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因為寫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文章，筆者采訪到了著名作家李蕤的夫人——百歲老人宋映雪和他的女兒——學者宋致新，并且寫了一篇關于李蕤的文章。后來閱讀《讓我們的愛伴你遠行》、《李蕤評傳》等書時，筆者發現了《豫災剪影》之外的李蕤。他不僅是優秀的報紙編輯、記者，更是追求進步向往革命的作家。他以赤子之心，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書寫了心中的波瀾，記錄了時代的風云。

    疾風知勁草 葳蕤春又生

    李蕤，原名趙國恩，字惠岑，后改名趙鴻恩、趙慧深、趙悔深，曾用筆名趙初、悔深、慧深、流螢等，是上世紀30年代已成名的現代作家。他曾在南陽《前鋒報》主編燧火副刊。作為進步知識分子，他寫文章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后被反動地方當局驅逐。1947年，他在開封主編《中國時報》、《前鋒報》的聯合版春蟄副刊。李蕤作為主筆，以記者的名義刊發了5月30日國民黨反動當局用美式手銬逮捕河南大學游行示威的部分學生的新聞后，在6月2日早晨被捕。在各界強烈要求下，10日后，他和其他6名被捕人士被無罪釋放。但是，他已經在當局掛上了號。1947年11月，國民黨當局派軍警、特務包圍他居住的南京巷汜水會館，李蕤的家人遭到威脅，被槍指著頭不讓說話。軍警和特務一番搜查后無果而返，在汜水會館增設了暗哨，開始進行監控。李蕤認為已經不適合再留在開封了。一番東躲西藏后，他于1948年年初，離開開封到上海投奔蕭乾，住在章靳以家。后來，蕭乾介紹李蕤到當時的北平（今北京）《新路》雜志當助理編輯。離開開封后，李蕤甚為懷念開封的編輯同仁，他給同事劉國明寫了一封信，訴說“荒落”之苦。他在每一個經過的地方都掛念開封的消息，都給同仁寫信，但是卻沒有讀到從開封寄來的“只言片語”。

    1948年6月21日，開封第一次解放。6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撤出開封，一大批知識分子奔赴解放區。李蕤在《新路》雜志社里，一直關注著河南的局勢。得知上面的消息后，他毅然辭去了工作，于8月帶領全家奔赴豫西解放區。他在途中寫下的《水終必到海》一文，刊發于《豫西日報》，后被新華社轉發。李蕤號召知識分子打消投奔解放區的顧慮：“人們的力量，新生的事物，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陳腐的一切進軍，而反人民的力量，也在盡一切可能作垂死掙扎。每一個人都置身分水嶺頭，不是服務人民、幫助新社會的誕生，便是做黑暗勢力的墊背、進步社會的阻路石，二者必須選擇其一，任何人不能例外。”

    1948年10月，開封第二次解放，李蕤重返開封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次，他是隨吳芝圃一行進入古城的。開封是他求學、工作過的地方，是他戀愛、戰斗過的地方，是他辦報、坐牢的地方。望著熟悉的街道，聞著流溢的菊香，想著走過的滄桑和流年，他感慨萬千。他“1948年11月6日《開封日報》創刊后任副刊編輯主任，列席社委會”，《開封市新聞志》上這樣記載。編輯副刊是他的老本行，組稿寫稿更是輕車熟路。當時《開封日報》副刊名叫《大眾園地》，稿子多為南下干部的感想文章。1949年3月28日，中原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中原大學召開，大會決定成立中原文藝協會籌備委員會，李蕤是15名籌備委員會委員之一，任常委。4月，他離開開封日報社，到中原大學研究班學習。6月，《河南日報》創刊后，李蕤主編《河南日報》文藝副刊。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每一天都有新感覺，每一周都有新收獲，每一個月都有新變化。1949年7月，李蕤作為中原文學界的代表之一，到當時的北平（今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文代會一結束，他便立即投入到籌備河南省文聯的工作中去。當時河南省文聯籌備委員會的辦公地點在三圣廟街省總工會院內，條件十分簡陋。李蕤作為河南省文聯籌備委員會的專職副主任，求賢若渴，四處邀請名家到河南。他四處奔波，為匯聚河南的新文藝骨干力量而不懈努力。他通過吳芝圃向中組部提出請求，把當時在華北大學創作組的蘇金傘挖到了開封。之后，徐玉諾、青勃、欒星、姚雪垠等被調入河南省文聯籌備委員會。連當時的青年作家何南丁、鄭克西、龐嘉季等也被調來了。1950年1月和3月，《翻身文藝》、《河南文藝》分別創刊后，李蕤任主編。

    朝鮮戰爭爆發后，河南省文藝界成立了抗美援朝宣傳委員會，李蕤任副主任委員。他積極投入到普及性的群眾宣傳運動中，和其他作家一起編寫了一大批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的作品，到1951年6月出版了“反美侵略小叢書”19種，1952年出版了“抗美援朝文藝小叢書”30多種。李蕤堅持貼近民間、接納地氣，寫了河南墜子《快打美國狼》、河洛大鼓《杜魯門求神》、快板諷刺劇《杜魯門求神遇鬼記》。李蕤創作的這些作品十分受歡迎，到處傳唱。但是李蕤并不滿足，他覺得這些文章缺少真實的生活，遠遠不如當年他在河南大饑荒中采寫的“災區通訊”真實有力。機會，終于來了。

    戰火紛飛處 作家筆耕勤

    1951年11月，胡喬木在北京市文藝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作了題為《文藝工作者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演講。他認為當時的文藝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因此首要任務便是確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進行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時任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協的前身）副主席的丁玲在給巴金的信中說要貫徹胡喬木同志指示，組織作家到工廠、朝鮮戰場。1952年年初，全國文聯計劃組織文藝家訪問朝鮮。李蕤到北京報名參加的時候，丁玲關心地問：“李蕤同志，你上有老、下有小，就不去朝鮮了吧……”李蕤當時堅定地表示，全家人都支持他。

    宋致新老師給筆者提供了塵封多年首次公開的李蕤在朝鮮寫的家書。從這些信件里，我們可以感知到，他在那個大時代中將個人命運與祖國發展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如1952年2月20日，在去朝鮮之前，李蕤給家中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全國文聯秘書長現在是舒群，見面后很親熱。坐了一會兒，我就搬到后海北官房口20號文學研究所來。在這里，見到丁玲、巴金、古元、葛洛、馬加、菡子、白朗、黃谷柳、西虹等同志，他們已經聽了陳伯達同志的重要報告，學習了一個星期。”除了曹禺準備去工廠、馬加準備下鄉之外，當時大部分同志熱切希望到朝鮮前線去看看，因為覺得機會不可再得。李蕤也想到前線去，“到戰地去一下，對于自己的思想感情，會是很大的鍛煉。自然，最后是完全服從組織的意見”。

    丁玲對巴金說：“因此我極希望你能抽出一段時間來，如果不能去朝鮮，則去工廠也可。因此，我魯莽地把你的名字列在調集作家的名單之內，這種希望和魯莽我以為可以得到你的諒解。你是否能設法來滿足我們的希望呢？”這封信的前面，丁玲說巴金的作品“思想上還有所不夠”，去朝鮮是她認為可以提高的途徑。巴金不想做一個被社會排斥的人，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融入新社會，到朝鮮戰地體驗生活無疑為他提供了一個平臺。全國文聯組織的“朝鮮戰地訪問團”，有18名藝術家，組長是巴金，副組長是葛洛和古元，其他成員有白朗、王希堅、黃谷柳、李蕤、羅工柳、辛莽、菡子、逯斐、宋之的、寒風、西虹、高虹、西野、王莘、伊明等人。1952年3月15日下午6點前，李蕤、巴金一行到達當時的安東(今丹東)。

    李蕤在1953年《人民文學》第一期發表的《在朝鮮前線八個月》中寫道：“我們第一批入朝創作小組，3月7日離京，3月16日過鴨綠江。開始是團體行動，離開平壤后，即分為兩組……”古元和巴金各帶一組。李蕤跟著巴金一組進入朝鮮戰場西線。

    李蕤跟著巴金初入朝鮮時，行程安排得很緊：3月22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會見了他們，給他們談抗美援朝的意義，分析了國際形勢，并且給作家們介紹了當前敵我斗爭的態勢。彭德懷給李蕤他們留下了誠懇、樸實、謙遜的印象，李蕤在《難忘的會見》這篇通訊中描寫了彭德懷的形象。3月26日，他們參加志愿軍司令部歡迎“反對美帝細菌戰調查團”大會。當時正是美國進行細菌戰的時候，為了配合這一工作，巴金、李蕤等作家目擊了美軍細菌戰的種種罪證，發出了在朝中國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抗議和聲明；3月31日，全體成員到平壤，在平壤參觀，并于4月4日受到金日成的接見。后來，他們到開城中立區，又到前線各部隊去……前兩個月里，他們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后來到部隊后情況好了一點，但敵機轟炸、暗炮打擊等也隨之而來。

    李蕤在1952年7月7日寫給妻子宋映雪的家書中，記載了當時的情景：“（6月）28日，我們（巴金、魏巍）一路，由軍到師，在某師部住了一夜，便向陣地出發，當日便越過團、營，住到一個連指揮部的隧道工事里。當天下著雨，我們爬到山上時，衣服盡濕。第二天，我們又冒著大雨，穿過敵人炮火的封鎖道路，到我們與敵對峙的某高地。一路上，我們趟過深沒半身的河流，巴金同志還常常滑倒。但因為雨，炮彈還很稀少。7月3日，我們親眼看到一次激烈的戰斗，敵人就在我們山前一兩里的小山包上發動進攻，打了兩三千發炮彈，打了無數個煙幕彈，真是打得天昏地暗。炮火過后，敵人便發動沖鋒，連續沖鋒16次，但終于沒有攻下我們一個班（12個人）堅守的陣地。敵人反傷亡四五十人，丟下很多武器。接著敵人來報復，12架飛機輪番來炸我們那天冒雨去看的那座山，結果被我們打落了兩架。在這天的戰斗中，對于近代化的戰爭，才算有了實感，也才更從各個角度看到我們戰士高度的樂觀主義，樹立了牢不可破的必勝信念。”

    巴金在1952年7月17日寫給蕭姍的家書中記載了他和李蕤在朝鮮的狀況：“這里離開城有兩百多里路，白天熱，晚上涼。但是我和李蕤同住一屋，是朝鮮老太太家，滿屋都是小蟲，我說是與小蟲和平共處。” 而李蕤和巴金、魏巍同在一個師部里，常常一同到前線采訪，入夜敵機不斷地來騷擾，寫作環境十分艱苦。李蕤采寫了很多素材，寫出了一系列精彩的通訊。這些帶著硝煙的作品大都刊發在《人民日報》上，深受讀者的歡迎。1953年9月，李蕤報告文學作品集《在朝鮮前線》由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此書由古元設計封面。

    李蕤常常抽空寫很長的家信描述前線生活。每次魏巍一看到李蕤寫家書，便開玩笑問：“又寫小說了，是長篇還是中篇？”李蕤則忙笑著說：“短篇，短篇。”1952年中秋節，是羅盛教烈士紀念碑立碑的日子，場面十分隆重，附近的居民也趕來公祭。公祭的時候，各方面獻的花，把羅盛教的墓變為花山。朝鮮政府已把埋羅盛教的山改名為羅盛教山，把他救朝鮮小孩崔瀅的河改為羅盛教河。羅盛教的事跡在祖國也引起了轟動，許多青年寫信給羅盛教的父親，愿做他的兒子。崔瀅也寫信給羅老先生，表示要繼承羅盛教的遺志，羅盛教的父親也寫信鼓勵崔瀅，愿意把這個朝鮮孩子當做自己的孩子。1952年10月6日，李蕤在家書中寫道：“中秋節夜，也曾想到你們，想著你們一定會念著我。但一想到羅盛教，想家的念頭就淡多了。”

    在朝鮮前線，巴金創作的《團圓》后來改編為著名電影《英雄兒女》，魏巍創作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時洛陽紙貴，李蕤創作的《青年狙擊手》、《張渭良》等作品也成了膾炙人口的佳作。

    1952年年底，李蕤從朝鮮歸國，開封人民群眾像歡迎志愿軍一樣歡迎他回來。他只在家休息了一天，便開始到各個機關單位作報告，一天兩場，嗓子幾乎要講啞了。劉海永【原標題：李蕤：以赤子之心記錄時代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