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日前在溫州舉行頒獎典禮，劉慶邦、鄧一光獲“杰出短篇小說作家獎”；蔣一談、阿乙、張楚獲“優秀短篇小說作家獎”。五位獲獎者中，北京作家劉慶邦、蔣一談、阿乙一下占了三個席位，彰顯了北京作家的不俗實力。 

　　由《人民文學》雜志社、溫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林斤瀾短篇小說獎”每兩年評選一次，頒獎地永久設于溫州，旨在表彰當代漢語短篇小說作家的卓越成就，重申短篇小說寫作的文學價值和短篇小說寫作對于民族語言與生活的責任。《人民文學》副主編邱華棟說，該獎項旨在獎勵老將，獎掖新銳。

　　邱華棟介紹，此次評獎競爭激烈，在“杰出短篇小說作家獎”評選中，候選者包括蘇童、劉慶邦、范小青、鄧一光，最后劉慶邦和鄧一光勝出。“最近三年來，劉慶邦出了四部短篇小說集，三年來共寫了25部短篇小說，今年已完成了八篇。”他認為，劉慶邦不僅創作頗豐，而且題材廣泛，從煤炭生活、故土生活到北京城市生活都有表現，而且其語言講究、功底扎實，小說有控制力，因此其獲獎可謂眾望所歸。

　　昨天，在接受記者獨家專訪時，劉慶邦說，從1972年寫首部短篇小說《棉紗白生生》算起，他寫短篇已經整整40年了。“我最開始在煤礦寫，是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想從工人變成干部。再接著寫，是寫給女朋友看，是為了表現我除了會挖煤，還有才華。后來再寫，不能說沒有一點兒名利之心，但寫作成為了一種需要，是為了安頓自己。”劉慶邦覺得，如今寫小說不光是心靈的需要，也是生理的需要，不寫就坐立不安，一動筆則全身愉悅。

　　多年前，劉慶邦當礦工的時候，也就是他寫第一篇短篇小說的時候，沒有書看，他偷帶的幾本禁書——《紅樓夢》、《福爾摩斯探案集》和《茅盾文集》，不過是零散的幾本，沒一部全的。這些書對他的首次創作沒起什么作用，“但我還是堅持寫完了處女作，只是很快就扔下了，在一個破箱子里放了六年。”

　　在劉慶邦短篇小說創作中，他總提及恩師林斤瀾，其短篇小說創作延續至今也和這位前輩有千絲萬縷的關系。“1985年，我在《北京文學》發表了短篇小說《走窯漢》，林老推薦給多位作家看，還推薦給老作家汪曾祺。”而在林斤瀾當上《北京文學》主編后，他還和劉慶邦一起談如何修改劉慶邦的新作《玉字》，“他說寫短篇不能每個地方都走到，要走走停停。就好比去頤和園，看幾個景點就等于把頤和園都看了，不一定每個景點都走到。”

　　從今年開始，劉慶邦的短篇小說創作有了新動向，他首次寫北京，寫城市生活了，“我的‘保姆在北京’短篇系列已經寫了八篇，已發表了七篇，這個系列我至少要寫12篇。”

　　“我在北京生活了34年，北京擁抱了我，接納了我，我也積累了很多的情感和素材。”劉慶邦說，北京是個大都市，如何表現北京，如何找到切入點他想了好幾年。“只有切入點小了，才能擴大內涵，進入城市生活內部。”而將保姆作為其創作的切入點，劉慶邦也尋找到了足夠的理由。他認為，保姆像“臥底”一樣，通過保姆可以進入隱秘的家庭，看到很多活劇。同時，保姆多是女性，有敏銳的觸角，再有保姆和雇主之間也可能產生矛盾和對立。“我寫保姆在北京，其實更想融入我在北京多年的思考和觀察。”劉慶邦說。

　　在結束采訪的時候，從來也放不下短篇小說創作的劉慶邦說：“首先我喜歡短篇小說，它是把握世界的方式，更接近純粹文學藝術的本質，更有詩性。”在他看來，文學最高境界就是詩性和詩意。

　　新聞鏈接

　　阿乙：“我一直在學習”

　　“優秀短篇小說作家獎”獲得者阿乙今年36歲，在北京打工多年，他的戶口至今還在一個叫瑞昌的地方，那是江西的一個小縣城。“我寫作經驗不太多，一直在學習過程中。”談及此次獲獎，阿乙甚至背不出評委給出的獲獎詞，只是依稀記得，說他的小說穿透表象，達到了真實的層面。

　　寫短篇小說對阿乙來說并非刻意，“其實我心里沒有短篇、長篇小說的區別，只要寫到合適為止就行。”但他也明確表示，現在寫短篇小說，確實是為了積累經驗，為日后寫長篇小說做準備。

　　阿乙上過警校，學過擒拿格斗、法醫，后來又改行當起了體育編輯。2008年時，單位沒有什么事兒，他開始寫小說，那篇《情人節爆炸案》最初是貼在博客里，朋友偶然發現了它。

　　阿乙說，現在一些作者寫作是看雜志社編輯喜歡什么料，就投其所好，但他并沒有走這條道。“我讀西方小說較多，中國文學期刊讀得少。”事實上，現在阿乙在書報亭也難尋文學期刊，比如《人民文學》在2010年前書報亭就見不到了，但他依然對文學期刊對他的培養心懷感激，“我是《人民文學》這個保姆看大的孩子。”

　　蔣一談：不是說有體驗才有寫作

　　“優秀短篇小說作家獎”獲得者蔣一談以其創作顛覆了傳統文學觀念，他說，文學不是體驗生活，不是說有生活才有寫作，關鍵要有創造力。而創造力的來源，蔣一談認為有兩個：一是要有寫出好東西的野心，二是要有大量的閱讀和鑒賞力。

　　蔣一談以其代表作《魯迅的胡子》為例進行了詮釋：“魯迅1936年逝世，到2009年時已經去世73年。魯迅一直作為文化符號存在，我為什么不能把他放在虛構文學中，放在當代生活中來？”

　　2009年，蔣一談創作的《魯迅的胡子》面世了，它表現的是一位失意的中年男人，他從中學辭職和妻子開了一家足底保健小店，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正在他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候，偶然被星探公司看中，因為和魯迅長得像，公司想請他去出演一部話劇，扮演劇中的中年魯迅，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故事波瀾隨之蕩起。

　　蔣一談堅持認為，優秀短篇小說的要素應該有幾點——要有好的故事創意、語感和節奏控制力，“把短篇小說寫成隨筆是不對的，關鍵是要在熟悉的場景里寫出陌生感，更讓讀者在陌生里讀出熟悉感。”

　　事實上，蔣一談重新創作小說是三年前的事兒，他曾經停頓了寫作16年，只是如今已堅定回歸，“那是2009年1月26日大年初一，我翻看曾經的寫作筆記，突然就想寫了。”原來，1993年蔣一談在出版社工作，曾一口氣兒寫了三部長篇，第二年全部獲出版。但他很快發現靠寫作無法養活自己，所以開辦了公司。（記者 路艷霞）【原標題：蔣一談、阿乙等五位作家獲“林斤瀾短篇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