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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晚年自稱晦庵、晦翁、遁翁,別稱考亭、紫陽。祖籍徽州婺源(宋屬安徽,今屬江西)。由于徽州轄境在晉隋年間和唐天寶時為新安郡,故他常自稱“新安朱熹”。其父松,在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來建州任政和縣尉,后為南劍州尤溪縣尉。朱熹就出生在尤溪縣。8歲時隨家遷居建甌。14歲時父親去世,遵父囑依劉子羽寓居崇安。19歲登進士第。先后任泉州同安主簿、知江西南康軍、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知漳州、又知湖南潭州,還召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晚年僑寓建陽考亭。他一生為官不足9年,除在江西、浙江、安徽、湖南逗留3年多外,有60余年生活在福建。因此,他所建立的理學體系(當時叫“道學”或“偽學”),被后人稱為“閩學”或“考亭學派”。這個道學從南宋晚期到清末止,將近700年,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御用哲學,在元明清還被提到儒學正宗的地位,從而使朱熹成為孔孟之后在我國封建社會影響最深遠的唯心主義哲學家。 朱熹還是詩人,存世的詩歌達1200多首,絕大部分收錄在《朱文公文集》。《文集》卷十有《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郁郁層巒夾岸青,春山綠水去無聲。煙波一棹知何許,兩山相對鳴。 水口在今寧德市古田縣南部,是古田溪與閩江交匯處。它西鄰谷口,南和東北與閩清交界,系閩江中下游要道,也是崇安、建陽、南平等地居民從水上去福州的必經之路。了解了前述的朱熹簡歷,再瀏覽《朱文公文集》等書,我們就會發現,朱熹曾多次經這條水路,來往于閩北閩南之間。因此,許多論者以朱熹在“禁偽學”時曾避地閩東為由,便斷定這二首《水口行舟》詩作于慶元三年(公元1197年),這顯然是根據不足的。 朱熹避地閩東,至今沒有詳實的資料可作證據。除見于明謝肇《長溪瑣語》、《太姥山志》,以及明何喬遠《閩書》和三部明《福寧州志》外,多是清時修纂的縣府志、譜牒和一些摩崖石刻。譬如,古田杉洋有署名“晦翁”、落款“宋丁巳春三月”的“藍田書院”四個大字的摩崖石刻。在書院遺址附近的一泓泉水旁,其石壁上也有署名“茶仙”并書“引月”的刻字。然而,這些題字并沒說明是在哪兒書寫的,也可能是在古田以外的地方寫啊,就像趙樸初在北京為閩東許多禪寺題匾一樣。 許多人還認為朱熹在古田或杉洋呆了三年,因為清乾隆浙江《平陽縣志?人物》“陳彥才傳”有“后朱文公過平陽跋其詩”的記載,同書《文藝》收錄的《陳大夫詩跋》一文,落款是“慶元己未(公元1199年)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就算這個根據可信的話,那它還告訴我們,《水口行舟》二首既使作于避地時期,那也可能是慶元四年(公元1198年)或慶元五年啊?還必須指出的是,假如“茶仙”是朱熹的“筆名”話,那么,“引月”兩字就絕不是民國本《古田縣志》所說的“其池無論春冬,月初出時,即照此池,故名”,更不是某些專家所認為的,系朱熹“本人也從事科學研究”的一個“有力佐證”。因為它寄寓著朱熹的“理一分殊”這個著名的哲學命題,講的是一理和萬物的關系。其意思是:一切有水的地方,都可以“引”來一個月亮。而一切水域中的月亮,由于水波等影響,故都是形形色色、各具特點的,這叫做“分殊”;但這些月亮又都是天上的一個月亮映(引)照著的,因此它們的“道理”又只有“一個”,這就是“理一”。在朱熹看來,萬物產生于“一理”,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太極”的派生品,“理”乃是“天地萬物之根”。也就是說,“萬個是一個,一個是萬個。蓋體統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朱子語類》卷九四)因此,這種“理一分殊”的關系,既不是一般和個別的關系,也不是全體和部分的關系,而是充滿佛教“一即一切”的神秘色彩。朱熹自己也說:“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朱子語類》卷十八)不同的是,佛教以茶修性,儒家以茶修德,而此時的朱熹又以道家自命,追求的是以茶修心,但又不忘他的“理”學,不忘塵世;甚至暗示他的“理一分殊”觀點,不是源于佛家常用的“萬川印月”的比喻,而是在諸如古田杉洋“天池引月”這樣“世外桃源”處品茗論道時悟出來的。就因為如此,所謂“茶仙”,也不是“嗜茶成癖,超出凡俗”的代名詞,而是相信“茶仙一味”的意思,可這仍然是“茶禪一味”的翻版。我認為,藍田書院東側之所以會有朱熹縱觀星象的“聚星臺”,那因為后代一些好事者不知“引月”等詞的涵義,以為那準是與“天文學”有關,才偽造出與其配套的觀星“遺址”來。 乾隆本《古田縣志》卷七《寓賢》還載:朱熹和他的“友”李侗(公元1093——1163年),在禁偽學時曾“遷寓古田”,并到處講學,這也是不可信的。且不說李侗在當時已死了30多年,單說朱熹也年近七十了,身體又不太好,怎能一邊“寄寓附縣治”的“溪山書院”,一邊又長途跋涉到九都的“螺峰書院”、八都的“浣溪書院”和杉洋的“藍田書院”等處去“講學”啊?這連普通的古田人也不相信,故民間便有“一日化九齋”的“仙話”,它說朱熹一天之中可以同時分身到溪山、螺峰、浣溪、藍田、擢秀、談書、興賢、西山、魁龍等9個書齋去“游息而訓誨”,因為吃了狐貍精被迫吐出的“一顆紅光耀眼的丹”,后來狐貍精就身殞荒野。這還是舊古田縣城北“狐貍坂”地名的由來。呵,對了!既然杉洋只是朱熹“游息而訓誨”的一個地方,并不是他“特意”來古田“寄寓”的處所,那朱熹怎么會在那兒一呆就三年,并且還建造了專門在“夜晚觀星象的聚星臺和石室”啊? 從現有的朱熹文稿來看,他在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曾改號“遁翁”,并不是想逃到哪兒去,而是以“病休”為理由,從朝廷逃“遁”出來,“遁”到建陽考亭精舍去著書立說。事實上,這一時期,朱熹也閉門完成了《儀禮經傳通解》(即《禮書》)37卷、《韓文考異》10卷、《楚辭集注》16卷(其中《后語》6卷、《辨證》2卷),以及《參同契》注和《集書傳》等。直到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71歲前后,他才“野服見客”,同時“病已甚,猶修書不輟;夜為諸生講論,多至夜分”。再說,在慶元三年前后,朱熹左眼已瞎了,右眼也不大看得清東西,再加上腹脅脹滿,右臂疼痛,常常不能伏案看書(《答李季章》、《文集》卷三八)。在這種情況下,他在夜間能“觀察”到天上的星星嗎?在這種情況下,既使能到古田避禍,也未必有精力有時間去四處講學,甚至一路翻山涉水地講到浙江平陽去。 總而言之,朱熹在慶元時不曾逃到古田來,甚至長達三年,其間還到寧德、福安、霞浦、福鼎等處去,但他曾給古田一些書院“題字”、“書扁”過,而且也確實到過古田。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與林用中有關。林用中,字擇之,古田西山村人。他是朱熹的“畏友”和高足,“從文公游最久”。現存朱熹與他唱和的詩有百來首,寫給他的信也有三、四十件。據乾隆本《古田縣志》卷八《古跡?亭臺》載,他曾在溪山書院前建一“欣木亭”,朱文公有詩云: 危亭俯清川,登覽自晨暮。佳哉陽春節,看此隔溪樹。連林爭秀發,生意各逞露。大化本無言,此心誰與晤?真歡水菽外,一笑和樂孺。聊復共倘佯,殊形乃同趣。 這首五古,沒有前述二首七絕寫得好。然而它所描寫的那些景物,如今卻更加迷人。謂予不信,讀者諸君可泛舟古田翠屏湖尋去。【原標題:朱熹與古田】 來源:寧德旅游信息網 時間: 2008-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