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思邈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杰出的醫學大家。他非常善于批判地學習和吸收其他民族的醫藥學術精華，是歷代醫家中善于借鑒外來醫學的一個典型。

    孫思邈在他的《千金要方》（簡稱《要方》）和《千金翼方》（簡稱《翼方》）兩部著作中收錄了相當多的其他各民族的醫學知識。這些知識不僅豐富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寶庫，還保存了當時其他民族醫學的一些原始材料。

    首先孫思邈把外來醫學與中原醫學結合，豐富了中原醫學的內容。

    對外來某些方劑和療法，有時孫思邈會原封不動，原樣錄用，比如天竺***法就屬于這種情況；有的他則采用結合的方法，比如在方劑方面，他會在外來方劑中加入若干中醫的方藥，或者在中醫固有的方劑中，加上一些外來的藥物等。例如西州續命湯，從方劑組成來看，與中原醫學的理法方藥并無重大差別，卻冠以西州的字樣。類似這樣的方劑，在《要方》和《翼方》中比比皆是。

    值得注意的是孫思邈已經試圖在醫學理論方面把外來醫學與中原醫學進行結合，這從《要方》的有關論述中可以看到。“四大”、“百一”學說本是佛教醫學的獨特理論，孫思邈把“四大”說分別與中醫的五行學說、病因學進行了結合。如病因學中，他提出的匯通發病學觀點，把發生疾病的原因歸結為4種：第一種為冷，第二種為氣痰，第三種是邪風，第四種是熱毒之邪，并以此來解釋癘風病的病因病機，還據此擬就了“阿魏雷丸散方”。孫氏還把中醫臟腑學說與佛教醫學理論進行了匯通，比如他指出：百病離不開五臟，五臟各有81種疾病，冷、熱、風、氣4種病因，共產生404種疾病。類似的結合，在《要方》和《翼方》中有很多例子。

    其次在他的著作中保留了大量古印度醫學的內容，成為中印醫學交流史的寶貴材料。

    在孫思邈生活的年代里，古印度醫學是相當發達的一種醫學。隨同佛教僧人頻繁往來于天竺與長安之間，大量佛經被帶入中國并譯成漢文。古印度的醫學，是佛教徒必修的五明學中的一種，很自然地這些醫學就被帶來中國。《隋書•經籍志》已載有古印度名醫龍樹、耆婆等的譯作。孫思邈對耆婆及其醫藥方持非常肯定的態度。他接受了耆婆“萬物皆藥”的藥學觀念，認為這是“大醫”的高見。正是在耆婆這種“萬物皆藥”的思想影響下，孫思邈大量吸收了民間或者外來的藥物，使《千金要方》與《千金翼方》所載藥物比唐代官修《新修本草》多680種，極大地豐富和擴大了藥物的品種。這些藥物在孫思邈的書中有的被標明來源，例如，毗黎勒、特生譽石（以上西域）、底野迦、硇砂，鶴虱、安息香（以上西戎）、波斯鹽、青黛（以上波斯）、龍腦香（婆律國）、菌桂、厚樸、庵摩勒、茅香（以上交趾）；有的則一見便知并非漢族中醫的用藥，如各種香藥（兜婆婁香、沉香、雞舌香、薰陸香），虎睛、東海鳶頭、髑髏、沙牛、乳床，烏扇，木占斯……等等。

    另外， 孫思邈的《千金方》還征引耆婆方十余個，使耆婆在中國的名聲大漲。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耆婆醫藥方雖有印度醫學的源頭因素，但已經不是純粹的印度醫藥方了，其中加入了大量的中醫以及道家的成分，表現了孫思邈在中印醫學相融合上的一種努力方向。

    除了古印度耆婆方外，孫思邈還收集了大秦及波斯國的“悖散湯”（即牛乳補虛破氣方）等等，這些外來的方劑，在豐富祖國醫學的內容上，都起過積極的促進作用。

    另外孫思邈關于古代中國少數民族醫學的記載，不僅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醫學提供了史料，對研究古代少數民族史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當時從西部少數民族輸入的一些藥材，例如庵摩勒（即余甘子）、毗黎勒（毛訶子）和訶黎勒這3種藥物，孫思邈說“戎人謂之三果”。這里所說的“戎人”，實際上泛指西部各少數民族，也就是“西戎”人，甚至包括了鄰近的其他國家，如底野迦（鴉片）、安息香，鶴虱等，在孫思邈的書中說它們“出西戎”。因為隋唐時這些藥品在中原地區并不出產，也不作為藥材來應用，倒是古印度醫學十分器重“三果”，極有可能當時這些藥品已經輸入到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原標題：孫思邈著作中的中醫藥國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