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這部分開場的時間是五點，結束是六點，我一看現在已經快六點了。這是一個幽默，特別符合文學的特質，從結束的地方開始。就好像聲音停止的地方出現了音樂，色彩停止的地方出現了圖畫，生活停止的地方就出現了文學。”5月29日下午，由法蘭克福書展和中國出版集團主辦的“故事驅動中國”大會，邀請了著名作家劉震云，和現場觀眾分享他對于故事、文學和電影的思考。不到一個小時的講述中，劉震云妙語連珠，幽默而真誠的發言讓現場掌聲笑聲不斷。

    中國的生活太幽默

    故事驅動中國這個題目，有意思。一個民族是故事在驅動著，整個世界也是故事在驅動著。有三個故事驅動著地球的轉動，一個是耶穌的故事，一個是穆罕默德的故事，一個是釋迦牟尼的故事。他們對于世界的推動的特點是，都是破殼的故事。這三個偉大人物的出生，跟我們的理解就非常不一樣。非常出格的三個故事在推動這合乎規則的世界轉動，這是故事的本質。

    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中國最繞的人。還有一個對我的定位是，我很幽默。其實我是最不幽默的人，是因為中國的生活太幽默了，讓我這個最不幽默的人顯得幽默了。繞出來一句話就是，真實最幽默。

    我首先說說作者在創作道路中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首先都先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上任何一個作者都是這樣，接著，會離開自己，試圖走得更遠。轉了一圈，他發現又回到自身，但是這個自身跟他一開始寫的自身是非常不一樣的。這個圈看似是轉回來，其實已經轉到了另外的地方。

    寫實在文學中是永遠不存在的，如果你寫的生活跟窗外的生活是一樣的，那這個作品沒有人看。最大的不一樣，可能是你對生活理解的不一樣，細節可能是窗外發生的細節，但是你的理解跟窗外是非常不一樣的。比這個更重要的，是作者對待文學和生活的態度。

    有兩種作者，一種作者他個人的風格越來越明顯，作品中的自己越來越突出了，比如托爾斯泰、馬爾克斯；還有一種作者寫得越來越沒有自己了，自己的身影不見了。我們記得的只是他的作品。我喜歡的是后一種。

    其實我還想寫一個《我不是西門慶》。再之后我想寫一個人物，就是三十年前《一地雞毛》中的小林。他通過三十年，怎么變成老林了。因為三十年前中國的社會特別單一，是一個權力社會。三十年后中國的社會特別的紛繁，除了是個權力的社會，而且還是一個金錢的社會。權力和金錢雜交之后會出現多種多樣的社會的單元、各種圈子、各種階層。我們經常從媒體上能夠看到，海南發生了好多富二代和官二代的party，這個party上有很多女孩子是不穿衣服的。官二代和富二代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我覺得他們是在制造一個工具，左釘一塊板子，右釘一塊板子，最后釘成了一個方塊，就差往里邊躺了，叫作“棺材”。中國近三十年的變化是怎么來的，一定是街上擠公共汽車的，由小林變成老林的，三十年所有工作的負擔壓在了這些人的身上，他們依然是有著憾事，他們看到官二代和富二代新聞的時候，他們是什么樣的感覺？

    中國人的孤獨與西方人不一樣

    文學是干什么用的？有人說是講故事用的。但是劉震云的東西，主要不是講故事用的。文學是一種思考。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思考生活中存在的哲學問題。

    比如《一地雞毛》，其實是在講大和小的事情。大家都認為八國首腦會議重要，可是主人公小林覺得，最重要的是他家的一塊豆腐餿了。這是一個哲學道理。比如《我不是潘金蓮》，講的是一個芝麻怎么變成了西瓜，一只螞蟻怎么變成了大象。

    《溫故一九四二》，講的是這個民族對待苦難的態度。其他民族面對苦難一定要追問，是誰把我們餓死的。一場旱災，在我的家鄉餓死了300萬人，什么概念呢，奧斯維辛集中營迫害致死的猶太人是110萬人。所有的猶太人都在追問，但是我們河南人臨死的時候，卻給世界留下了一個幽默。他們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我比你多活三天，我值了。

    其實外國的讀者能不能讀懂，我作品里寫的孤獨感這個問題，《一句頂一萬句》是在講一個區別：中國社會是個無神社會，我們對神和鬼有極大的功利性，凡去廟里拜佛的，一定是有事相求。但是有神社會和無神社會最大區別不在功利上。而在于，有神社會想找一個朋友訴說心事的時候，他可以去找上帝、找真主、找佛祖。上帝最大的特點是嘴比較嚴，我找上帝懺悔，上帝一定可以原諒我。但是在無神社會，你如果想把自己的話說出來，一定要找一個知心朋友，而朋友跟上帝最大的區別是，他可以把你說的話告訴別人。

    所以說中國人的孤獨和西方人的孤獨是不一樣的，西方人的孤獨是傾訴之后的孤獨，中國人的孤獨是無處傾訴的孤獨。中國人一般上吊的人都是憋死的。

    《一句頂一萬句》里有一個意大利的神父，他來中國40年，傳教只傳了八個徒弟。他特想把一個我們可以有心事對他說的朋友帶到我們身邊，但是所有人都覺得這個朋友是多余的。他在黃河邊碰到一個殺豬匠，神父勸他信主。他說為什么？神父說，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誰，從哪來，到哪去。殺豬匠說，不信我也知道，我是個殺豬匠，從張家莊來，到李家莊去殺豬。這是中西文化最大的區別。

    這樣的作品是不是被其他文化所接受呢？我看也接受了。《一句頂一萬句》法文版10月份就能夠出來，英文版、韓文版和其他文字的版本，包括阿拉伯都會陸續的出來。但是幾個語種的翻譯倒是共同給我反饋過一個意見，說，為什么你作品里的人物那么多，有名有姓的上百個。能不能以后寫作品有名有姓的不超過五個人？我覺得這也是中西的區別，他們忽略了，確實我們民族的人在世界上是最多的。第二，所有的翻譯都建議我改一下名字，劉震云這三個字不管是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包括阿拉伯文讀起來特別的拗口！我要是早改成莫言，世界就是另外一回事兒了。（笑聲）

    哲學驅動電影

    首先我不是個著名的編劇，我的小說寫得吧，非常好（笑聲），但是我為數不多的幾個劇本，寫得非常差，因為我把劇本當成小說寫了。去年馮小剛導演把《溫故一九四二》改成了電影。他在拍攝期間最大的苦惱是，我的劇本里老是出現八個字：前不見頭后不見尾。逃荒的隊伍、中國的軍隊、日本的軍隊，都是前不見頭，后不見尾。這個“前不見頭后不見尾”，要花很多錢！制片人不敢見我，一見我就瘋了。另外，我的劇本寫得太長了，拍出來的素材能剪十個小時。但是影院里要求，像馮導這樣的大牌導演也不能超過兩個半小時。

    得出來的經驗就是：好的劇本不要超過1500字。我對馮導說，下次寫劇本的時候就寫兩頁紙，用文言文寫。

    《我叫劉躍進》是馬儷文導演的作品，她是位非常有才華和見識的女導演，長得也很漂亮。之前拍過一個特別優秀的電影《我們倆》，她特別能夠掌握一個電影的內涵，這個內涵就是狼和羊的關系。世界上都知道狼是要吃羊的，但是她通過這個電影告訴大家，羊有時候也可以吃狼，因為羊太多了。這個電影的缺陷是投資太少。高群書最近一部作品我很喜歡，是《神探亨特張》，把一個警察片拍得那么深情，那么流暢。

    《一九四二》接連得了很多獎。馮導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一個電影堅持19年，不容易。還有如果大家看過《溫故一九四二》，這是最不適合改編電影的小說，因為里邊沒有任何的情節和故事。如果故事是驅動電影最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