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在武則天、唐睿宗和唐玄宗時代，他三次為相。特別是在開元初年，姚崇向唐玄宗提出“十事要說”，即十條治國建議。這些建議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等眾多領域，玄宗“聽之孜孜忘倦”，全盤接受。之后，姚崇在唐玄宗的支持下，精簡機構，裁減冗員，選賢任能，獎勵清廉，懲治貪官，愛護百姓，禁營佛寺，勸課農桑，寬平賦稅，清省刑法，不貪武功，息兵寧邊。這樣一來，結束了唐代自武則天晚年以來動蕩不安的政治局面，奠定了開元盛世的基礎。在中國王朝史上，最稱強大者莫過于大唐帝國；在唐朝288年的歷史中，最繁榮昌盛的時期莫過于“開元盛世”；而“開元盛世”最主要的奠基人，就是姚崇。
 　　
    作為一個功績卓著的名相，姚崇受到了時人和后人的高度贊揚。和姚崇同時的紫微舍人齊浣說他是“救時宰相”。中唐詩人杜牧稱他“首佐玄宗起中興業”。中唐詩人元稹在《連昌宮詞》中借一名老人之口說：“姚崇宋王景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到了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唐代賢相，前稱房（玄齡）杜（如晦），后稱姚（崇）宋（王景），他人莫得比焉。”毛澤東也對姚崇贊嘆有加，說他是“大政治家、唯物論者”。
 　　
    然而，這個有雄才大略又深得唐玄宗器重的姚崇，在唐玄宗的手下只干了三年多便辭去了宰相的職務。姚崇為什么要辭職呢？《資治通鑒》中是這樣說的：“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異，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鞠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上由是不悅……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姚彝和姚異都是姚崇的兒子，他們都在東都洛陽任職。看到他們是當朝宰相的兒子，許多人都來巴結他們，時常給他們以饋遺。有一次，朝廷命官魏知古來洛陽選拔官員，那些想升官的人就紛紛給姚彝兄弟送禮，讓他們去向魏知古說自己的好話，因為大家都知道，魏知古是姚崇一手提拔起來的。姚彝兄弟仗著父親和魏知古的這種關系，大肆收受賄賂，并把行賄者推薦給魏知古。魏知古回到京城后，把姚彝兄弟的行為向唐玄宗作了匯報。有一天，唐玄宗若無其事地問姚崇：“你兒子的德才怎么樣啊？現在做什么官啊？”機警的姚崇一下子就清楚了：唐玄宗已經知道了兒子的行為。再說趙誨，他當時在中書省任上書，是姚崇的僚屬，深得姚崇的信任。當時的長安，經濟繁榮，許多西域人來長安做生意。那些生意人得知趙誨與姚崇的關系密切，就給趙誨送禮，目的當然是想通過趙誨獲利。事發后，唐玄宗親自過問此案，處以死刑。姚崇看到親信受此重罰，就去向唐玄宗求情。唐玄宗之所以重罰趙誨，目的就在于表達對姚崇的不滿，看到姚崇還來求情，更是不悅，并沒有給姚崇以面子。這樣，姚崇的心中就有了“憂懼”之感。為了全身遠禍，姚崇才提出辭職。姚崇提出辭職要求后，唐玄宗也沒有著意挽留，很快就批準了他的請求。由此可以看出，姚崇不是當宰相當膩了，也不是年齡到了，他是被迫辭職的。
 　　
    別看姚崇的兒子和親信都貪財，姚崇本人卻是非常清廉的。他在《冰壺誡》中批評了“當官以害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的腐敗風氣，要求為官者“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他在《辭金誡》中又說：“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慎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慎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茍自謹身，必無謗恥。凡所從政，當須正己。”姚崇不是在說大話，他不是一個說是一套做是一套的人，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清廉之人。身為宰相，姚崇沒有自己的專門宅第，全家人住在離朝廷很遠的地方。他上朝處理政務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一個叫罔極寺的寺院里。同僚源乾曜與姚崇接觸較多，十分敬佩姚崇嚴于律己、廉潔勤儉的生活作風。有一次，他奏請唐玄宗讓姚崇搬進四方館居住，唐玄宗當即批準。但姚崇認為四方館太豪華，又藏有公文，不便住進去，遂堅決謝絕。
 　　
    可以肯定地說，姚崇是一個清廉的宰相，他辭職完全是被兒子和親信的貪腐行為所累。這一事件警示人們：作為一個領導，除了本人要立得正、走得穩之外，還要管好自己的家人和下屬；因為，對那些管不好家人和下屬的領導，無論是上級還是百姓，都是不放心的。【原標題：姚崇辭職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