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只有一次。這惟一的東西，無論是財富、權力，都不值得拿來交換；因為那些事情，會傷身害性，如果交換，相當于砍頭求帽———這顯然是極端的主張，與常識不符。常識是，生命就是生活，個人生活與社會的平衡，盡管不完美，卻不能火冒三丈地執其一端。

　　楊朱，先秦哲學家，戰國時期魏國人，字子居，反對儒墨，尤其反對墨子的“兼愛”，主張“貴生”、“重己”，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

　　若按楊朱的主張，又向哪里放惠，又從哪里得濟？

　　孟子把力辟楊、墨作為一生的大事業。一方面，有想法而無體系的人，每需要辯論的對手，來澄清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我們看稷下學宮的巨子，半是后世所謂的道家者流，便知當時異見的流行程度，已令正人君子忍無可忍。“異見”是從孟子的立場上說，他看到孔子的智慧被無知無識的人們冷落，楊、墨之言反倒充盈天下，氣得死去活來。“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為了和楊、墨作戰，孟子把門檻鋸掉一寸，說只要批評楊墨，就算是投名狀，立刻入伙，成為圣人之徒。

　　楊朱著名的主張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聽到這一句，不只孟子，就是普通人，也難免動了肝火。您想啊，我們都時刻準備著給別人好處，又時刻指望著從別人那里得點好處，若按楊朱的主張，又向哪里放惠，又從哪里得濟？楊朱的一派，后人總結其為“貴生重己”，重己便輕物，貴生便不以事功為意。他以為人的生命是自己的，并且，他是無靈論者，認為生命只有一次。那么，這惟一的東西，無論是財富、權力，都不值得拿來交換；因為那些事情，會傷身害性，如果交換，相當于砍頭求帽———這顯然是極端的主張，與常識不符。常識是，生命就是生活，個人生活與社會的平衡，盡管不完美，卻不能火冒三丈地執其一端，追求利益不等同于交易生命，而讓渡一些自由往往是必要的。

　　楊朱的話，實在是有感而發。比如他把追求利益當成傷害本性的事，就和當時的局面有關。戰國諸子所持觀點不同，但沒有一個人認為當時的社會狀態可以接受。成千上萬的學者，不約而同，從各個方向圍攻社會，有點令人吃驚。近代政治學家曾想象集中的權力出現之前是什么樣子，在人各自為生、彼此之間尚無任何協議的時候。先秦的一些學者則宣布那種狀態———如果真曾有過———簡直就是理想世界。這種想法，從現實倒推而來，本身是幼稚的，但楊朱和其他許多人，沒有儒者那種經濟的壯志，又怕多歧亡羊，惹不起躲得起，似乎是最簡單的選擇。

　　其實一個自利的人，給他天下的萬分之一，要他一萬根毛都是可以的

　　當時兩大學派，儒和法，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管理民眾，使之為國家所用，一個要臨之以威，一個要賄之以仁，楊朱這批人則只唱反調，專門研究不為大人君子所用的理論。“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就是一種反調。法家說，你給君主出力，君主給你好處。楊朱搖頭；儒者說，只要你歸仁，就能攤上一個好皇帝，過上又高尚又幸福的生活，楊朱也搖頭。像一個拗孩子，打定主意不做一件事，給他糖也不要，給他果也不要，你把全世界給他，他也不要。人或稱之為“極端個人主義”，有點誤解。楊朱主張的價值，在于它是個人主義在理論上的發生點，不在于實際的方針。人的生命屬于自己，是最簡單也最經常被忘掉的道理，因為有那么多力量致力于讓大家想不起這個道理，而且總是成功———看看戰國諸子，誰笑到最后？

　　孟子以為楊朱的主張，使人無異于禽獸。如果把楊朱主義當成社會理論，孟子是對的。至于背后的道理，孟子裝作看不見，本來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忽視那個道理。在另一方向上，韓非則直接地說楊朱這種人該殺，因為就算是一匹上等好馬，趕他他不肯向前，勒他他不肯停步，讓他往東他往西，留著有什么用？倒把別的馬都教壞了。君主懸設良田美宅，高爵厚祿，就是要換得人們去給他拼命，楊朱輕物重生，怎會給官家拼命？如果尊禮這樣的人，大家都學壞了。

　　韓非也說得不錯。同屬楊朱一派的，有一個叫子華子的人，認為“迫生不如死”。“迫生”就是悲苦的生活，聽說舊社會人多悲苦，按子華子的主張，豈不要視死如歸？看來，楊朱的主張，無論如何不能化為治術，即便沒有儒法的交攻，也遲早式微。它的影子，倒也存在，卻變成了另一種姿態。和楊朱主張接近的，還有一個叫詹何的人，有人問他如果一個人身在江海，心存魏闕，那可怎么辦。他答以重生，重生則輕利。那人又說，如果實在做不到，老是惦記著名利呢？他說，如果實在約束不住自己，就一點也不要約束，盡管放縱，怎么舒服怎么來，才是不害生。中國式的享樂主義有一千種道理，這是其中之一。

　　后世的人，一想起來就批評楊朱的“一毛論”，說給他天下他都不換，太自利了。其實一個自利的人，給他天下的萬分之一，要他一萬根毛都是可以的。只是那樣的好機會，哪里會經常有呢？童話里說，森林里有許多光溜溜的動物在行走，很不體面。它們的毛，并不是一起拿去換天下了，而都是一根一根地給拔走的。刀爾登/文【原標題：一毛不拔的楊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