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鵬山說政客——趙高，一個玩大了的小人；李斯，一個玩小了的君子。

    編輯記——鮑鵬山說，先秦諸子，在韓非之后，哲人的時代就過去了，而政客們則亢奮起來。李斯，就是其中一個。李斯是富有遠見的大政治家，也是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他成功利用權力極其極端形式——暴力，橫掃天下，走上事業頂峰、權力頂峰。最終，遭受無以計數的酷刑，還是走向毀滅。

    一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司馬遷何等人物？玩古往今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秤他們的斤兩，論他們的貨色，一言而九鼎，蓋棺而論定。第一等人物也！《李斯列傳》寫李斯，寫這千古一相，一開篇，即墨毫輕掃，如灶婦掃塵，李斯就入了另冊，成了鼠類，在歷史的長廊中，畫定了他賊眉鼠眼的形象。司馬遷寫人物，往往在開頭寫一兩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似乎寫的僅是人物的小節，卻往往借此給人物定性，并暗示將來之命運。上引《李斯列傳》的開頭一節，即是典型的例子。

    在寫韓非時，我提到，先秦諸子，寫到韓非，結束了。哲人的時代過去了，而政客則亢奮起來。這“亢奮的政客”，我隱隱指的就是李斯。他既是韓非的同窗，又是韓非的嫉妒者和謀殺者。在先秦，有著作有學問而在一般場合不被人以“子”相稱的，只有商鞅和李斯。這好像不僅因為他們是官僚，那齊國國相矮腳佬晏嬰，不也稱“晏子”么？連蘇秦、張儀這樣的人也偶有稱他們為蘇子、張子的。“子”是尊稱，必須兼具道德學問兩方面的優長才行。大約是商鞅和李斯在當時人及后人的眼里，道德上的污點太大吧。

    李斯做出了驚天動地改天換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卻一直沒能大起來。他好像永遠是上蔡小吏，永遠擺不脫那種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態。小氣小器小心翼翼，永遠蛻不出那種委瑣細屑，患得患失，首鼠兩端。他既不及商鞅的一意孤行一往無前，更不及后來王安石的坦蕩磊落忘懷得失。是的，他終身受控于他皮袍下的那個“小”字。他絕頂聰明，但心智有限，德不勝才。我這里講的“德”，不光指“道德倫理”之“德”，更是指一個人的定性，一個人面對世界時的那種自大自信，超然豁然，那種把握自己，不被世界左右的定性，在誘惑或在壓力面前保全正常理智，不被其淹沒或誤導的心力。在這一點上，李斯顯然有些弱不禁風。他的老師荀子是知道他的缺點的，所以，當李斯做了秦丞相的消息傳到他老人家耳朵后，這位世故的學者和地方老吏（他長期做楚蘭陵令），不僅不為他高興，反而憂愁得吃不下飯了。他已預見到這位不能把握自己的學生將要自蹈不測之禍了（見《鹽鐵論·毀學》）。

    李斯一生孜孜矻矻，機關算盡，他好像總是皺著眉頭，心事重重。他是一個典型的以聰明處世的人。我以為，就處世而言，最高境界是以赤子之心待人接物，超越利己利他；其次是以正常理性處世，摒棄大費周章的一切人生戒律和道德教條；再次就如蕓蕓眾生，隨自己的喜怒哀樂待人接物，不求活得高尚，只求活得真實，不求有理有據，只求隨性適意。而最差也最危險的處世方式就是以一己的聰明來對付世界的萬千世相及其不可窮盡的變化。人之聰明有限，而世途之險暗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去應付無限，危險啊！這是莊子的告誡。

    說這些，我是想說，李斯是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一切以聰明來處世的人無一不是機會主義者。但李斯仍有他別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他是一個鼠，但卻似乎并不全是“鼠目寸光”，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富有遠見的大政治家。他兩次力排眾議，頂住壓力，反對分封而倡立郡縣，其中第一次他所頂住的還是來自他上司—丞相王綰的壓力，其時的李斯還只是一個廷尉。如果我們細心留意一下歷史，我們會發現，三代遞代，及更早的黃帝殺蚩尤，炎黃大戰，乃氏族部落戰爭。周代立國，廣封天下諸侯，在最初分封的諸侯中，“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荀子·君道》），以一家血脈涵蓋天下，一舉消除了氏族戰爭的隱患。這是周公的大功德。而周王朝的滅亡，則又是由于諸侯兼并。秦立郡縣，又一舉消除了地方諸侯對中央挑戰的危險。自此以后，于秦，則是“有叛人而無叛吏”；于漢，則是“有叛國而無叛郡”；于唐，則是“有叛將而無叛州”（柳宗元《封建論》），從體制上徹底解決了地方利益集團威脅中央的問題（漢代的“有叛國而無叛郡”更是從正反兩面驗證了李斯的論斷），李斯之功大哉，李斯之見遠哉！難怪司馬遷要在事功這一點上把他和周公旦相提并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