也如日中天。而那些顯赫一時的人物，曾幾何時，怎樣都銷聲匿跡或多名聲狼藉了呢？歷史、時間老人，你是不是太無情了一點？！【原標題：陶淵明與謝靈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