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是在宋代崇文輕武、國勢失衡、催發神圣憂思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文化英才。正是他這樣的英才，能在慶歷時期的政治變革中發揮著促進者、支持者、鼓舞者的作用；在宋代的學術丕變中發揮著疑經惑傳、促進思想開放、推動儒學轉軌(理學誕生)的開路先鋒作用；在北宋的詩文革新中，努力獎掖后進，凝聚大批文士，扭轉靡弱、艱澀的文風，發揮著文壇盟主的領導作用，不但促成文學事業高度繁榮，也使整個宋代文化攀上歷史的高峰。

　　中國古代士子，普遍受到孔孟老莊思想的熏陶。儒生們無不把“道”作為指導思想，作為立身行事的精神依據。因此，分析士子標榜的“道”的獨特內涵及其在實踐中的運用，是了解和把握每個士子的思想、人格、個性、價值取向、審美情趣的主要途徑或必由之路。當然，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對“勢”與“道”的追求有不同的偏重，例如被歐陽修斥責的五代人物馮道，厚顏無恥，歷仕四個朝代，還自稱“長樂老”，顯然是選擇了“勢”(位、權、利)；韓愈、歐陽修則選擇了“道”(道德、學養)。

　　韓愈、歐陽修同是儒者，同是護“道”排佛旗手，但兩人對“道”的理解和闡釋，有很大的不同。韓愈為挽救由盛轉衰的唐王室而推尊堯舜傳至孔孟的“道統”，強調君臣父子的統治秩序，“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則誅”(《原道》)，而對改善百姓處境較少關注。歐陽修面對北宋積貧積弱、危機迫近的社會現實，在較多地了解下民疾苦、政治腐敗、官吏“貪冒成俗”、儒者(包括韓門后學)空談性理，“務高言而鮮事實”的狀況以后，他對作為儒家核心的“道”做了世俗化、實際化的解釋。他在《與張秀才第二書》中指出:《尚書》所講的堯舜禹之“道”，不過是“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孟子所反復提倡的“道”，“不過于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其事(樹桑麻，畜雞豚等)乃世人之易知而近者，蓋切于事實而已”。另外，他又強調指出“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這種“切于事實”、“本于人情”的闡說，使“道”切近了萬戶千家安居樂業、養生送死的日常生活，也貼近了普通人希望減少苦難的思想感情。韓、歐論“道”，一個多向上看，一個多向下看。這不但形成了他們的個性、心態的差異(如韓愈追求勢位的心情比歐陽修迫切)，而且造成了他們對政治改革態度的不同，韓愈反對或者說不贊成永貞革新，而歐陽修則大力支持、推動慶歷新政。可見對“道”的解釋體現出人的價值取向，引導和規范著人的心理和行動。

　　明道二年(1033)，歐陽修27歲，得到了對“道”的世俗性、實踐性的理解，寫成了《與張秀才第二書》。這是他接受“以廉為吏、以學立身”的家訓傳統，接受由母親傳達的“廉而好施”、仁厚恤民(力求救人于死)的父教之后綻放的精神花朵，也是他觀察思考社會現實后得到的思想結晶。這奠定了他政治觀、人生觀、學術觀、文學觀的基石，也完成了他人生旅程的第一階段——讀書應考和從政準備時期。此后他正式開始從政生涯，一以貫之地實踐具有自我理解的獨特內涵的“道”。他怎樣實踐呢？《與張秀才第二書》中有答案:“君子之于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立德)，施之于事(立功)，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立言)，以信后世。”這里講得很清楚:“道”是指導思想，也是崇高的追求目標，“明道”(理論闡釋)和“為道”(實踐行動)是他的終身職志，是他為人、為政、為學、為文的樞紐和關鍵所在。

　　曾鞏在《祭歐陽少師文》中說:“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凈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曾鞏對歐陽修一生為政情況，做了極好的概括，就在于抓住了“尊明道術”這一關鍵。后世的人往往只矚目歐陽修的文學成就，可歐自己卻“不言文章，而喜談吏事”:“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及物”就是把“仁民愛物”的“道”落實在政事施為上。他揭露時弊，抨擊吏治，反對聚斂，要求抑制兼并，整頓因循茍且的政風和官風，在朝廷促成慶歷新政，在地方實行寬簡之治。不論身處通都大邑或僻遠小區、邊塞要隘，都是滿懷憂患意識，洞察世情民隱。在官府，他總是憂慮賦役無度，奢靡無節；在底層，關注民生疾苦，萬民怨謗，為改善腐敗吏治，紓解黎民困厄而勞心焦思，為緩和內憂外患不斷提出救弊補闕的建議。由此，他成為諫官型的政治理論家、“沉潛剛克”的政治改革家以及體恤百姓、實行寬簡之政的好官和清官。滁、揚二州百姓為他立生祠，南京(今河南商丘)士民譽他為“照天蠟燭”，是他在地方官任上施政“為道”的最好鑒定。他的政治風范突出地表現在“諫諍”和“穩健”兩點上。歐陽修真正涉足政治是從寫《上范司諫書》與范仲淹建立戰友關系正式開始的。他認為諫官品級雖低，卻擔負著“與天子爭是非”的職責。他勉勵范仲淹做好諫官；斥責高若訥坐失諫責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招來第一次貶謫。慶歷三年(1043)被召入諫院，他仰慕陳子昂、杜甫的榜樣，殫精竭慮，日夕撰奏諫稿，力陳冗官冗祿的弊害，揭示內憂外患的危機，推動了慶歷新政的開展。僅一年時間，他上的諫章就近百篇。他的諫諍活動，不僅是“在慶歷初，職司帝聰”(指任諫官)時如此，可說終其身無不如此；不論是否在諫官之位，始終盡諫諍之責，大量的諫章和奏議就是記錄他一生政治活動的載體。不論在朝廷還是在地方任職，不論在銓部、翰院，在樞府、相府，還是在奉使河東、河北期間，直到晚年貶青州時，都筆不停揮，把自己廣泛觀察、敏銳發現、深刻思慮過的政治見解和施為主張都及時反映出來，內容涉及內政、外交、軍情、人事、財經、水防、民政等方方面面，力盡“下民疾苦，臣職當言”之責。他有些建言被采納后，起到了救民水火、進賢退奸，乃至挽救了不少生命的作用。他曾經參與慶歷新政，后來又被御賜“推恩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稱號，是參加規劃王朝的宏猷遠謨的大人物，為什么他始終傾情關注社會旮旯里的瑣碎細事，不斷寫諫稿來拾遺補闕，在禍患初現端倪或奸宄已經暴露之后做些世俗所謂堵漏洞、擦屁股的事情呢？——只因為他所理解的“道”是“切于事實”、“本于人情”的。

　　歐陽修一貫主張改革圖新，但他又不贊成行事過急過猛，他是一位穩健型的政治改革家。他不能像王安石那樣提出一整套富國強兵的理論，制定一系列改革的政策，并以鐵腕向全國普遍推行，但歐陽修卻總會憐念民生，不忍看見社會血淚。當熙寧變法激烈推行的時候，他對某些虐民的舉措持保留態度。如各地強行抑配青苗錢，舊債未償，新的貸錢(利息偏高)又行俵散，使百姓無暇喘息時，歐陽修一面上奏章反映實際情況，一面自作主張停施青苗法。歐陽修主張改革弊政，反復受挫后，于45歲左右，即從政前期快結束時，他總結反思了慶歷新政的教訓，深感守舊勢力盤根錯節，改革隨時隨處都會受阻受挫，自身也受到打擊報復，由是，思想漸趨穩健，強調“猛寬相濟”，確立了“剛以養志，柔以處事”的人生態度。【原標題：剛以養志，柔以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