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厚健檔案 :
李厚健,男,河南省永城市順和鄉人。李厚健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4歲喪父,自幼家貧,5歲入學讀書,1970年高中畢業后返鄉務農。自1972年起,李厚健在家鄉任中學民辦教師多年,1978年10月任順和公社(現順和鄉)文化站站長。1980年5月他被選調到永城縣(現永城市)文化局創作組任創作員,1984年底,被河南省勞動人事廳批準錄用為國家干部,1989年5月調永城縣人民檢察院工作。自1998年5月起,李厚健供職于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公民與法》編輯部,現為河南省檢察官協會會員、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商丘市作家協會理事、永城市作協主席。
自上世紀80年代起,李厚健開始進行文學創作,先后發表戲曲、曲藝、小說、紀實文學等各類體裁的作品200多萬字,已出版《通天大案》、《剿滅中原黑幫》、《人大代表》等長篇紀實文學3部。
其創作的現代戲《沱河兒女》、古裝戲《女知府》、柳琴戲《紅花曲》和《雙換牌》等分別在省、地匯演中獲獎或演出;中篇小說《玉堂春的團圓恨》獲《故事家》1992年“大禹杯”故事大獎賽三等獎;電視專題片《天寶地靈話永城》獲1992年河南省外宣優秀作品獎;《時來運轉二十年》一文1999年被河南人民廣播電臺評為“改革開放20年征文”一等獎;長篇紀實文學《剿滅中原黑幫》2003年被最高人民檢察院評為“第三屆金鼎文學獎”二等獎。其業績先后被收入《中國當代青年作家名典》、《中華當代名人大詞典》、《中國當代藝術家名人錄》、《東方國際名人大辭典》等辭書。
李厚健(右)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訴訟法學研究室主任樊崇義在一起。
記者(以下簡稱記):李老師,這些年來您寫了很多文學作品,請問您什么時候開始想搞文學創作的?
李厚健(以下簡稱李):我的文學夢源于幼年。說起來這事還有一點迷信色彩。我4歲時,父親去世了。第二年春天,村里來了一個算命的盲人,大概是想讓自己苦命的日子有個盼頭,母親就去為我算了一卦。那算命先生一驚一乍地說:“哎呀,這孩子應了天上的文曲星,將來是要吃官飯的呀!”只為這句話,我母親回到家里哭了半宿,邊哭邊說:“兒呀,別說你能吃官飯,就是能為我挑一擔水,娘也要請臺大戲唱唱。”我說:“娘,你別難過,我長大了,一定好好上學,做個大學問家。”沒想到算命先生一句不經意的話,成了我一生追求的夢。
記:您什么時候開始往報刊投稿的?
李:我上初中時,就往報刊投稿,雖然沒有發表過,但那時哪怕是接到一封編輯們的退稿信,心里也感到一種別樣的溫暖。
記:您什么時候開始在報刊上發表作品的?
李:正當我雄心勃勃地要成就一番學業的時候,“文革”開始了,一下子取消高考11年。在這11年艱難的生活困境中,我始終不放棄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堅持不懈地利用業余時間搞創作,先后在本地縣級刊物上發表了一些東西,成為永城縣(現永城市)骨干業余作者。
記:您的作品第一次獲獎是在什么時候?
李:1978年,我們公社(現在稱鄉、鎮)成立文化站時,我被選調去當了站長。當站長的當年,我就和兩位業余作者朋友一起搞了一個大型現代戲,由縣劇團排演后參加了地區文藝匯演,并獲了獎,我也因此被選調到縣文化局創作組任創作員。
記:在任創作員期間,您發表了不少作品吧?
李: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先后發表曲藝唱詞、小說、散文、戲曲、紀實文學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多篇,近百萬字。上世紀80年代末,我加入了省作家協會。
記:您什么時候被調到檢察機關的?
李:1989年。
記:調到檢察機關后,是不是寫了許多關于公安題材的作品?
李:初次接觸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領地,面對大量新鮮而生動的素材,我不停地采訪,不停地寫作,一年間,就在報刊雜志上發表了幾十篇案件紀實,年底領到一大摞獎狀、證書。
記:您什么時候調到省檢察院工作的?
李:1998年5月初。我當時任永城縣人民檢察院辦公室主任,終日被事務纏身,工作上滿足于上傳下達,也自然就沒有了創作激情。
我感覺到了自己的消沉。我在心里常常這樣想:“文學讓我由一名普通的農村男孩成長為一名檢察干部,我怎么能忘掉文學呢?”正在這時,省人民檢察院宣傳處領導透過話來,有意要我到省院做雜志編輯工作,我欣然同意了。
記:當了雜志編輯后,有了很多的時間寫作,在這期間,您寫了不少東西吧?
李:到省院工作后,不僅使我開闊了視野,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而且使我擺脫了身邊大量繁雜的事務性工作,有了大量時間專門寫作。我非常珍惜這次機會,平常除了做好編輯工作外,我還利用業余時間采寫了大量稿件。幾年時間內,在中央和省級報刊上發表稿件100多萬字。
記:您寫了這么多的作品,代表作有哪些?
李:2001年7月,當時的省作協將我的23篇紀實作品結集,交給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書名為《通天大案》,全書19萬多字,當時的省政法委副書記王田海、省檢察院檢察長王尚宇分別為該書作序、題詞;2002年11月,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長篇紀實文學《剿滅中原黑幫》;2003年4月,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長篇紀實文學《人大代表》;2004年9月,中國檢察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長篇紀實文學《終結猙獰》。
記:您寫了這么多公安題材的作品,是不是被一種精神所感動著?
李:是的。在
我和警察們相處的日子里,我感到了那些普通警察的可敬可愛,他們是一些普通的人,他們有家庭,有孩子,有親人,但他們為了人民的安危,不畏艱險,英勇奮戰,有的連續參與偵破、抓捕工作三四個月,沒有休過一天假,沒有回過一次家;有的為了破案,多次冒著生命危險,舍生忘死打入犯罪團伙內部;有的為了蹲點守候,在雪地里幾天幾夜不合眼,餓了吃一點方便面,渴了喝口礦泉水,也毫無怨言;有的在法庭上一個人要面對十幾個甚至幾十個辯護人、被告人,但他們毫不畏懼,唇槍舌劍,義斥黑惡。正是由于有了他們舍生忘死的英勇奮斗,才使得“打黑除霸”斗爭取得了勝利。在和他們同喜共憂的日子里,我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同時也記下了他們的光輝戰斗歷程,記下了我們的黨和人民取得的每一次重大勝利。
記:別人是怎樣評價這幾本書的?
李:《剿滅中原黑幫》一書出版后,中國檢察出版社在網上發表了俞劍寫的評論文章。他說:“《剿滅中原黑幫》一書,以檢察官特有的視角,將打黑的輝煌與黑幫的猖狂真實地記錄下來,對黑惡勢力在一個城市的存在與發展情況給予了充分的關注……既入木三分地刻畫出黑惡勢力團伙頭目的嘴臉,也生動形象地塑造了奮戰在打黑一線的辦案民警的形象,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可圈可點,其曲折性和趣味性更是雅俗共賞,是一部閃耀著‘三個代表’思想、又具有震撼力的紀實文學作品。”
在《人大代表》一書出版后,《大河報》即發表了留美學者劉世煒先生為該書寫的評論。評論說:
“該書為姚秀榮這個特殊公民立傳,也是想借此透露一種現象:目前百姓打官司的道路非常不暢,他們往往需要借助媒介,才能使案件得到公正處理;而作為一個人大代表,實現權力的途徑本應有很多種,卻不得不經常纏在官司當中。這樣一本書有看點,就因為它表現了百姓的無奈,同時也表現了一位人大代表的無奈。在結構上,它不像多數傳記那樣,記錄一個人的一生、衣食住行、生活瑣事,而是把筆觸放在姚秀榮監督的一個個案件上,這樣整本書就有了很強的故事性。它更像一個疑案例集,而不是一本傳記。”
記:您搞了這么多年的文學創作,您覺得您的創作主要有哪些特點?
李:我覺得主要有三點:一是紀實文學作品占主導地位。這與我的性格和所從事的職業是分不開的。我性情溫和,最能忠實地記錄事情的本來面貌,而且善于把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案件、事件說得津津有味。另外,我多年從事檢察工作,身邊有大量的素材,甚至親身經歷過不少案件的辦理。二是結構嚴謹,邏輯性強。我上學時就愛好寫作,文學功底較為扎實。幾年的教學生涯,使我養成了咬文嚼字的習慣,寫文章字斟句酌,反復推理,惟恐出現病句錯字。三是生活氣息濃厚。我自小在農村長大,受過艱難困苦的磨煉,直到現在,我與農村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人民群眾有深深的了解和同情,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都有著濃厚的生活氣息,而且都深深地印記著我小時候在豫東這個生活環境的烙印,讓我的作品親切自然、毫無矯揉造作之感。
記:您近日有無大作問世?
李:我剛剛寫完長篇小說《調查市委書記》,這本書近日有望與讀者見面。
記:您搞創作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雖然出了幾本書,獲了幾個獎,這不能說明自己就是一個真正的作家,不能說明實現了自己幼年時的文學夢。說句實話,作品寫得越多、發表得越多,我越感到自己的功夫淺薄,越感到自己的作品沒有分量,越感到自己有愧于作家這個頭銜。在浩瀚的文海里,自己能算得上是一滴水嗎?我不敢說,不過,有一點我敢保證,那就是只要我心中的夢想不滅,我就會不懈地追求。晚報記者 劉春正【原標題:心若在夢就在——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永城市作協主席李厚健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