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來訪，讓說說“我與改革開放３０年”。這是個大題目，方方面面，林林總總，要想說清楚，足可寫一部厚書。即便說某一點，也該做篇大文章。３０年來，事情太多了，變化太大了。不光是我，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很多很多話說，都能舉出幾十、幾百個實例證明其滄桑巨變，物質生活的巨變和精神面貌的巨變——寫到這里，不期想起前不久，老家一個年齡比我小幾歲輩分比我高兩代我該向他叫爺的鄉親，猛地打來電話，聲音昂揚而興奮：“沒啥事兒，我試試手機。咱這兒玉皇廟起會啦，兩臺大戲呀，人山人海呀，油饃鍋包子棚排二里長。回來看看吧。”最后一再交代：“記住我的手機號，有事給我打。”這才是重點，話中充滿得意，不無自炫。我忘不了３０年前，正是他，步行近百里，進城找我，想借１０元錢，買高價紅薯干度春荒，委瑣地看著我，滿臉凄苦，渾身上下都寫滿窮字。

　　言歸正傳，說我自己。

　　我這一生（說一生不太準確，因為人還活著，生命還在繼續），有兩個關鍵點，一是１９４９年，共產黨取得政權，我得以走進學堂，讀了書，識了字。要不是這，我必成為文盲，像我的父親、祖父一樣，一輩子匍匐壟畝，一輩子不摸紙筆，就壓根兒沒有了后來的舞文弄墨，人模人樣地被稱為作家。再就是３０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思想日趨解放，政治日趨昌明，經濟日趨發展，社會日趨進步，文化日趨繁榮，環境日趨寬松，為我及和我同樣鐘情文學的習作者提供了成為作家的可能和條件，就像一粒種子，有了土壤、水分、陽光和依依吹拂的和風，才能夠生根、發芽、抽莖、長葉，終于成為一株其材可用的樹。如果沒有這些，即便是良種，也會干枯朽滅。

　　遙想上世紀五十年代，我是中學生。緣于喜歡語文課，愛上了文學，小小年紀，癡癡地做起了作家夢，立志要寫出一本書，一本詩集或一部長篇小說（卻沒想到寫出一本散文集，或許因為當時文壇上散文名家太少，散文集出版的更少）。為此，拼命讀課外書，曾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下，一夜讀完一本《郁達夫選集》，一本何其芳的《關于寫詩和讀詩》，兩個鼻孔都成了黑的。時時都在寫作的沖動中，寫當時流行的豆腐干兒體新詩，也學郭小川寫“樓梯式”，還寫過一部名為《雨后》的敘事長詩，６００多行——當然，那些都是廢品，裝了一木箱，放久了，老鼠在里面做了窩，生兒育女，拉屎撒尿。一心戀著文學，我成了“白專”典型，在“交心運動”中，被狠批了好長時間，而且，一直戴著“思想落后”帽子，抬不起頭。因為“政治表現”太差，高中畢業，考進一所十分一般化的師范學校。參加工作后，教務之余，仍夜以繼日讀書，孜孜矻矻寫作，切切地，依舊做著作家夢。雖然工作干得蠻好，但領導并不信任，認為有“資產階級成名成家思想”。十年浩劫，因文罹難，挨批斗，受凌辱，住“牛棚”，罰勞改，用曾經寫詩作文的筆，一遍又一遍寫檢查。寫檢查就是自己罵自己，專撿最狠最重最毒的字詞，把自己罵成十惡不赦，罪該萬死。即便如此，仍然通不過。自己罵自己，比批斗時“紅衛兵”的輪番痛罵心里更難受。從１９５８年上高中時“處女作”見報，到“文革”開始，我攏共發表小詩小文４０多篇，４０多篇全都成了“大毒草”。從１９５６年高中一年級開始寫日記，到被“革命小將”揪出的前一天，用大大小小的本子，共寫了２３本。２３本全都成了“反動日記”。從中摘出片言只語，經過一番“上綱上線”，我就不僅有“資產階級成名成家思想”，還成了死有余辜、“死了狗都不吃”的“黑幫分子”“右派分子”“階級敵人”“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為文學，付出了青春年華，滿腔心血，到頭來竟落得這般下場。至此，作家夢徹底破滅，只留下淚和痛，深深懊悔和累累創傷。

　　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撥亂反正，玉宇澄清，黨的“雙百”文藝方針得到逐步落實，文學藝術的春天姍姍而來，我才又拿起了筆，重溫舊夢，再續前緣。此時才發現我對文學的癡愛依然如故，在心里蟄伏十年的創作熱情一下子高漲，一發而不可收。順遂的日子過得快，倏忽３０年了。因為順遂，所以幾乎沒有故事。時代為文學創作準備了前所未有的好條件，我時時感到如坐春風，如沐春雨。正是在這３０年，我得以埋頭書案，潛心寫作，追求風格，探索藝術，陸續在全國百余家報刊發表作品１３００余篇，近３００萬字。出版散文集十余種。百余篇作品被選入全國性散文選本。多篇作品被編進大學、中學教材，被譯介海外。在各級文學作品評獎中，３０余次獲獎，其中包括中國作家協會頒發的首屆魯迅文學獎，河南省人民政府頒發的第二、三、四屆優秀文藝成果獎。正是這３０年，我由稚嫩走向成熟，由南陽走向全省，由全省走向全國。在這兒有必要申明，我不是借機作秀，自賣自夸，我是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評功擺好，是為改革開放３０年的偉大成就加添一個小小注腳。正是這個好時代，使我實現了年少時夢寐以求的理想。我勤奮寫作，早已不是為了所謂的“成名成家”，而是為了報答這個千載一遇的好時代，為了傾吐對腳下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和土地上歷經苦難的父老鄉親的深沉感情。這是個大有作為的時代，有多大本事都可以施展的時代。我不滿足，總嫌寫出的作品太少，思想太淺，藝術太差，沒能滿足讀者的殷殷期待。我的目標遠遠沒有達到。未成大器，不怪時代，只怨自己笨。

　　這３０年，我過得充實，活得愉快。沒有３０年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的我。如果不是改革開放，我今天會混成個什么人樣兒？會過上什么日子？不堪設想啊。我有一萬個理由為改革開放高唱贊歌。 新華社記者劉雅鳴【原標題：首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周同賓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