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門》作者再推《生命冊》 由《人民文學》開年連載———

　　每個作家都有一塊自己熟悉的“領地”。曾因《羊的門》震驚文壇的作家李佩甫，“領地”是平原。開年，《人民文學》雜志分兩期連載了其新長篇《生命冊》。這一被他稱作平原上的“植物說”，本月將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單行本，寫的是平原“植物”的眾生相——多年來，李佩甫琢磨“土壤與植物”的關系，他是把人當“植物”寫的。

　　《生命冊》中，“我”是一個“背著土地行走的人”。李佩甫試圖通過一個“幼芽兒”的成長，來展現它的“土壤”，以揭示“我”怎樣成了一個“漂泊者”，緣何成了一棵無根的“樹”。

　　接受專訪時，李佩甫感嘆：“看見危險了，可我們沒有敵人。也許，真正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關于新作：沒有純粹意義上的壞人，只有活在“環境”中的人

　　關于“平原”，李佩甫一直有寫三部曲的打算：1999年出版了長篇小說《羊的門》；2003年又出版了《城的燈》；《生命冊》是第三部。“從大處說，我準備了五十年，那是一種從生活到創作的長期醞釀、浸泡過程。從具體寫作時間來說，大約也有五六年時間。”

　　記者：《生命冊》對當下的描述，包括對財富秘密的揭示，很大膽。

　　李佩甫：平原上有句土話叫：“牛”已經被人牽走了，我們還在那里吃力地“拔橛兒”呢。在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年代，兩個“市場”，把全國人民都卷起去了。一個是“股市”，一個是“樓市”，讓所有人都在欲望的漩渦里掙扎，是“物”綁架了“人”。

　　經濟與世界接軌了，可我們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就像書中寫的那樣，在市場經濟領域里，我們沒有“標尺”。“標尺”是人家的，“紅綠燈”也是人家的，有什么辦法呢？

　　以建設為名的這部高速列車已經剎不住了。我們不知道它要把我們帶到哪里去。人類怎么與大自然融合，這對一個民族來說，是全新的命題。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心靈從虛擬的天空回到大地，大地已滿目瘡痍，我們已經喪失了詩意的“家園”。是的，這一切都離我們很近。看見危險了，可我們沒有敵人。也許，真正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記者：你的筆下，“狼也可憐，羊也可憐”。

　　李佩甫：這部書也是寫給自己看的。我愛這塊土地，愛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有時候寫，真有一種“指甲里想開花”的感覺，疼。

　　這本書，是我五十年對人生、對時代生活的參悟。大自然中，人是渺小的。人類一直渴望過一種理想化的生活，可人類仍然重復著先人們走過的路。我們在建設中破壞，在破壞中建設，在建設中繼續破壞……一個印第安人說：別走太快，等一等靈魂。

　　記者：書中那個叫“駱駝”的男人，對人民幣的癡迷，宛如一場“海市蜃樓”。除了錢，他對哥們兒、對女人有“真情”嗎？人何以異化至此？

　　李佩甫：我們每人心中都藏著一個“駱駝”，都渴望或曾經渴望成為“駱駝”。駱駝是時代的弄潮兒，同時也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是一開始就種下的，是含在骨頭縫兒里的。最后，擁有億萬資產的駱駝還是從十八層大樓上跳下去了。可殺駱駝的是他自己，是精神上的“貧窮”。駱駝不是壞人，在這個世界上，也沒有純粹意義上的壞人，只有活在“環境”中的人。

　　記者：“人的恥辱都是自己書寫的。”讀了《生命冊》，我會記住這句話。

　　李佩甫：在書中，“我”說過：在這塊土地上，沒有一片樹葉是干凈的——這是風的緣故。在一個時期里，潮流決定風尚。資本經濟年代，社會普遍存在著“投機心理”。當人人都渴望越位，渴望靠投機成功，這個社會就很危險了。人一旦越過了底線，就不成其為人了。

　　■個人經歷：讀書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己，清洗自己”

　　記者：生于城市大雜院的你，少時抵御粗糲的武器便是讀書？

　　李佩甫：我出生于工人家庭。那是一個生活著最底層工人的大雜院，這里的生存方式極為粗糲，我幾乎每天都在詈罵和爭吵聲醒來……但同時又有著溫情、仗義、善良的這么一院人。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饑餓的小兒”。六、七歲時，剛上小學一、二年級，幾乎每個星期六下午，我都會背上小書包，到鄉下姥姥家去，為的是能吃上四頓飽飯。去姥姥家要走三十里路。我一個小兒，總是很恐懼、很孤獨地走在鄉村的土路上。

　　家貧，家中惟一有字的，是半本黃歷。無書，又特別喜歡書，稍大一些，就到處跑著借……小學三年級時，我開始從一個同學家借。老實說，不是借，是“換”，已忘了用什么東西換的。同學父親是清華畢業的，右派。有三本書把我給驚著了，前蘇聯作家高爾基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里面全是底層人的生活，還有對苦難生活的深刻理解。當時覺得，總算發現了人世間最好的“點心”。到了七十年代末，我有了三、四個借書證（市、縣圖書館、工人文化宮圖書館、師范圖書館）。

　　多年后，我才明白，讀書是可以改變命運的，但讀書不是為了改變命運，讀書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己，清洗自己。

　　記者：你做過四年半知青、也開過車床，這也是你的“文學準備”？

　　李佩甫：我下過鄉，當過知青、當過生產隊長、當過工人、開過車床，掛職當過副市長，這一切都是生活……不是“準備”。

　　1978年，我在省級刊物上發表了三個短篇小說。處女作好像是《青年建設者》、或者是《謝謝老師們》，很青澀的那種。那時候稿酬很低，每千字三、五塊，我是頭題，七千字，拿了三十五塊錢，特別高興。當天夜半十二點就跑到街口拉風箱的小攤上喝了一碗“糯米甜酒”，打了一個荷包蛋的那種。

　　八十年代，文學是社會生活的熱點。一天，我下班正在路上走，碰上一個市文化局的老同志，他很熱情地跟我打招呼，很突兀地說：你愿意來文化局么？……就因為我發表了三個短篇小說，就調到文化局去了，成了專業的創作人員。

　　記者：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領地”，爾后在自己的領地里挖上一口“井”。何時找到這口“井”的？

　　李佩甫：我是在東奔西突、苦苦尋覓了七年后，才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領地——“平原”。從1978年發表作品，到1986年才發表了真正屬于自己的、有獨特認識的作品，也叫成名作。這是一部三萬多字的中篇，題目叫《紅螞蚱、綠螞蚱》。此作當年全國各大選刊都選了。所以我說，過程是不可超越的。

　　■關于文壇：“作家不能成為一個民族思維語言的先導，悲哀而痛苦”

　　記者：對文學而言，二十一世紀和上世紀80年代是迥異的年代……

　　李佩甫：八十年代是中國作家的黃金時期，也是中國文學企圖與世界文學接軌的時期，那是一個人人讀西方文學經典的時代。作家們在大量吸收外來文化營養的前提下，開始了從內容到形式的全面探索。

　　應該說中國作家生逢其時，遭遇到了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但巨大的變化同時又使人目不暇接。八十年代，出現了許多好的文學作品。好像文學這只“鹿”就在眼前了，眼看著就要逐到這只“鹿”了。可走著走著，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標。一切都與我們想象的不一樣了：物欲橫流……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沙盤。作家面對急劇變化中的社會生活，我們思考的時間還遠遠不夠，當一個民族的作家不能成為一個民族思維語言先導的時候，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中國作家尤其是五十年代后出生的一批作家，后來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瓶頸期”。在單一的年代里，我們渴望多元；在如今多元化的年代里，我們又渴望純粹。

　　記者：錢，真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病根嗎？

　　李佩甫：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經寫過一部名叫《金屋》的長篇小說，是專門寫金錢對人的壓迫和冶煉的。那時候，我認為“金錢是萬惡之源”。后來我發現我錯了，“貧窮”才是萬惡之源，尤其是精神意義上的“貧窮”。貧窮對人的戕害遠遠大于金錢對人的腐蝕。我曾經說過，一個人的童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個人在相對健康的環境中長大，他的心性會是健康的。反之，一個人在飽受折磨的困境中長大，他的心性肯定是不健康的。中國現在已進入了精神疾病的高發期，其實那病根早就種下了。

　　記者：對于未來，對于你腳下的土地，悲觀嗎？

　　李佩甫：有一些……悲摧。但不是絕望。因為“中原文化”的底版上墊著四個字：生生不息。 作者：朱玲【原標題：李佩甫：別走太快等一等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