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靈運（385-433），南朝宋詩人，東晉名將謝玄之孫。晉時襲封康樂公，故又稱謝康樂。入宋，曾歷任永嘉太守、侍中、臨川內史等職。熱中政治，而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縱情山水，終以山水詩有名于當時和后世。后以謀反罪流放廣州，被殺。
       
    謝靈運的命運在中國二千多年的文人群體中不算特殊，更不是最悲慘的，但很典型。他是西諺所云：“性格即命運”這句話的最出色的“實踐者”。也是中國傳統文人中所謂以“詩人氣質”招致殺身之禍的一個活樣板。
        
    考察二千多年來中國文人的命運，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以放逐始，以放逐終。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個被放逐的文人應該是屈原，而最后被放逐的文人是一個群體，即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的那五十多萬知識分子。雖然后來的“文化大革命”迫害的人群更大，范圍更廣，迫害的程度更深，對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沖擊更為劇烈，但文革的目的主要是清除政治上的反對派，針對的對象不全是知識分子，所以，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批被放逐的文人還是應該確定為五七年那些右派。當然，中國文人受迫害的形式并不限于放逐，放逐只是一種“常態”，比放逐更厲害的還有殺頭，比殺頭更厲害的還有車裂、腰斬、剝皮、油炸，比車裂，腰斬，剝皮，油炸更野蠻、更無人性的還有宮刑和剮。
        
    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人幾乎沒有不受過迫害的。據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自古文人多薄命”。在封建王朝的所謂“盛世”時期，文人的日子還相對好過一些，而在王朝更迭頻繁和大分裂的時代，文人則命如草芥。他們終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即使這樣，也很少有人能幸免被禍；至于那些鋒芒畢露性情亢直，不知韜光養晦深自保全的人，比如謝靈運，則早早地被卷入王朝政治的“絞肉機”中吞噬掉了。這樣的黑暗險惡的時代，無疑，魏晉南北朝這幾百年應該算是最為突出的一個了。
        
    這個時期的文人單被殺的就可以列出一長串：彌衡、孔融、嵇康、張華、潘岳、陸機、陸云、劉琨、郭璞、鮑照、謝朓等等。謝靈運只是其中之一罷了。但這幾百年中，也有兩個大詩人以他們特有的方式巧妙地與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周旋，最終“茍全性命于亂世”，得盡天年。這兩個人是阮籍和陶淵明。這兩個人的全身免禍的方式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隱”。但也有不同，阮籍是隱于朝堂，陶淵明則是隱于山林。阮籍從來沒有進入過山林，陶淵明也從來沒有進入過朝堂。但他們在各自不同的場景中完成了二者相同的“隱”。與阮籍和陶淵明相比，謝靈運則與朝堂和山林都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他頻繁地穿梭于二者之間，時而朝堂，時而山林。所以他的一生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他心存魏闕，但魏闕不接納他；他無意于江湖，可是他除此之外又沒有地方可去。他不象陶淵明徹底，死心塌地地老死“桃花源”；他也不象阮籍清醒，佯狂游世，壺中且度日月。他目空一切，遂使謗滿天下；他鋒芒太露，以致太阿倒持；他熱中向往，終于自投羅網。
        
    謝靈運性格中特別突出的一個特點是狂傲。此種狂傲的造成來自一外一內兩方面原因。外在的原因是他的出身。他出身于東晉士族中最高貴的門第。這使他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南史•謝弘微傳》說到謝家門第之高：“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明張溥說：“夫謝氏在晉，世居公爵，凌忽一代，無其等匹”。①門第高是因為祖上有赫赫功業，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說謝安“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戡暴資神理”。說謝玄“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輟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是頗為有這樣的祖宗自豪的。另外，《宋書》謝靈運本傳說“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物質生活的極度充裕也會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基本上不會產生因貧窮而滋長的自卑感。不僅不會有自卑感，還會在物質生活上因其極度自信而影響社會風尚。《宋書》本傳說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造成謝靈運狂傲的內在原因是他的心智之高。《宋書》本傳記載：“靈運幼便穎悟，（謝）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 哪得生靈運！’”心智高也會產生優越感，會在潛意識里蔑視別人的智慧。宋無名氏《釋常談•八斗之才》說：“文章多謂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這簡直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此種狂傲在謝靈運身上外化為自負、任性和輕狂。
        
    先說自負。謝靈運自視甚高，“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宋書•謝靈運傳》）這是他熱中政治的心理基礎。有了這種心理基礎，才使他一次次地對朝廷寄予厚望，希望得機會一展襟抱。然而，“靈運為性偏激，多愆禮度”所以“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這使他，“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宋書•謝靈運傳》）不僅“常懷憤憤”，他還“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宋書•謝靈運傳》）使當時大權在握的司徒徐羨之極為忌恨。更為要命的是，謝靈運雖然熱中政治，但對政治卻并不真正在行，至少在政治敏感和政治判斷力上并不象他作詩那樣得心應手。先是追隨劉毅，站錯了隊；后又聚在劉義真身邊搞小集團，被朝廷粉碎；劉義隆做了皇帝后，請他出山，他又躍躍欲試了。這時候，已經經過幾次宦海沉浮的謝靈運仍然“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宋書•謝靈運傳》）他的這種“秉性難移”，這種不知道“吃一塹長一智”的做派只能說明是他骨子里那種極端的自負在作怪。此種自負一方面表現為當仁不讓、舍我其誰式的對政治的汲汲求取；另一方面，當這種求取遭遇挫折時，則常常以某些極端的方式發泄自己內心的不滿。上面談到的“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和“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就是如此。這種高傲的自負使他不能經受挫折和失敗，而且也使他不能保持對現實政治的一種平和客觀的觀照。比如，劉義隆朝的政治新貴“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宋書•謝靈運傳》）就是說，極度自負使謝靈運既不自知，也不知人。
        
    再說任性。這里的任性，不是指謝靈運精神上“任性放達”的任性。而是指他的性格中“小孩子式的任性”。這種“小孩子式的任性”基本上是政治上不成熟的代名詞。謝靈運的這種“小孩子式的任性”主要指他政治上失意之后的一系列表現。先是，靈運受徐羨之所忌，出為永嘉太守，于是他“遂肆意游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并與書止之，不從。”（《宋書•謝靈運傳》）既出為永嘉太守，基本上屬貶謫性質，應該誠惶誠恐，應該閉門謝客，應該面壁思過，最起碼也要兢兢業業，克盡職守才是。而謝靈運不僅“肆意游遨”，不理政務，而且還“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勸也勸不住。這樣的行事做派確實太欠考慮。但更為離譜的還在后頭，當他被劉義隆請出山后，本來他“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但后來發現“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宋書•謝靈運傳》）于是，謝靈運更感失意，“多稱疾不朝直”，而且“穿池植援，種竹樹堇，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宋書•謝靈運傳》）一個朝廷重臣，既不請假，也不打招呼，就私自出游，這在任何一個朝代的統治者眼里都大失臣子體統，都稱得上離經叛道。幸虧劉義隆還算比較寬仁，“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但東歸之后的謝靈運也沒有閑著，他率領“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驚駭，謂為山賊。”“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宋書•謝靈運傳》）他又多次向地方要田要水，終于被人以懷有“異志”的名義一狀告上朝廷，埋下了日后致禍的因由。這種興師動眾、大事招搖的游山玩水很容易被人看成憤世嫉俗，或政治失意后的消極的反抗。其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也就在所難免了。
        
    再說輕狂。輕狂似乎是少年人的專利，但謝靈運卻輕狂了一輩子。他的輕狂與他的自負和任性是一脈相乘的。不是浮花浪蕊式的，是基于家世和心智雙重優越之上的目中無人式的。《南史•謝弘微傳》引謝混語云：“阿客（謝靈運）博而無檢。”又說：“康樂（謝靈運）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說謝靈運“博而無檢”、“誕通”其實就是輕狂不而知內斂的意思。并建議“加繩染功”，就是多加約束和教誨的意思。《宋書•謝瞻傳》說：“靈運好臧否人物，（謝）混患之，欲加裁折。”“好臧否人物”其實就是好逞口舌之利。謝混“欲加裁折”的目的也是為了對他這種輕狂的個性加以收束。但謝混的良苦用心并沒有起到作用，謝靈運后來還是因出言不慎得罪了人。《宋書》本傳記載，宋文帝“諷旨令自解”之后，謝靈運回到會稽，“太守孟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后’。深恨此言。”這是典型的以言語取禍。果然后來告發謝靈運有“異志”的就是這個孟。又，《南史•謝靈運傳》：“（謝靈運）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呼，（孟）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先以言語傷人，后又以驚世駭俗的奇行怪癖遭人非議。出身高貴，名滿天下，又正遭主上疑忌，此時，出處語默稍有不慎便會招致不測之禍。而謝靈運對此似乎毫不掛懷，仍然是情之所至，率性而為。其輕狂之個性于此可見。
       
    明張溥說：“以衣冠世臣，公侯才子，欲倔強新朝，送齒丘壑，勢誠難之。”這話說得對。但他又說：“文帝繼緒，輕戮大臣”，說謝靈運的遭遇是“酷禍造于虛聲，怨毒生于異代”，②則過于強調了動輒得咎的險惡環境，沒有從謝靈運自身的性格特點去分析。靈運最終被棄廣州市，固然有“怨毒生于異代”的因素，但“酷禍造于虛聲”卻需要他自己負一大部分責任。
       
    謝靈運對新朝的抵觸不是根本性的，即使由晉入宋后，其爵祿由公降為侯，史書上也沒有關于他對此有什么過激的言行的記載。所以謝靈運最大的心理問題是他不為新朝所用，這才是關鍵所在。他自視太高，“自謂才能宜參權要”，但劉氏王朝卻始終對他“以文義處之”，因此他才“常懷憤憤”。他一生縱情山水，放浪形骸，特立獨行，都與這種政治失意有關。魯迅在雜文《論幫忙與扯淡》里說屈原的《離騷》是“不得幫忙的不平”，那么謝靈運的“意不平”和“常懷憤憤”與此庶幾近之。
       
    謝靈運之死主要是其性格不能見容于當道。他的一生遭際就是一個悲劇，性格悲劇。他一生都想進入政治高層，卻始終沒有進去，最后卻被這個他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東西毀滅了。莊子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謝靈運對政治過于執迷，忘了抽身縮手，或者根本沒有想要抽身縮手。謝靈運的山水詩中雖然也有一些表達山林隱逸內容的句子，但“他顯然無意于真的做隱士，而是以‘山中宰相’自許。”③山林對于謝靈運來講只是政治失意之后的退避之所，是精神的旅館，但不是靈魂的家園。同時，他在政治上也沒有找到自己的家園，到達的只是屠場。從這種意義上講，謝靈運是一個沒有后方和退路的政治冒險家，來往于江湖和廟堂之間，向前，沒有進取的可能；向后，是違心的、無可奈何的退避。他的近乎瘋狂的對于明山秀水的無限制的“貼近”，已經不是熱愛，而是發泄。
       
    但謝靈運政治上的失意卻成全了他的文學。他是中國文學史上山水詩的開創者和發展者。他的大部分山水詩都作于他遠離政壇、暢游山水之時。比如他出守永嘉期間就寫作了《過始寧墅》、《登永嘉綠嶂山》、《東山望海》、《登上戍石鼓山》、《石室山》、《游赤石進帆海》、《游南亭》、《登江中孤嶼》等詩。從永嘉回到始寧后，又寫出了諸如《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于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等一系列優秀的作品。宋文帝諷令東歸后，在歸途中，謝靈運又寫了《入東道路》一詩。在遭人誣陷被任命為臨川內史后，謝靈運在赴任途中又寫下了《初發石首城》、《道路憶山中》兩首詩，在廬山，有《入彭蠡湖口》、《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諸作。這些詩基本上都是他山水詩中的精品。在謝靈運本人看來，暢游以騁懷，作詩以言志，都是政治失意的派生物、副產品。這些與政治相比，他是并不真正放在心里的。但歷史卻喜歡與人開玩笑，為謝靈運贏得“千秋萬歲名”的恰恰不是政治，卻是他游放之余寫下的這些富麗精工的絕妙好詞。政治上，謝靈運上演了一出悲劇，文學上，謝靈運卻得到了一個圓滿的收場。
       
    考察謝靈運政治與文學相互糾纏的一生，頗耐人尋味，也常常讓人扼腕三嘆。他的遭遇在中國古代文人中極具典型性，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李白、杜甫、李商隱、蘇東坡、曹雪芹等人那滄桑復雜的背影。在謝靈運的歌、哭與笑中，我們仿佛看到，朦朧煙雨中的南朝那郁郁蒼蒼鋪天蓋地的蔥蘢山水所譜成的玲瓏倜透的詩章，正穿越時空向我們迎面飛來。【原標題：論謝靈運的悲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