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鄭莊公作為一位頗有作為的國君，長期以來卻飽受爭議，其功績為人稱道，同時卻被認為是陰險狠毒、奸詐虛偽之徒。鄭莊公的這些矛盾評價，都可以統一在禮崩樂壞背景下的形象之中。

　　關鍵詞：《左傳》；鄭莊公；人物形象；禮崩樂壞

　　鄭莊公是春秋初期最有影響力的國君，也是《左傳》刻畫的第一個形象生動、性格鮮明的政治家。鄭莊公在位42年，以卓越的政治才干，使鄭國以新封小國身份而在春秋初期的政治格局中率先崛起，成就“小霸”偉業。于周，則初踐王綱，不朝天子，敗桓王于繻葛；對外則多謀善斷，相時而動，結好大國，威服小國，終其一生每戰必克，可以說鄭莊公是我國歷史上最為優秀的政治家之一。但是對于鄭莊公的形象，史書及歷代評論家卻多以“奸詐”、“狠毒”等詞語加之。清高士奇說鄭莊公“陰謀忮忍”，應該代表了多數論者的觀點。目前對于鄭莊公形象的分析論述也比較多，對于莊公性格的剖析也比較中肯，但是本人認為，脫離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時代背景來分析，很難客觀地再現其人物形象，也難以對歷史人物曲折的經歷產生共鳴。因此，本文將把莊公的形象分析，置于禮樂崩壞的大環境下，著力分析其多重身份掩蓋下的性格的各個層面。

　　一：禮樂崩壞下的母子之情、手足之義

　　世人對鄭莊公的批評多是針對其在克段于鄢中對待弟弟共叔段和母親姜氏的行為，但莊公是否真的像古人所說的那樣陰謀忮忍，虛偽狠毒，不仁不義呢？鄭莊公縱惡導叛而逐弟，惡偏私而囚母的原因又是如何，翻閱史籍不難得知。

　　《左傳•隱公元年》記載：“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它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國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叁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⑴

　　從史書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導致兄弟相爭、母子交惡的根源在于武姜對共叔段的偏愛和共叔段的屢屢違禮逾制，武姜和共叔段才是鄭國內亂的始作俑者。

　　按照周代的嫡長子繼承制度，只有作為嫡長子的鄭莊公方可父死子繼，立為鄭國國君，作為幼弟的段自然沒有資格立為君主，只能由國君封為一邑之主。武姜因為莊公寤生之故而偏愛共叔段，欲廢長子莊公而立段，顯然是對嫡長子繼承制的赤裸裸的破壞，也是對強調長幼有別的周禮的僭越。這種大膽的違禮行為在西周時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周王室東遷之后，王室權威盡喪，與周代統治秩序密不可分的禮樂制度也不可避免地趨于崩潰，失去了對上層階級進行教化約束的作用，各種僭越違禮的現象開始屢見不鮮，武姜和共叔段的行為只是春秋初期禮樂崩壞的一個縮影。但是，雖然周禮已經失去了作為整合社會思想倫理、規范交往準則工具的地位，但其重視尊卑有序的核心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人們已經習慣于從禮的角度褒貶人事。極為重視承繼三代之禮的《左傳》作者，在行文中清晰地表現出以是否尊禮守禮作為評價人事的標準，因此在敘述鄭伯克段于鄢之后，針對《春秋》“鄭伯克段于鄢”之言，解釋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簡短的幾句話對共叔段的不悌及逾禮行為提出批評，同時作者認為鄭莊公的行為確是縱惡導叛，批評其沒有教導好弟弟。

　　《左傳》站在禮的角度批評鄭莊公縱惡導叛，后世的不少評論者也多持此論，并且詰責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如果我們從鄭莊公當時所處的險惡政治環境出發，重讀克段于鄢一段，就會發現莊公的“縱惡導叛”不僅表現出了莊公在殘酷斗爭中培養出的思慮深遠、隱忍深沉、相時而動的政治智慧，還能體會出在殘酷的權力斗爭、人倫悲劇中閃現的一絲人性溫暖。莊公在共叔段的貪得無厭、步步緊逼之時，仍顧及手足之情，希望其幡然悔悟，沒有立即采取

　　針鋒相對的行動。當兄弟相殘不可避免之時，莊公也只是將其逐出國境。對于偏愛幼子、對自己有著病態仇視的母親武姜，鄭莊公也只是將其囚于潁地，當看到潁考叔為了母親“食舍肉”時，便“語之故，且告之悔”，最后在潁考叔的建議下與姜氏隧而相見，母子和好如初。可見莊公在殘酷的權力爭斗中，在冷漠狠毒的君主面具之下，心底還存留著對母子深情、手足之誼的深深眷戀，這些人性中最原初、最真切的情感是永遠無法完全磨滅的。因此在評價鄭莊公這個人物的時候，如果無視其人性的一面，而只是一味地斥責其陰險狠毒，對古人顯然是不公允的，不少評論者在這個問題上持論甚至不如《左傳》作者更加公平。

　　二：介居尊禮與尚實之間的行為哲學

　　“介居”一詞多被用來表現鄭國在大國夾縫中艱難求存的尷尬處境，但這個詞同樣可以用來形容鄭莊公在禮樂崩壞的時代充滿矛盾的行為哲學。鄭國作為與周王室血脈相連的姬姓諸侯，天然的與宗周有著特別的親近。武公時曾輔佐周平王東遷，周公黑肩曾說：“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武公與莊公又曾長期擔任平王卿士，即執政官，因此鄭國統治者對于強調宗法分親等政治倫理的禮相當重視，鄭國人也給同時代的人留下了莊重嚴肅的印象，至今我們在形容一個人很嚴肅時仍然說他“鄭重其事”。鄭莊公對于禮也是非常重視，《左傳》中有不少關于莊公尊禮的記載，《左傳》作者甚至以“君子曰”的形式對莊公尊禮的行為進行褒揚：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隱公十年）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許無庭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后人，可謂知禮矣。”  （隱公十一年）

　　其余諸事，如會王師伐宋、如周朝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齊人朝王、以王命伐宋、敗戎師救齊以及與諸侯間的盟會渝平等，都符合禮的原則。繻葛之戰中大敗王師，鄭莊公卻阻止了部下追擊周桓王的打算，說：“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茍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表現得不卑不亢、有理有度。鄭莊公在政治活動中尊禮守禮，為自己塑造了禮樂文明捍衛者的形象，在外交中占據了道德輿論的制高點，并藉此最大限度地為本國謀求利益，表現出了純熟的政治技巧。

　　但是，鄭莊公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實用主義者。當本國利益受到威脅或者遵禮不能夠獲得更多的好處時，鄭莊公便會毫不猶豫地將禮的條條框框扔在一邊，采取斷然措施捍衛自己的利益。即使是周天子，一旦對己不利，鄭莊公則毫不猶豫地采取針鋒相對的行動，如怨畀政而取溫之麥、成周之禾，惡奪政而戰王師于繻葛。對于周王室，鄭莊公是爭取與斗爭并重，既可以假王師以令諸侯，又敢于與之刀兵相見，使得莊公表現出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桀驁不羈。對于諸侯，鄭莊公更是于己有利則友之，有隙可乘則刀兵加之，遠結大國，威服近鄰諸侯，“脩廩延之郄，則伐衛；報東門之役，則侵衛；為邾人釋取田之憾，則伐宋；忿請成之弗許，則侵陳；假王令以興師，則伐宋；兼三國之師，則取戴；托違命以虐小，則入郕；飾鬼神之不逞，則入許；怒周班之見后，則戰郎。其他連衡植黨，相從牲歃，難一二數。”⑵鄭莊公外交手腕之靈活、行事之決絕果斷、為人之恩怨分明，睚眥必報，可見一斑，全然一副毫不講“禮”的模樣。對此，《左傳》也多有批評，如隱公三年鄭國軍隊取溫之麥、成周之禾，《左傳》以“君子曰”的形式批評其“信不由中，質無益也”；隱公十三年鄭莊公令軍隊以牲詛咒射殺潁考叔者，作者又借君子之口評論道：“莊公失刑政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對于鄭莊公的一些軍事行動，《左傳》也以微言大義的方式予以批評，如“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隱公五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隱公六年），依周禮制，“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莊公二十九年），作者在此用“侵”字，顯然是要強調鄭國出師的不正當性，是與禮不合的。

　　鄭莊公這種看似矛盾的人生哲學，一方面是由其自幼成長的環境造成的，莊公因為寤生的緣故，為母親所厭惡，甫一即位，便面臨弟弟共叔段的叛亂，母親也在中為虎作倀。在這種險惡的生存環境下，鄭莊公只有學會審時度勢，學會必須的堅毅果斷和不可避免的狠毒，方能贏得生存，并在殘酷血腥的權力斗爭中勝出。因此，莊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對實力的推崇，而為了壯大自己，就需要以實用主義思維取代禮的種種限制，各種行動只需行之有效，而不管是否合乎禮的規則。另一方面，鄭國的社會現實要求鄭莊公必須采取靈活有效的外交政策。鄭國處于中原腹地，北有晉，南有楚，東面有宋、衛、齊、魯，在春秋初期的政治格局中，已經隱隱顯現出介居大國之間的危險局面。此時鄭國需要的不是宋襄公之類的迂腐守禮的君主，而是一個有著強硬而又靈活手腕的國君，在這種格局之下，鄭莊公唯有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壯大鄭國實力，方能在強敵環伺下生存下來。因此鄭莊公的遠交近攻、假王師以討諸侯，皆是出于現實需要。最后，鄭莊公之所以在尊禮的同時崇尚實用主義，最終還須在禮樂崩壞的時代背景中尋找根本原因。平王東遷后，王室衰微，權力逐漸下移，舊的世襲家長制統治秩序趨于瓦解，各諸侯國的自我意識增強。雖然各諸侯國內部仍是宗法世襲的模式，但諸侯國與宗周之間舊的血緣關系帶來的親近與認同感漸漸喪失，各國之間更是爭執不休。禮崩樂壞帶來的，是舊有的政治倫理的崩潰和行為規范的喪失，新的能夠整合人們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的思想尚未成型，藉此，能夠適應新的社會形勢、最大限度的整合社會資源的實用主義思想漸趨活躍。鄭莊公正是敏銳地感知到了時代的變化，沒有拘泥于舊有的思維模式，而是大膽突破禮的限制，不拘一格，以靈活圓熟的政治技巧，為鄭國謀求利益的最大化，最終開創了“小霸”局面。

　　三：時代變革中的悲劇英雄形象

　　鄭莊公縱橫春秋初政壇四十二載，數戰諸侯聯軍，弗有不克，敗王師， 取其禾麥，伐宋、衛、陳、郕、魯，戰無不勝，幾滅許，完全是一副梟雄之姿。那么為什么說鄭莊公又是時代變革中的悲劇英雄呢？

　　其一，鄭莊公的個人缺陷使其執政多有過失，給鄭國留下了巨大隱患。正如高士奇所言：“鄭莊公亦一世之雄哉！然而不能崇固國本，內寵多嬖，三公子皆疑于君。至忽、突、子斖、子儀之際，爭殺禍興，國內大亂，則皆陰謀忮忍所積有以取之。”⑶鄭莊公在位之時，專寵祭封人仲足，使之為卿。祭仲為莊公娶鄧國之女，生昭公，鄭莊公死后，祭仲立昭公為國君。而宋國大夫將女兒嫁給莊公，生厲公，宋雍氏欲立之，于是拘留了祭仲并強迫其改立厲公為君，自此鄭國陷入內亂，直到魯莊公十四年，厲公居櫟十七年后復入鄭國為君，鄭國政局才稍為穩定。祭仲專權及隨后喪失立場改立國君，致使諸公子爭立，使得鄭國國勢急劇衰落，這一切最終都要歸結于鄭莊公的專寵祭仲與沒有處理好繼承人問題。艱難開創的“小霸”偉業，因為一些不當操作而迅速崩潰，不可不謂悲劇。

　　其二，鄭國的先天局限，使得“莊公小霸”終不能持久。鄭國位于中原腹地，土地狹小，資源貧乏，雖有較為發達的手工業、商業，但在戰時，鄭國缺乏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的那種持久力。而且鄭國周邊諸侯林立，強敵環伺，國內又無險隘之地，使得鄭國成為大國間的理想戰場。鄭莊公去世后，國內大亂，晉、楚相繼崛起，鄭國最終陷入介居大國之間的危險局面，最終走向了滅亡。反觀晉、楚、齊等國，多數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周無強敵，便于對外擴張，使其有能力爭霸中原。鄭國先天不足的現實局限，使鄭莊公最終沒能站到其應有的高度。

　　其三，鄭莊公從思想傾向性上講，是一個禮樂文化的維護者，在純粹的個人意愿上，他尊禮，守禮，愿意服從禮所象征的秩序，這些能夠從他對周天子始終保持的尊崇上看出。但鄭莊公一生所為，其為鄭國崛起所做的努力，最終都成為了加速舊秩序崩潰的助力，使他成為了自己所維護的舊秩序的掘墓人。這種略顯荒誕的處境，帶著濃濃的悲劇意味。鄭莊公雖為一世之雄，卻也是春秋大變革時期第一位悲劇英雄。

　　鄭莊公的一生頗具戲劇性，其人物形象也很是復雜。在其光環與罵名之下，既有一位卓越政治家的智慧謀略，又有著尋常人的情感，還有著濃濃的悲劇色彩。我們看到的，是兩千多年前，一位悲劇英雄的天縱雄姿和令人嘆惋的無奈。

　　注釋：

　　1. 李夢生：《左傳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3頁。

　　2. [清] 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606頁。

　　3. [清] 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606頁。

　　參考文獻：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2. 李夢生：《左傳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周禮》，《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4. 李山：《先秦文化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5. 趙子謀：《鄭國二十三君評傳》，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