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王霸》：“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淮南子·說林訓》：“陽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涂”通“途”，衢涂、逵路，均指四通八達的路口。可南可北，可東可西，錯走半步，等到覺悟后已經差之千里了，這不禁讓楊朱黯然神傷而涕零哀哭。許多人都有徘徊彷徨在岔路口的體驗，為何惟有楊朱哭之？看來這個典故里面包含深刻的寓意，有待人們去挖掘、揭示。

　　楊朱，又稱楊子、陽子，戰國諸子之一，生卒年不可考，魏國人。楊朱被稱為“道家的真正的創始者”，（楊榮國：《中國古代思想史》）他像老、莊一樣膜拜自然，主張“全性保真”。《淮南子·氾論訓》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這種自然主義的精神延伸到政治領域，就是無為與不干涉主義。楊朱理想的治理模式是童子牧羊式的，順應自然，無為而治。而與老、莊不同的是，楊朱不主張將個人融化在自然之中，相反，他特別強調作為人的個體的獨立性和可貴性，樹起了“為我”和“貴己”的旗幟。這種個人本位思想與傳統國家、家族本位思想格格不入，甚而被解讀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盡心上》）的極端自私利己主義者。但這其實并不符合楊朱的原意。《韓非子·顯學》講得很清楚：“今有人于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易”者，交換也。天下之利，“物”而已；“一毛”乃“形”，“拔一毛”就是“累形”，違背了自然之道。身與天下，無有輕重之分，貴身、愛身，自然不會損自身一毛來交換天下之利。故“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事實上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也就是"不以物累形"的夸張的說法”。（郭沫若：《十批評書》）這里的出發點是“貴己”，是以極端的例子與夸張的修辭申明“不以物累形”的立場與決心。一毛雖微，但強拔于脛，便是失真，便是不自然。一毛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老子的“貴生”是抽象的，而楊朱發展為更具體實在的“貴己”之說，反映出了強烈的個人本位意識以及超越人身束縛回歸身心自由的呼聲，凸顯了人作為獨立的個體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所謂“不以物累形”，就是不要讓外物妨礙、損害了自己的形體。各種欲望以及功名利祿、天下國家不過是外物而已，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楊朱的“為我”是為天下人說法，其“己”、“我”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抽象概念，并非局限于楊朱自己或任何個體，這恰恰符合個人主義或個人本位意識的含義。郭沫若說楊朱是個“泯卻小我的人，”（《十批評書》）他弘揚的是抽象的大我。若以極端利己主義者視之，實在辜負了楊朱思想的深邃與高貴。“利己主義不是楊朱所傳布的思想，而是儒家公正或不公正地強加于對他的教義的理解之中的。”（[英]葛瑞漢：《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

　　個人本位對自己利益的重視與保護并不以損害他人的利益為前提或代價，這在楊朱那里也是明確的。《列子·楊朱》：“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

　　“貴己”、“為我”是涵蓋人人的，“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反映的正是人人平等的精神；而“力之所賤，侵物為賤”，則明確反對侵害他人利益。劉師培對此解釋道：“推其意旨，蓋謂人人當保其權限，不能越己之權限而侵人，亦不能聽人之越權限而侵我。所謂人人當保其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限也。足證楊朱立言重權利而不重權力。”（《周末學術史序》）

　　《說苑·權謀》謂：“楊子智而不知命。”孔子曾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不知命”且又倡“為我”，其隱而未發之旨乃是對貴族等級政治與君主制的否定，孟子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謂一語中的。韓非稱楊朱“天下之所察也”，（《韓非子·八說》）楊朱之“察”在于認清了專制文化對個體性的扼殺，毅然決然地祭出貴生、為我的旗幟，且一度令天下蒼生心歸景從。如果聽任這種思想的流播，以否定個體存在的價值為前提的君主政治將面臨根本性挑戰。君主制要求人人“為君”，徹底放棄個人的觀念和意識。一旦人人“為我”，君主制便喪失了存在的基礎，這是衛道者們萬萬不能容忍的。《管子·立政》便說：“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這表明楊朱的學說乃君主制的心腹大患，具有反叛君主制的思想價值和意義。

　　楊朱生活的戰國初期，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及生產關系的變革，出現了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農村與城市的分離。商業及手工業的日趨發達，貨幣經濟與都市繁榮等等因素，形成了中國“軸心時代”最成熟的社會歷史條件。伴隨著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個人主義思潮在此時的興起，其來有自，而楊朱則是這一思潮的標志性人物。不過，時代的變遷并未改變基本的政治文化生態，人身依附關系和等級隸屬關系依然是一張覆蓋整個社會的網。有關個人的價值、地位與意義的問題，沒有被認真對待和討論。楊朱的特立獨行，自他朦朧意識到了人的可貴性和主體性。“在楊朱看來，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而生活。”（[德]阿爾伯特·史懷哲：《中國思想史》）這是對等級制和人身依附關系的反抗，作為當時最激進的思想觀念，它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對個體生命存在意義的哲學升華，更標志著觀念的突破和思想的覺醒。

　　然而，時代的局限，決定了這種思想啟蒙的悲劇結局。楊朱，這位時代的先知，孤獨的戰士，踏上了思想探險的征途。霧嶂蔽天，荊棘遍地，他找不到自己思想的出路。在迷茫和絕望中，便有了衢涂一哭。這個典故一般解讀為楊朱面對人生的十字路口，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而哭。《荀子》中唐人楊倞注：“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厘，謬以千里也。"”清人王先謙案：“喻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 惟漢王充的闡釋發人深思：“是故楊子哭歧道，……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論衡·率性》）這是從精神與思想的層面作的解讀，是意識到了楊朱哀傷的是自己本性的扭曲。沿著這個思路，似可想見這樣一個意象：楊朱挾“貴己”、“為我”之說，在思想的岔路口茫然四顧，不知路在何方！要么隨波逐流，同流合污；否則四處碰壁，末路窮途。楊朱是為他的心性受到傷害，思想學說得不到申張、找不到出路而哭泣，也是為天下人執迷不悟而哭泣，“他是哀憐天下走錯了路的人。”（郭沫若：《十批評書》）這是個人本位意識的啟蒙在當時社會背景下陷入絕境的一個隱喻。

　　楊朱思想的價值在于表明了中國古代確曾出現過個人主義的啟蒙觀念。他的曇花一現則表明中國傳統社會不具備這種思想成長的社會文化土壤。個人本位意識與中國主流傳統水火不容，決定了楊朱只不過是兩千多年前一道劃破萬里夜空的流星而已。（作者單位：中山大學法學院）【原標題：楊朱“哭衢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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