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戎裝的吉鴻昌



吉鴻昌和夫人



吉鴻昌在歸綏蜈蚣壩題寫的“化險為夷”

 

    他出身貧苦從小崇尚英雄，參軍后驍勇善戰屢立戰功，升官后始終沒有改變“當兵救國，為民造福”的初衷；他在綏遠駐任期間，辦了許多利民的好事至今為人稱誦。他組建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率先對日宣戰，創“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從日軍手中收復失地的壯舉，鼓舞了全國的抗日軍民，帶來了驅寇救國的希望。人們永遠銘記這位抗日愛國名將——
　　
    少年時好打抱不平常受鄉鄰稱道，不滿18歲開始戎馬生涯
　　
    吉鴻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溝縣呂潭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6歲時喪母。由于家庭貧窮，他只能在勞動之余，到鄉塾里旁聽先生講課，認了不少字，也能讀一些書。在夏季里，他常在院中的葫蘆架下，向兒童們和街坊鄰居講述岳飛、文天祥、戚繼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經常是言詞慷慨、情緒激動。
　　
    為了維持家庭生計，吉鴻昌很小就參加了勞動，年紀稍大時，幫助父親捉蝎子、做藥膏，替窮苦鄉親治病。他從不向仗勢欺人的人屈服，看到地主惡少對窮人孩子尋釁欺凌，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他身上所特有的這種“人窮志不窮”、“人少志不小”的氣質，幼年時代就常常受到鄉鄰的稱道。
　　
    1909年春，家里生活已難支撐，吉鴻昌便離家到扶溝縣城松盛樓首飾店做銀匠學徒。那里勞動條件惡劣，他雙手因受腐蝕而鮮血直流。后因兵荒馬亂，店鋪倒閉他才回了家。1911年，吉鴻昌又到離家一百多里的周口鎮增盛合雜貨行當學徒。他在這里苦熬了兩年，受盡老板的辱罵欺凌，又看到社會的黑暗，使他更加同情勞苦人民。一天，他向父親表達了要當兵的愿望。父親對此并不感到意外，因為兒子曾多次表示過：“大丈夫要不惜五尺血肉之軀，報效國家！”。1913年8月，吉鴻昌帶著父親從箱底拿出的一塊銀元離開了家鄉，步行到郾城，準備投軍。這時，馮玉祥正在郾城一帶招兵。他挑選新兵比較嚴格，招募人員總要摸摸新兵手掌上有無老繭子，是否勞動階層、品行端正。由于吉鴻昌身材魁梧，英姿威嚴，談吐忠實厚誠，手掌上又有厚繭子，很快被招募人員選中了。那時，他還不滿18歲。
　　
    馮玉祥稱其“吉大膽”，用積蓄在家鄉辦學，發動駐地軍民修路
　　
    1915年8月，馮玉祥的部隊在四川南充駐防。一天，馮玉祥帶著一些戰士在嘉陵江邊洗澡，有幾個戰士被水沖到深處，他們不會游泳，情況危急。當馮玉祥著急地問誰會游泳，快去搶救時，吉鴻昌一面答著：“我會水！”隨即跳到江中。其實他根本不會游泳，很快也淹在水中，后被別人救了起來。馮玉祥認為他這種舍己救人的精神十分可嘉，夸獎他說：“你真是個吉大膽！”從此“吉大膽”的綽號便在軍隊中流傳開了。
　　
    吉鴻昌因吃苦耐勞、智勇正直得到馮玉祥賞識，他很快就被提升為***連連長，不久又被提升為營長。1921年，吉鴻昌回鄉探親時，拿出全部積蓄，利用一所破廟作校舍，創辦了“呂北初級小學”。他立下規定：凡是貧家子弟，一律免費上學。學校規模一度壯大，曾被譽為“豫東第一”。
　　
    1924年，馮玉祥的西北軍移防綏遠特別區，李鳴鐘任綏遠特別區都統。1925年元月，在西北軍補充第四旅二團三營任營長的吉鴻昌，被調往綏遠都統署任副官處處長。來到綏遠后，吉鴻昌一面對新兵進行救國愛民思想教育，一面加緊軍事訓練，還經常在緊張的練兵中擠出時間，率領全營官兵到營房附近的什拉門更、攸攸板、刀刀板等村幫助農民干活兒。他對官兵們說：“我們來自老百姓，我們穿的軍衣，吃的軍糧都是來自老百姓。我們的槍支都是用民脂民膏買的，我們幫助農民勞動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勞動中，官兵們都很賣力氣，除了喝點農民送來的白開水外，不收任何報酬。農民們贊揚說：“西北軍這樣幫助老百姓春耕秋收，真是少見，他們是一支真正愛護百姓的軍隊。”
　　
    當年，歸化城“馬路不平，無風三尺土，有雨泥滿城”，特別是主要街道高低不平，塵土飛揚，遇有降雨泥濘滿街，軍民行走很不方便。看到這種市容后，吉鴻昌就在辦公桌對面掛的黑板上寫下：“馬路不平，灰塵飛揚，亟待整修，刻不容緩。”1925年5月間，經李鳴鐘都統批準，吉鴻昌發動駐防軍警和市民，對火車站至新城、新城至舊城、火車站至舊城的3條主要道路進行了整修，以沙石和爐灰渣鋪路，壓軋得平平整整，并在道路兩旁種植楊柳，使市容煥然一新。
　　
    帶領官兵筑路除險，不忘“當兵救國，為民造福”初衷
　　
    1925年10月，吉鴻昌升任綏遠省督統署直轄騎兵團團長兼警務處處長，不久又被任命為第36旅旅長。
　　
    歸綏城17余公里的蜈蚣壩是歸綏城通往武川縣、達爾罕旗、茂明安旗（達茂二旗后合并為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四子王旗的交通要道，當時綏北各旗縣盛產小麥、牲畜、皮毛等物資，要經此路運到歸化城轉銷國內外。同時綏北各旗縣蒙漢人民生活上所需要的工業產品亦經此路運往。但這段公路坡陡路窄，蜿蜒崎嶇，特別是在降雪降雨季節，經常有車輛翻滑，人們經過這樣的險隘時非常擔心。吉鴻昌每接到蜈蚣壩交通肇事的報告后，總是非常不安地說：“我們必須想辦法鏟除這條吃人的害蟲——‘蜈蚣’！”為此，他呈請都統李鳴鐘批準，以兵工修筑蜈蚣壩公路。
　　
    1926年春，吉鴻昌親自帶領所轄騎兵團和***營，開赴壩口子、烏素圖村一帶安營扎寨。開工之時，吉鴻昌在大青山下集合隊伍作動員講話：“我們軍隊穿著老百姓的軍衣，吃著老百姓的糧食，我們為老百姓修路，以解除他們行路的危難，你們說，應該不應該？”官兵們一致高聲回答：“應該！”他講了很多軍隊應該為老百姓修路的道理。他如同在戰場上作戰一樣，手拿鐵鍬率先在工地上大干起來。在吉鴻昌的帶領下，廣大官兵干勁十足，工地一片熱火朝天的景象。在當地居民的支持下，打石放炮，用了幾個月時間修成一條大路。
　　
    工程竣工后，吉鴻昌親手書寫了“化險為夷”4個大字，遂刻于壩頂公路右側以作留念。蜈蚣壩段公路修妥后，便利了綏北交通，大大減少了旅客的生命和財產損失，繁榮了綏遠物資交流。
　　
    位于呼和浩特市城南的昭君墓，舊時無人看管，墓周圍略有幾棵樹木，立著東倒西歪的歷代名人石碑，旅游者觀后大有寒冢荒墓之感。吉鴻昌1926年5月中旬游覽了昭君墓。當時他贊揚說：“昭君真是一位可欽佩的巾幗英雄。”游后立碑對昭君表示敬意，并加史評以抒感懷。其碑文曰：“懦夫愧色。”
　　
    十幾年里，吉鴻昌雖不斷升官，卻絲毫沒有改變“當兵救國，為民造福”的初衷，時刻銘記著父親“作官即不許發財”的教誨，平時省吃儉用，興辦公益事業。他嚴于律己，也約束部隊不許擾民。
　　
    率師北伐被譽為“鐵軍”，深懷憂民救國之志，秘密加入共產黨
　　
    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吉鴻昌率部參加了西安之戰。1927年4月，吉鴻昌所部擴編為第19師，他升任師長，歸屬馮部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所轄。國民革命軍沿隴海路東征，吉鴻昌率部攻克洛陽、鞏縣，又強渡黃河，占領豫北重鎮新鄉，奉軍被打得抱頭鼠竄。吉鴻昌所部被人們譽為“鐵軍”。
　　
    1928年，吉鴻昌被任命為第30師師長，調防甘肅天水。1929年7月，吉鴻昌進兵寧夏，任寧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軍軍長。他整飭了軍隊和吏治，致力于漢回兩個民族的團結，提出了“開發大西北”的口號，決心為民興利除弊。
　　
    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吉鴻昌奉命率部從寧夏出潼關，參加討蔣大戰。9月，馮玉祥的西北軍戰敗。吉鴻昌為了保存實力，接受蔣介石改編，就任第22路軍總指揮兼第30師師長，不久被蔣派往光山、商城一帶進攻鄂豫皖蘇區。
　　
    吉鴻昌對進攻蘇區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隨后又化裝到鄂豫皖蘇區進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觸動，隨后曾在潢川組織部隊起義參加工農紅軍未果。蔣介石發現吉鴻昌有“謀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軍職，逼迫他出國“考察”。
　　
    在國外，吉鴻昌通過利用記者的采訪，以事實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罪行，并斥責英國縱容日本侵略中國和蔣介石對日妥協的丑惡行徑。在德國時，吉鴻昌曾多次要求到蘇聯進行訪問，遭到蔣介石反動政府使館的百般刁難，不予簽證。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后，吉鴻昌聞訊立即回國寓居天津，秘密與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聯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環球視察記》，借以抒發他憂國報國的熱情。同年4月，吉鴻昌在北平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愛國的舊軍人轉變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從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在黨的號召下，他積極策動馮玉祥、方振武等高級軍官籌組抗日武裝，準備收復失地。在他的努力下，1933年3月，在張家口成立了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初期的武裝力量有6萬多人。
　　
    組建察綏同盟軍率先抗日，浴血奮戰收復失地
　　
    抗日同盟軍成立后，吉鴻昌任同盟軍第二軍軍長兼北路前敵總指揮。1933年6月20日，他率領同盟軍從察哈爾東部出擊。經過20多天的浴血苦戰，收復了康保、寶昌、沽源、多倫等地（現分別在內蒙古、河北境內），把日偽軍全部驅逐出察哈爾省境。在攻克多倫的戰斗中，吉鴻昌身先士卒，冒著日寇敵機的轟炸掃射，率領敢死隊第一批攀登入城，用大刀和敵人肉搏，表現出了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
　　
    察綏抗日同盟軍的勝利，鼓舞了全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工人、農民和各界人士紛紛捐錢捐棉衣捐食品，支持同盟軍抗日。上海各界抗日聯合會、北平各界抗日聯合會、華北青年抗日同盟會，以及江蘇、浙江、廣東、福建、湖南、湖北、天津等地的抗日救國團體，都紛紛發出通電表示慰問和支援。抗日同盟軍的勝利和全中國人民抗日熱情的高漲，使日本侵略者大為恐慌，他們便加緊對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制止同盟軍抗日。國民黨政府迫于日本的壓力，又害怕共產黨在抗日反侵略的熱潮中擴大影響，決定對察綏抗日同盟軍采取行動。先是威脅利誘，要求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解散抗日同盟軍，到國民黨政府中去做官。遭到拒絕后，就對抗日同盟軍采取了武裝進攻的卑劣手段。
　　
    7月上旬，正當抗日同盟軍克復多倫后，準備進一步行動時，國民黨政府的嫡系軍隊16個師開進了察哈爾，分3路向張家口進逼。他們切斷了一切交通要道，對張家口進行全面封鎖，給抗日同盟軍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日本侵略軍見國民黨政府已經對抗日同盟軍采取行動，便從熱河向察哈爾東部進行反撲，使察綏抗日同盟軍處在腹背受敵的困境中。8月7日，馮玉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宣布離職下野，抗日同盟軍的一部分隊伍被國民黨的第29軍收編。吉鴻昌、方振武頂住壓力，拒絕收編，并且公開發表外抗日寇、內除國賊的聲明，宣布繼續進行神圣的抗日戰爭。
　　
    8月26日，吉鴻昌率領3000多人試圖去商都同抗日同盟軍高樹勛會合，建立蘇區。但遭到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蘇區因而無法建立。吉鴻昌無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準備一同進攻由國民革命軍駐守的北平城。
　　
    9月間，吉鴻昌率領察綏抗日同盟軍向灤河以東地區進擊。國民黨政府竟然和日寇秘密商定，共同圍剿同盟軍。日寇在北面，國民黨軍在東、南、西三面，對同盟軍進行包圍。日寇還出動了許多飛機，對同盟軍陣地進行輪番轟炸。吉鴻昌戰至10月，但終因眾寡懸殊，孤立無援，彈盡糧絕而失敗。
　　
    組建“反法西斯大同盟”，就義前寫下“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為了保存抗日實力，吉鴻昌與方振武到國民黨第32軍駐地同商震談判。不料，蔣介石卻電令商震把吉鴻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審問。
　　
    1933年10月16日黃昏，汽車載著吉鴻昌、方振武從牛欄山向北平開去。為防不測，兩人都換上便服。方振武坐第一輛車，吉鴻昌則坐在第二輛車上。汽車開到順義馬家營西邊，幾個軍人持槍沖到跟前喝問：“方振武在哪里？”方振武靈機一動，指著后面說：“在后邊。”那些軍人就奔后邊那輛車去了。方振武乘機跳下車，混進人群，趁天黑沿潮白河潛往天津。

    在汽車上，吉鴻昌向押解他的國民黨士兵宣講抗日救國道理。那些士兵得知他就是戰功卓著、威震敵膽的吉鴻昌將軍，十分敬仰。當汽車離開孫河五六里地之后，士兵閉目裝睡，故意給吉鴻昌留個逃走的機會。趁這工夫，吉鴻昌和隨從牛建忠跳車逃跑，也潛往天津。
　　
    察綏抗日同盟軍解體后，吉鴻昌被迫轉入地下，在北平、天津等地繼續從事抗日活動。1934年5月，吉鴻昌回到天津，組織成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為主任委員，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他家三樓一角，設立了一個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機關刊物《民族戰旗》報。他的住宅也成了黨組織的地下聯絡站，因而被黨內同志稱為“紅樓”。
　　
    6月，吉鴻昌、南漢宸秘密與西安楊虎城將軍取得聯系，并得到楊虎城的援助。吉鴻昌積極籌資購買武器，進行武裝抗日反蔣的準備工作。他還親自約原西北軍中具有反蔣思想的蘇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人來天津，由天津地下黨組織集中進行開展秘密武裝斗爭的訓練，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組織抗日武裝自衛軍，作為紅色火種。
　　
    1934年11月9日晚，吉鴻昌在法租界秘密開會時遭軍統特務暗殺受傷，被法國工部局逮捕。11月23日，北平軍分會舉行了一場所謂的“軍法會審”。吉鴻昌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地說：“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由于黨的教育，我擺脫了舊軍閥的生活，而轉到為工農勞苦大眾的陣營里來，為我們黨的主義，為全人類解放事業而奮斗，這正是我的光榮……”
　　
    之后，他被引渡到北平陸軍監獄。蔣介石對堅持抗日的吉鴻昌恨之入骨，下達了“立時處決”的命令。11月24日，面對“立時處決”的命令，吉鴻昌鎮定安詳地向敵人要來紙和筆，揮筆疾書，寫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終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歷述蔣介石禍國殃民的種種丑行。在給夫人胡鴻霞的遺囑中寫道：“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然后披上斗篷，從容不迫地走向刑場。他用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浩然正氣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他犧牲時年僅39歲。【原標題：民族英雄吉鴻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