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小說寫作不僅僅有關靈感，更是一件需要苦心孤詣、獨自揣摩的手藝活，那么馮炬明完全可以在內心暗暗得意一把，因為他已經擁有小說家的地道技藝。他文字老道，技巧嫻熟，對他而言講故事并非難事。1936年的本雅明曾經說，講故事作為一門藝術，已是日薄西山，要想碰到一個能很精彩地講一出故事的人，已是很不容易。現在看來，這話也并不是那么準確了。

    馮炬明顯然在主人公尚可依身上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在小說不長的篇幅中，他虛構了尚可依平凡而又不乏波瀾的前半生：農村娃奮斗進城，死去的愛妻，不成功的再婚，與女同事小田的曖昧，仕途的小小轉機，以及最后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人生結局。和劉震云的《一地雞毛》、《官人》等同樣反映機關生活的新寫實小說比起來，《男人不哭》同樣也只寫了庸常生活中的些微瑣事，然而戲劇性卻有過之而無不及。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甚至會感到奇怪，作家是怎樣在如此普通的一個人物身上，恰如其分地凝聚了諸多戲劇性元素，而并不使人感到突兀和不合情理。在我看來，如果我們細讀文本，是不難發現作家所使用的一系列“花招”的。

    從情節來說，《男人不哭》是一部關于欺騙的小說。作家敘述了機關大院中平靜的日常生活，然而，就在這鐘表似的刻板無趣的生活中，潛伏著一系列的欺騙和背叛，而可憐的主人公尚可依則是最主要的受害者。他的父親在世時就被生產隊長騙了一輩子，再婚妻子又欺騙了他的感情和舞伴私通，李副書記提拔自己的許諾完全是個泡影，承包工程的李金貴則將自己騙得身敗名裂。唯一沒有欺騙他的，就是他死去的親人和失蹤的上司“主任”。這一系列騙局構成了小說的基本沖突，由一個機關小科長來承擔被騙的后果，則使小說帶有了幾分悲劇的意味。小說的敘述語調是沉靜而節制的，盡管小說最后以車庫倒塌、尚可依被撤職查辦形成情節高潮，主人公的錦繡前程瞬間化為烏有，但這一結局其實并不會使讀者感到突然。因為小說此前沉穩緩慢得甚至有些過分的敘述筆調，其實在已經制造著一種潛在的感傷氣氛。主人公命運的戛然斷裂，不過是平靜的表象之下生活的洶涌激流的必然結局。

    因此，馮炬明已經超越了對跌宕起伏的情節的迷戀，轉而以一種更為樸素而高明的講述方式，呈現他的故事。他如同記敘流水賬一般的寫實手法，平靜而內斂的寫作風格，令小說更接近契訶夫所追求的“無事的戲劇”，而這恰恰會產生一種深入文本肌理的悲涼之感，或者如另外一些評論家所說的，一種獨特的屬于馮炬明的“憂郁”氣質。這就使小說的主人公尚可依有可能擺脫機關干部的一般刻板形象，而呈現更多的復雜性。

    事實上，我以為小說最大的收獲，便是浮雕般刻劃出的主人公尚可依。看起來，他是那種機關單位中最不起眼的小干部——來自農村，好不容易在機關站穩了腳跟，干著一份聽起來不錯實際上沒什么油水的工作，忠于職守、任勞任怨，小心謹慎、息事寧人。小說家似乎也有意識地抹去主人公外在的特殊性，而盡量使他能夠淹沒在茫茫人海。他給主人公起了一個奇怪的名字尚可依，而尚可依自己對這個名字的解釋，其實透露了作家隱秘的想法：

    尚可依說，我叫什么名字你難道忘了嗎？可依可依，也就是可以可以，別的做不了，做點實際事總還可以。

    既可以做點實際工作，生活也還可以。這個名字代表了絕大多數機關干部的生活方式、人生境遇，甚至是生活哲學。如果沒有意外，他們會將這種朝九晚五的單調生活按部就班地貫徹下去，并且如體制外的人所批評的那樣，習慣甚至依賴于這種生活，成為一部嘎嘎作響的官僚機器上被銹住的螺釘。尚可依看起來也正在沿著這條殷實的人生軌道，順理成章地繼續走下去。然而，我們前面提到，作家是個很會講故事的人。他已經準備好了矛盾和沖突，埋伏在尚可依的人生中途。當他步入中年，這些矛盾和沖突便悄然發作，引發了他的心理危機。至此，作家便亮出了拿手的心理描寫，開始一點一滴呈現中年男人隱秘復雜的內心世界。這纏綿悱惻、愁腸百結的“小世界”與平凡無趣、瑣碎庸常的日常生活兩廂對照，恰有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分，構成了潛在的對話關系，其意涵豐富，恰足以呈現主人公的立體影像。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小說中，人物的心理危機也常常是外部世界作用的結果。因此，作家首先著意表現的，就是尚可依對中下層機關干部“酷似大便干結”的乏味生活，有著怎樣的切身感受。他雖然是個科長，但只是內部任命，得不到組織的認可，唯一特殊的福利，只不過是比一般同事每月多報五十塊的手機話費。無處不在的等級觀念，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在機關中的二等公民地位。當他回到家庭，面對的不是溫情和撫慰，而是另一種形式的無聊和干癟，宛若機關生活的翻版：

    一個家庭過日子，有時候過著過著就真的不知道日子是個什么東西啦，年輕的那陣子，有熾熱的感情填充著，日子是轉瞬即逝的時光，輕盈而完美，一切必將存在的矛盾和困難就如同光線里跳動的浮塵，有其形有其實，但無礙時光流向的編排。日子過著過著不知怎么就變味了，甚至沒有了滋味，純粹成為一種古怪的機械運動，家庭變得如板結的土地，不再需要浪漫的陳詞濫調，只有金錢祥云般圖案的展示，和沒完沒了的爭吵。

    內外交困的他拿不出更多的熱情和勇氣投入現實生活，而只是機械地應付著自己的角色。他的靈魂常常會出竅，會回到死去的父母、前妻身邊，此時的他心不在焉，如同一副可以行走的皮囊。他因為受傷，在醫院躺了半個多月，開始思考人的本質，但得出的結論卻是： “人根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個被人自戀的稱呼。”當他要買禮物去看望李副書記時，忽然覺得自己無用之極，因為“連一個看望領導的禮品都選擇不定”，而這“無用之極”，其實涵蓋了他的全部人生體驗和現實感受——他是一個人到中年、處處碰壁的失敗者。

    更可悲的是，尚可依無力掙脫他的生活世界，他并沒有什么意愿和現實行動來改變現實，他自有他安定靈魂的心靈雞湯，這就是無休止的回憶。作家不斷通過尚可依的回憶，閃回到主人公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園：

    尚可依頂著淅淅瀝瀝的冷雨正要走出門洞之際，竟然聽到了一聲嘹亮而高亢的啼鳴，起初他以為是出現了幻聽，就站定了腳步，接著那啼鳴浪潮般地響起，他眼中頓時盈滿了淚水，他知道接下來天就會慢慢開黃亮白，就會有光線打著旋地實則柔情地照射在自己的臉上肩上，通過自己過早稀疏的發叢投向更遠的地方，接下來還會有淡藍色的炊煙升起，母親在窄小的院落里東奔西走，忙碌個不停。一天的生活重新開始了，也許這一天和過去的一天沒有任何區別，但一家人仍能將它過得有滋有味、有形有色。

    明亮、溫暖的農家庭院，對應的是沉悶堅硬的機關生活，這其中隱含的價值判斷顯而易見，讀者也幾乎要被小說家這段精彩的抒情文字所俘虜。但是，母親去世了，他已不可能回到母親的庭院。前妻畢草也去世了，他已不可能找回真摯的愛情。只有在逝去的過去才能尋回美好的事物，這恰恰反映了尚可依深重的心理危機：因為對當下的境況進退失據，所以沉浸在追憶中不能自拔。

    現實的生活困境和沉思緬想的積習，使尚可依變成了卑微麻木的弱小生物，只能蜷縮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中，依靠精神的自我撫慰生存下去。除了回憶，他還喜歡音樂。當他聽音樂的時候，“從內心感覺自己還沒有被這個亂像叢生的社會或者這個單位所真正干擾，還留存著一片屬于自己的小天地。”如同回憶，音樂能使他擺脫日常生活的羈絆，能使親人復活，昨日重現，能使他找回自己：

    扁圓狀的音箱里，《回家》時而舒緩曼紗時而緊湊激昂的旋律讓尚可依有些不能自控，眼中伴隨著音樂流下熱淚，他覺得每一個音符就是一個生動活潑的文字，就是一聲深情無限的呼喚，在如此感天動地的背景上，母親活了過來，比草活了過來，連父親也是那么清晰地映現著——

    時間的概念過時了，空間的概念也失效了，因為有了此在，尚可依才感覺到自己的呼吸是真切的，自己的煩惱是真切的，自己的骨頭是硬的，自己的血是熱的，他雙手按著桌沿兒慢慢站立起來，他的頭有點眩暈，他必須把站立的動作控制住，否則他就會癱倒，也許會隨著音樂飄失在他處。

    只有在如此孤獨的時候，尚可依才感覺自己的疼痛，才能感到肉身真實地活著，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悲哀。而小說家的智慧于此再度閃現：就在尚可依還沉浸音樂帶給他的震撼和滿足時，小說家忽然又將他拉回現實——李副書記的空調漏水，他不得不趕緊出門修理。緊張惶恐的心理，使他甚至來不及關掉按部就班地關掉電腦，而只能粗暴地拔掉電源插銷，讓音樂和他的心靈撫慰突然死亡。在這細節的一瞬間，小說家讓日常生活亮出了它鋒利的牙齒，而主人公的悲劇命運也得到更冷酷的展示。

    除了尚可依之外，尚可依的頂頭上司“主任”，是小說家投入較多筆墨塑造的又一人物，而這兩個人物之間的關系其實并不簡單。在小說中，“主任”也是個失敗者，而且同樣是生活騙局中的受害者。面對人生的困境，“主任”同樣耽于幻想而怯于行動，長于妥協而不敢抗爭。小說中又交代，尚可依已經得到上級許諾，將要接“主任”的班，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將“主任”看作另一個尚可依——一個年歲更長、混得稍好些但面對同樣心理危機的中年男子。與尚可依淪為階下囚不同，小說家給了“主任”一個不盡合情理但頗為有趣的結局。當“主任”徹底想通了人生問題之后，他離開了單位，以休長假的方式遁跡人間。正如“主任”在回答休假地的問題時所說：“天地之大，任我游走。順水而下，溯流而上，對我來講是一種形式，也可能是種結局。我在哪里不重要了。”“此心安處是吾鄉”，在頓悟人生之后，何處安身立命就變得無足輕重。如果我們不完全拒絕法郎士“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的說法，“主任”的這種帶有玄學色彩的人生選擇，或許正暴露了小說家內心隱秘的出世愿望，而反襯出依然留戀紅塵的尚可依的懵懂無知、愚不可及。

    因此，不論是大徹大悟、隱遁天涯的“主任”，還是因為“受賄”而身陷囹圄的主人公尚可依，他們都以喜劇或悲劇的方式從壓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解脫。當尚可依作為車庫倒塌事故的直接責任人被帶走的時候，反而感到一身輕松，因為他早已厭倦了生活。但是，需要追問的是，逃離能否帶來復歸？自戕能否帶來救贖？面對生存壓力和中年危機，我們是否只能高舉雙手投降，或者轉過臉去，以“不哭”來進行抵抗？我們從小說中看到刻骨的孤獨、飄忽的詩意，無法隱匿的自我詰問和質疑，但是沒有看到答案。或許，小說家的天職就在于提出問題，而答案，永遠在小說之外。作者 孟慶澍  2011年11月29日夜于開封【原標題：日常生活與中年危機——讀馮炬明的中篇小說《男人不哭》】

    作者簡介：孟慶澍，男，1975年出生，河南湯陰人。博士，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1996年畢業于河南大學中文系。1996-1999，就讀于河南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2004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2004-2006年在河南大學文學院博士后流動站進行研究。2008-2009年為哥倫比亞大學Weatherhead東亞研究所訪問學人。

    專著有《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圍繞<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2006）、《歷史·觀念·文本——現代中國文學思問錄》（2010），與人合著《中國近代散文史》。文章散見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文學評論》、《讀書》、《小說評論》、《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藝術廣角》、《漢語言文學研究》、《勵耘學刊》、《韓中言語文化研究》[韓]等刊物。其中一些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文藝報》轉載。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初政論雜志與新文學的發生”。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近代文學史》、《魯迅研究》、《近代的學術與文學》、《理論何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等本科與研究生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