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吏為師是李斯的發明，經秦始皇認可，便成了秦朝的國家政策。事見《史記·李斯列傳》和《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

    私學起于孔子，但孔子的學說在他生活的時代始終未被各國君主采納。他雖然東跑西顛兒，游說諸侯，卻一直不曾得意，所以沒有可能利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他的“主義”。何況那時諸侯割據，各懷其志；百家蜂起，各售其學，買家既多，賣家亦夥，誰也沒有力量一家獨鳴，于是形成了兩千余年之后依然令人神往的“百家爭鳴”。

    三

    秦滅六國，一統天下，總要號令劃一，才有“初并天下，罔不賓服”的氣象。但各家之學，紛然不一，書生意氣，議論雜囂，讓自命不凡的君王和權臣聽著心煩。為君王信用的學派便乘機從政治上構陷其他學派，把學派之爭歸結為君權的存廢、政權的爭奪。于是，除了當權的主流學派，其他一概廢止。不聽話的就從肉體上消滅。雖然不可能統統殺掉，但坑殺幾百也足以令人噤口不言，形式上完成了天下一統之后的思想一統。

    四

    但思想的非物質性，使它不能靠一紙禁令或兵火加以滅絕，各種所謂“異端”，仍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為了維持思想的純正，必須要有裁決正誤的威權。誰有資格？李斯的發明是:“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秦始皇一個“可其議”，使這一發明成了中國幾千年思想統制的不二法門。

    五

    “以吏為師”的算盤大致是這樣打的:吏是層層挑選任命的，吃著皇糧，拿著俸祿，畢生的富貴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著，應當能夠唯上之命是從；吏的利益是與政權興替拴在一處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應該不會做出損害政權的事情來；吏所受的訓練是熟悉法律條文或政府的詔令，然后照章辦事，不越雷池，因此應該不會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

    把思想的傳授權和裁決權交由吏來執行，為的就是在思想領域杜絕“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