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穆青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發表，引起強烈反響。也許人們不知道，穆青當時在寫這篇稿子時，碰到兩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寫不寫災荒？這在后代人看來簡直算不了什么問題。而在當時，它卻是一個不成文的清規戒律。國防部長彭德懷等高級官員，當年被革除官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如實反映了災情，這叫“給社會主義抹黑”。當時穆青思忖良久后作出的決定是“寫”！他想，焦裕祿在困境中帶領蘭考人民頑強抗災，喊出了“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豪邁誓言。不寫災荒，哪來的焦裕祿？

    稿子棘手的第二個問題是寫不寫階級斗爭？這又是一條犯忌的問題。曾任新華社社長的朱穆之多年后回憶那段形勢時說：“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后，毛主席在黨內提出整風，主要是整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結果整風放出許多比較偏激的意見，毛主席一看，覺得不行，認為思想領域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解決，主要矛盾還是階級斗爭。于是，國家從主要搞經濟建設轉為搞階級斗爭。”就是在這個時候，毛主席提出“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在這種形勢下，如果不寫階級斗爭，風險很大。但是穆青想，蘭考當時面臨的主要矛盾是餓死人還是靠雙手改造環境，確實沒有搞階級斗爭。穆青終于作出決定：“蘭考沒有階級斗爭，我們不寫！”

    當時參加采訪的記者周原很多年后講過這樣一句話：“沒有穆青參加，這篇稿子是發不出來的。他的地位和權力決定了他在這中間要擔當很多東西。”

   《為了周總理的囑托》打破了不敢批評“文革”的禁區

    1978年初，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廖由濱給總社發來一篇稿子，題目叫《棒打不回頭的種棉模范吳吉昌》，寫的是山西聞喜縣一個叫吳吉昌的老農民科學種棉花的故事，其中與有關種棉花的技術性問題較多，但里面有一點非常感人，那就是這個老農民為了完成周恩來總理交給的任務，打成反革命也不罷休的那股子勁頭。

    穆青看完稿子，立刻把廖由濱叫來總社，請他詳細介紹吳吉昌的情況。廖由濱連夜向穆青匯報，他談起吳吉昌為了種棉花，偷著在自家院里育苗；談起吳吉昌為了種棉花慘遭毒打，腿被打傷了，左臂被擰得脫了臼，成了殘廢；還談起吳吉昌為了種棉花，飽受折磨，身患重病，快要死了也不給他治病……

    穆青聽著聽著落淚了，他問廖由濱：“你為什么不把這些寫出來？”廖由濱回答：“事跡很感人，但處處都涉及‘文革’的陰暗面，怎么敢寫呀！”穆青半天沒說話。

    很多年后，穆青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回憶他的心情：“1978年初，十年動亂雖已結束，但歷史的惰性力量，仍在阻礙人民前進。那時，關于‘文化大革命’怎么提法，思想上還沒有解決。后來碰到吳吉昌這篇稿子，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就是提不提‘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提，這篇文章就寫不出來。因為吳吉昌的遭遇都是因為‘文革’而來，他為了周總理的囑托種棉花受盡迫害。如果對這些事實都回避了，這篇文章就沒意思了。所以，我決定重新組織力量，去山西深入采訪。”

    穆青派出國內部記者陸拂為與廖由濱一道再赴山西聞喜縣。他指示：改變報道路子，少寫有關種棉花方面的技術問題，實事求是地反映吳吉昌身處逆境的獻身精神。

    春節前，陸拂為從山西回到北京，他向穆青詳細匯報了采訪情況。穆青邊聽邊抽煙，激動地一次次站起來。

    “當掌握了大量動人的事例和細節之后，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吳吉昌的遭遇具有時代的典型意義，一個共產黨員被當作黨的‘敵人’時，仍然不屈不撓地為科學、為真理而奮斗，這不正是在那驚心動魄的年代，許多優秀共產黨人精神面貌的寫照嗎？但是，要表達這種革命精神，就無法避開當時的典型環境，還必須沖破政治上的‘禁區’，作出不同于當時流行提法的新論斷，這就難了！”這是穆青在后來的回憶中繼續說到的。

    當時他們面臨著兩種選擇：第一種，后退，平安大吉；第二種，闖關，兇多吉少。對后一種選擇，作為一個普通記者，廖由濱不敢寫，從山西回來的陸拂為依然猶豫，他對穆青憂心忡忡地說：“難度的確很大，黨中央負責人再三強調‘文化大革命’要正確對待。這種題材能出關嗎？”穆青狠命地抽著煙，半天沒作聲，心里卻已是下定決心。

    “一定要寫。不僅要寫，而且要通過吳吉昌的遭遇，控訴‘文化大革命’對那么多人的迫害！對吳吉昌不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一個膽識問題。就是你認識到了，敢不敢講？我想，只要是事實，是真理，代表了大多數群眾的意見，代表了全黨大多數干部的思想，這樣的東西，我們就敢講！當然，這有一定風險，那就隨它去吧。將來要挨整，挨整就是了。”穆青多年后的這段回憶一直保存在一盤磁帶里，從他激憤的語調中，仍能體味出他當年痛下決心時那一刻的義無反顧。

    穆青讓陸拂為先設計個方案。或許，這個問題太尖銳了，陸拂為先后設計了幾個提綱，都因為顧慮“文革”問題而繞來繞去。幾個提綱被穆青一個個否定。他對陸拂為說：“你沒有放開手。你要放開手寫，我來把關！”稿子寫好后，陸拂為問：“還需要送中央審嗎？”穆青說：“送誰審啊？出了問題我來負責！”陸拂為心頭一熱，他知道，既是作者又是發稿人的穆青，正承擔著雙重政治風險。

    3月13日，《為了周總理的囑托》發稿前，穆青親筆寫信，把清樣送給《人民日報》負責人征求意見。《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李莊一口氣讀完，立即給穆青打電話，說：“寫得好！”并告之，報社決定加編者按。多年以后，陸拂為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回憶那個夜晚他的心境：“中央兩家新聞單位一起，發揮歷史主動精神，‘擅自’對史無前例的‘文革’作史無前例的公開批評。盡管措詞比較含蓄，但不難聽出‘弦外之音’。全國人民會有何反響？中央負責人會怎么說？我興奮、激動，徹夜失眠了。”

    無論反對、贊成還是懷疑，《為了周總理的囑托》這篇在中國新聞史上被稱為“最早公開發表的對‘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態度的人物通訊”，促使人們對“文革”進行思索和詰辯，“大一統”的思想被沖破了。它預示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將在中國的土地上不可阻擋地到來。就像后來沒有多久，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使“文革”由“禁止褻瀆”的“神器”成為“內部爭鳴”的“怪物”。這正是作者所希望的。【原標題：穆青兩破“禁區”寫出傳世佳作】
  
     來源：新疆天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