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同的進城方式
   
    1991年，生于鄉村的江西青年熊培云考入天津南開大學，他后來留學法國巴黎，并任南開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從江西鄉村到天津這樣的大都市，他成功地進入了城市。去年，他以《一個村莊里的中國》對于鄉村史、城鄉差距等問題進行了思索。1993年6月底，出身鄉村的湖南邵陽青年李勇（十年砍柴）從蘭州坐火車奔赴北京，花了18年時間，四年大學生活，他被分配到國企“北京東方電子集團”，他的戶口落在了北京。從此，他才算真正地進了城。去年，他以《進城走了十八年》追溯了自己艱難的進城之旅。

    農民的自由流動和進城，一直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在李佩甫新作《生命冊》，同樣與這一宏大敘述密切相關。在李佩甫之前，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曾經在文壇產生過巨大影響，改編成電影后，更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小說主人公高加林進城之后、拋棄鄉村姑娘巧珍的故事曾引發激烈的價值觀爭論。以作家的寫作意圖及作品所導向而論，人們傾向于對高加林進行見異思遷的道德譴責，甚至喻其為當代陳世美。但是，城鄉生活的巨大差異、戶籍制度在現實層面所導致城鄉居民之間的階層隔離，卻被人們所忽視。更具象征意義的是，路遙本人以生命為代價從事著文學的刻骨書寫，使自己成為了一名成功的進城者，并進入了中國文學的神圣殿堂。

    在李佩甫的小說《生命冊》里，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重重阻隔之下，農民們用不同的方式不屈不撓地邁開了進城的步伐。小說主人公吳志鵬在無梁村吃百家奶、百家飯長大，高中畢業后通過推薦上了大學，背著土地進城；他的老鄉、復員軍人吳有才進入一家國有建筑公司，通過做建筑工人進城；老姑父的女兒葦香，以出賣自己的身體進城完成原始積累，然后經商；從城里下放到無梁村小學的老杜平反后重新進城，欺騙妻子辦了離婚手續，希望和鄉村斬斷關系；他的妻子劉玉翠不依不饒、死纏爛打跟著老杜進城后創業買房并有了城市戶口……

    不同的知識背景和能力，導致了人們不同的進城方式，同時也決定著他們不同的人生走向。吳志鵬進城伊始，在一所大學做講師。但他發現，面臨一個個鄉親的求助，自己無權、無錢，沒有能力助他們一臂之力，也不能給自己愛的姑娘梅村帶來幸福。他辭職到北京，和朋友駱駝一起給書商寫色情小說掘到第一桶金，其后又到上海一家證券公司做證券交易員，后來兩人一起炒股、經商。書中的駱駝，既是吳志鵬的鐵桿哥們，又是吳的反襯。他深諳物欲社會的生存之道，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而吳志鵬則因為“背著土地進城”，始終恪守著基本的道德底線，兩人因道不同而不相為謀，后來分道揚鑣。駱駝走向末路之前，卻又給了吳志鵬500萬。駱駝的結局，是其無所顧忌的玩火所致，而吳志鵬的“高明”，恰恰是因為他在進城之后仍然和哺育自己成長的土地保持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并一直保存著強烈的自省意識，對于無梁村一直有著欠債感。蔡葦香經商后改名為蔡思凡，成為蔡總，一心要洗掉自己身上那些傳聞，給父親遷墳大操大辦。與路遙的《人生》不同，李佩甫所描述的農民進城，少了些道德的評判，多了些現實的沉重。

    農民進城伴隨著中國現代進程
   
    如果把眼光投向歷史的縱深處，我們不難發現，自辛亥革命之后，農民的進城一直伴隨著中國的現代進程。農民出身的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是“鄉村包圍城市”。當他1949年從西柏坡進入北京城、成為大陸的掌權者時，1918年在北大低人一等的不愉快經歷早已成為往事。而新時期三十年的中國歷史證明，農民進城的趨勢已經勢不可擋。盡管城市頑固地將農民拒之門外，國家主義的城堡拒絕對農民開放，但是，千瘡百孔的戶籍制度已成千夫所指，改革的呼聲一浪超過一浪。中國的城市，早已不僅僅只屬于有城市戶籍的居民，同樣也屬于《生命冊》中的吳志鵬，吳有才，蔡葦香，劉玉翠……如果離開了鄉村的進城者，中國所有的城市將陷入癱瘓。

    近30年來，有關鄉村題材的文學作品，與此前的同類題材有一個顯著差別：當陳舊的階級斗爭意識形態被拋棄之后，有關鄉村題材的文學作品已經很少局限于鄉村內部，就鄉村寫鄉村，鄉村的變革從一開始就和城市密切相連。在這一點上，路遙的杰作《平凡的世界》與柳青的《創業史》，即有著明顯的區別，而《生命冊》中的故事，城市和鄉村已經密不可分。進入城市之初的陌生、茫然，對城鄉差距的強烈感受，生活場景變化之后的精神掙扎，無論如何都會對其心理產生巨大的沖擊。無論是主人公吳志鵬，還是失足的蔡葦香，作者在這方面的描寫和刻畫都很不到位，處理得過于粗略和簡單。同時，也缺乏細節的真實和打動人心的情感體驗。

    如果說，《生命冊》中描寫的城市是不和諧的變奏，浮躁而張揚。那么，書中的鄉村敘事則是曲調優美的小夜曲，雋永而感人。穿過書中那些沉重的歷史，鄉村的淪落正在逐步加深。貧窮是萬惡之源，這是李佩甫認識到的真理。無梁村人的故事，大都是在貧窮的底色下悲壯地展開。無論是道德淪喪，還是倫理敗壞，都有貧窮的影子在其中作祟。它猶如一個無法擺脫的夢魘，在無梁村人不自覺的情況下被其擺布。及至改革開放開始，社會控制稍稍松動，被過度壓抑的物質欲望又以過分膨脹的形式在現實中釋放。蔡葦香以青春和肉體為代價，在城市完成原始積累；蟲嫂的兒子接受母親的接濟，成家之后卻對年老力衰兼名聲不好的母親避之唯恐不及；吳志鵬富翁的名聲傳開之后，儼然成了當地政府和蔡思凡等人眼中的唐僧肉……

    計劃經濟時代，城市依靠對鄉村的剝奪完成了工業的積累和發展，改革開放之后，這種剝奪不僅沒有停止，而且以新的形式變本加厲。在本書中，蟲嫂的故事是一個極好的現實隱喻：三個孩子成功進城，哺育他們的母親為了不連累孩子，拖著病體回到鄉下，在孤獨中死去。城市接納了農村奮斗出來的優秀者，將他們變成可資利用的“人力資源”，也接納吳志鵬、駱駝等人創造的財富；而鄉村卻接納著進城失敗者和為城市發展做出貢獻的犧牲者，吳志鵬想回去而不得，顯然有著更復雜的現實因素：底層官員的意識狹隘，長年閉塞造成的農民素質低下……雖然本書并未提及，但更嚴峻的現實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的巨大傷痕：農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已經變成了政府和開發商牟利的唐僧肉，圍繞著土地糾紛，一些農民已經因為抗爭失敗而喪命。

    《生命冊》的封底聲稱，“借助這次寫作，李佩甫完成了對知識分子在時代鼎革之際的人生選擇與生命狀態的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無限逼近歷史和人性真實的過程中，為我們繪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圖。”在我看來，這樣的描述顯然夸大其辭。盡管李佩甫筆下的鄉村敘事體現了作者多年的文學積累，但是，對于農民在歷史上所遭受的苦難仍然缺乏痛徹心扉的真切描繪。就人物塑造而言，主人公吳志鵬有著過多概念化的賦予而顯得扁平，反不如老姑父、蟲嫂等人的立體呈現。作者“試圖從中摸索出時代與人物命運的關聯”，但這一使命也僅僅完成了一部分。中國城鄉的巨大差距，當下社會的核心問題，本書也并未真正觸及。總體而言，李佩甫的寫作缺乏對時代本質的深刻認識，以及農民被宰割的植物性命運的深入思考———這使得他的寫作未能達到我所期望的高度。或許，在這樣的時代，我們也僅僅只能期待并理解差強人意的作品。【原標題：《生命冊》：優秀者進城，失意者歸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