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上網寫字不能叫創作

　　欄目主持/采寫：舒晉瑜

　　李佩甫，河南許昌人。1953年10月出生，歷任許昌市文化局創作員，《莽原》雜志編輯、第二編輯室主任，河南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莽原》雜志副主編，河南省文學院院長等。現為河南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主席。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李氏家族》、《金屋》、《城市白皮書》，《羊的門》、《城的燈》、《等等靈魂》等9部長篇小說，中篇小說《黑蜻蜓》、《鋼婚》、《田園》、《李佩甫文集》四卷等，《穎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難忘歲月――紅旗渠的故事》等6部電視劇。作品先后獲全國：“莊重文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飛天獎、華表獎等。

　　這是一幅城市與鄉村相連的巨幅浮世繪。李佩甫的《生命冊》(作家出版社)所呈現的時代與土地的變遷中，每個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直爽俠義的駱駝變得貪婪狡猾，博學高雅的杜秋月成了詭計多端的潑皮無賴，“愛惜羽毛”的范家福和夏小羽卻陷進了權力和金錢的漩渦……但是在他的筆下，并沒有純粹意義上的壞人，只有活在“環境”中的人。

　　警惕庸俗化的泛濫

　　讀書報：網絡文學呈現繁榮景象，您怎么看待全民寫作的時代？

　　李佩甫：中國文學正處在一個網絡化、商品化時期，也是全民寫作的時期。人人都可以在網上發表自己對生活的見解和認識，但是這不叫創作，這頂多算是一個故事，或者說算是一種經歷。現在是生活比文學更精彩的一個時期，創作不是生活本身，要用認識的眼光照亮生活、用理想主義的光芒照亮生活、用悲憫的眼光認識生活，用獨一無二的表述方式，有文本鍵入意義的創造，有作家的思想和認識在其中，才能稱之為作品或者文學作品。文學是有“燈”的，這“燈”至關重要。不然活了一輩子，不知道怎么才能活得好。

　　多元化是好事，全民寫作也是好事，但文學一旦失去了應有的水準和品格，失去了應有的境界和探索精神，失去了文學語言應有的思辯性和想象力，結果必然是庸俗化的泛濫。沒有道德水準的社會生活是可怕的，沒有精神語言指向的文學也是可怕的。

　　讀書報：《羊的門》和《城的燈》之后，我想大多數讀者可能會有一種慣性思維，以為第三部肯定是仍然延續這樣的詞序結構，為什么是《生命冊》？

　　李佩甫：認識是有過程的。之前的兩部是從《圣經》上找到的名字。但《生命冊》不是。《羊的門》中把人當作“草”來寫，寫這塊土壤的生命狀態；《城的燈》主要寫人逃離鄉村；到了《生命冊》，是從人性的角度，寫一個人的生命史、成長史，寫土壤和植物的關系，是全方位的對這塊土地的認識。

　　讀書報：網絡作品您看嗎？

　　李佩甫：有了網絡之后，每天都要翻一翻看一看。網絡小說也關注，能看到各種各樣的寫作，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是紀實作品，關注自我，特別真實地渲泄，因此在網上可以看到各種人生。當然垃圾也有，好的藍本也有。你想象不到，比如有人對武器的了解、對各種裝備的熟悉程度，讓你驚詫不已。

　　我現在看書很奇怪，諾獎的作品也是在網上看的。我對文字很挑剔。一天，突然在網上看到赫塔・米勒的作品，我一看文字，就想這樣的作家，這樣的文字是可以獲得諾獎的。

　　讀書報：一茬一茬的寫作者如此具有活力，您有沒有一種危機感？

　　李佩甫：不客氣地說，我們經歷，他們沒有。這種經歷決定了看問題的方式和對生命的認識。當然網絡作家的讀者也多，他們有現代化的交流方式，是我們欠缺的。

　　讀書報：《生命冊》之前在《人民文學》刊發后，網絡上刊登了電子版，您注意到網友的反饋嗎？

　　李佩甫：有好幾十篇文章評價，我看到后很吃驚，網絡傳播速度太快了，過去也在別的刊物上發表，但那時網絡沒有這么發達，影響沒這么大。

　　在回憶中寫作，在寫作中回憶

　　讀書報：從《李氏家族》開始，您的長篇小說大多是表現鄉村或農民題材的。《等等靈魂》以都市商戰為背景，與前幾部小說比較有什么異同？您覺得成功嗎？

　　李佩甫：許多年來，在我的創作意識里是沒有題材概念的，我只是在回憶中寫作，在寫作中回憶。這是一個緩慢的認知過程，不是要翻題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平原，我是指記憶中的“平原”，一直是我創作中需要一次次重新認知的“大地”，是我創作的源泉。

　　《等等靈魂》和《城市白皮書》，之前還有《學習微笑》，是寫城市精神狀態，是純城市化的作品。而《生命冊》寫樹的成長過程，寫它賴以生存的土壤，寫它生活在什么樣的背景下。我期望自己對根的關注更多一些，寫人與土地的對話。在這塊土地，我是把人作為植物來寫，為什么是這個樣子，怎么長成了這個樣子，可以生長到什么樣子，為什么局限在這里？我關注“土壤學”更多一些。

　　讀書報：這與您的成長經歷有關吧？

　　李佩甫：我一直有個觀點，一個人的童年，幾乎決定他的一生。在童年世界觀基本定型了。后來會不斷修正自己，但不會發生太大變化。生長的幼芽好好保護會健康長大，如果精神上是病態的話，早晚有一天會發作。

　　我這幾十年，有很幸運的部分。1974年到1980年左右，我先上技校，爾后在工廠當工人，開過各種各樣的車床。1978年，我在省級刊物上發表了三個短篇小說，到了文化局，成了專業的創作人員。每個人都會有他最適合干、也能夠干的事情。有的人一生都未必找得到，我很幸運，很早就找到愿意做的事情。

　　讀書報：您的創作一直很順利嗎？從處女作《青年建設者》、《謝謝老師們》到1986年發表成名作《紅螞蚱 綠螞蚱》隔了8年，這8年的時間，您經歷了些什么？

　　李佩甫：很多個晚上，我穿越大街小巷，像狼一樣在各個街頭徘徊，想寫好作品，想找好素材，想找好方向，這種狀態持續了很多年。我是苦苦追尋了很多年之后才找到寫作的資源。《紅螞蚱 綠螞蚱》里，有我對那片土地透骨的熱愛。不用想，日子會跳出來。那種天然的熟悉，一風一雨、一草一樹非常熟悉。所以我說，過程是不可超越的。寫出好小說必須找到熟悉的生活源泉，找到一口井。我的源泉就是平原，我在這里長大，無論是四季變化、植物生長、人的生命狀態都是我最熟悉的。世界各國的作家，最后都要有自己熟悉的土地，才能走向極致。

　　讀書報：很多人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文壇，但是我注意到，您80年代的作品反而不如后來的《羊的門》更有沖擊力。

　　李佩甫：80年代是中國作家的閱讀期，所有的作家都張開毛孔吸收西方所有的文學元素和營養，中國作家被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里的一句“多年之后”打垮了，走不出這個“多年之后”。作家們都在模仿，所謂先鋒小說就是仿制好的產品。包括我自己也寫過意識流，有的作品也被《新華文摘》等報刊轉載，但是不成功。

　　這里有個“化”的問題，仿制很多，完全本土的作品還沒有“化”過來。中國作家拿出本民族的文本是一個難題，這是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困境，也是瓶頸。當年好像我們認為中國作家已經快捉到那只鹿了，鹿就在眼前了，走著走著，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標，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對于中國作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我個人認為，中國文學在亞洲并不落后，比如印度［裔］的奈保爾、土耳其的帕慕克，日本的大江健三郎，中國一線作家的作品跟這些作家相差無幾，但是跟世界上最好的作品相比還是有差距，瓶頸就是文本建設。

　　中國作家失語了

　　讀書報：《生命冊》在文本上嘗試了新的探索。

　　李佩甫：我用樹狀結構的寫法，以一個人的內心獨白作為樹干，主寫一個人的成長背景。樹狀結構很容易寫散，所以書中埋藏了很多隱筆和伏筆，比如說“見字如面”，“給口奶吃”，“汗血石榴”，都是隱筆，是結構上的鋪墊，是開啟這部長篇的鑰匙。有些人物盡量貫穿始終，情緒是完整的，語言走向比較一致。

　　我在文本形式上做了探索和實驗，用內心獨白寫一個人50年的心靈史、成長史，他身后的巨大背景作為樹枝的分杈來表現，就是寫“土壤”與植物的關系，我把人當作植物來寫。

　　讀書報：我想很多作家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難道這么多年一直沒有成功的嘗試？

　　李佩甫：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批作家寫出一批很好的作品。中國改革開放后變得多元了，社會生活豐富了，中國作家失語了。一個民族的文學應該走在時代前面，可是當代生活中，作家思考的時間不夠，文學不可能跟生活同步。

　　讀書報：當年《羊的門》引發的爭議，對您的創作有沒有影響？

　　李佩甫：《羊的門》其實是寫土地的，我集中了這塊土地最尖銳的問題，更多的是對階段性的社會生活的反思，更多的是批判意義。文學本身就是對社會的批判和修正。寫完后書出了，我覺得這是我要寫的。曾經有一個晚上，好象滿天空都是飛舞的鈔票，但是很快被一陣大風吹得一張不剩。當時我有點沮喪。但是對我的創作沒有太大的影響。我仍然一直想寫平原。我清楚我是寫平原的，不可能有人超越“我”的平原。

　　讀書報：河南作家走出來的特別多，您有沒有面臨這樣的機遇？

　　李佩甫：河南作家基本上埋頭創作不飾張揚，我也屬于這樣的“土著作家”。多年前，作家劉恒曾經問過我，說你愿意來北京嗎？我說我是個外省作家，北京太喧鬧。我就是寫平原，寫土地，就是人與土地的對話，寫植物與土壤的關系。

　　讀書報：年輕一代作家，似乎還沒有太有分量或能夠被人們記得住并廣為流傳的作品，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

　　李佩甫：我們完整地經歷了社會形態的大變革，我們見識過兩種形態的生活帶來的不同的好的因素和惡果。很多年輕作家沒有這個經歷和見識，作品就不一樣。

　　讀書報：您對自己有怎樣的期待？

　　李佩甫：我還會寫，不過會有一個充電期。創作不能太功利，首先要把它變成精神的事情，變成產生快樂的事情，雖然創作在某一個階段是苦的。【原標題：李佩甫：上網寫字不能叫創作 警惕庸俗化的泛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