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人才邵雍:從物理之學到性命之學
2012/5/15 11:39:06 點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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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于北宋道學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將其“象數學”體系視為推演宇宙萬物周期發展過程的“物理”之學,對其“性命”之學關注不夠。本文集中探討邵雍《皇極經世》和《擊壤集》的“性命學”體系,認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論人道、以先天推論后天、以物理推論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學是他“心學”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邏輯展開,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為本性,以先天象數為心法。儒家的人道觀、價值觀與道家的天道觀、認識論,儒家的道德修養與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 雍巧妙地貫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曠達,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達到了一種“天理真樂”的生命境界。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
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天向一中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綸。
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這首詩是北宋道學五子之一的邵雍寫的,題目叫《觀易吟》,詩中流露了作者參透天人、觀易見道的智慧,顯示了作者博大舒放的宇宙胸懷和洞明深湛的生命意識。
當代研究者一般偏重于研究其《觀物篇》中的“物理”之學,而比較忽略其“性命”之學。其實邵雍不僅是宋易之區別于漢易的開風氣的人物,而且還是宋明理學“心學派”的開拓人物,他不僅建構了一套縝密的宇宙論圖式,而且創立了獨具特色的性命學說、修養理論與價值系統,并最終完成了他的以“物理”推論“性命”的“先天易學”體系。唯其如此,才備受二程、朱子等理學大師的稱贊。邵雍的人文情懷、安樂精神和真善境界,不僅對后世易學家、理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當今的世俗人生仍然有著可資借鑒的意義。
一、天人相為表里,推天道以明人事
“天”和“人”的問題是邵雍象數哲學的基本問題。邵雍在《觀物外篇》中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他把易學分為兩類,一類是研究物的,即“天學”,又稱“物理之學”;另一類是研究人的,即“人學”,又稱“性命之學”。合而言之即“天人之學”。邵雍還用了兩個概念:“先天之學”與“后天之學”,其中“先天之學”是研究天 道自然的,相當于“天學”;“后天之學”是研究人道名教的,相當于“人學”。
在對待天人的關系上,如果說儒家偏向于人道,道家偏向于天道;義理易學派偏向于人道,象數易學派偏向于天道,那么邵雍則是儒道互補(或內儒外道)、天人并重、象數與義理貫通的集大成者。天道與人道,天學與人學、先天與后天、物理之學與性命之學,被邵雍巧妙而自然地融進他的易學中。他在《觀物內篇》中說:
天與人相為表里。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
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天地人物則異矣,其于道則一也。
邵雍引用《易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的“天道”觀,將“天道”歸結為陰陽、 剛柔;同時繼承并改造了《易傳》“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的“人道”觀,將人道歸結為“正邪”,“仁”與“義”都屬“正”的范疇,與之相對的應該是“邪”。在邵雍看來,人之正邪與天之陰陽、剛柔是互為表里的關系,雖然各自的表現千差萬別,但都統一于“道”上。邪正來源于君主的好德好佞,君主的好德好佞又是天道崇陽崇陰的折射。
就天道與人道的地位而言,表面上看,邵雍似乎更重天道,他不僅將自己的著作稱為“觀物篇”,以“觀物”為認識天道的重要思維方法,而且將人看成是“物”——“天”的一分子,認為“盈天地萬物者唯萬物。”然而實際上并不是這樣,從立論路徑上看邵雍是先論天道后論人道,先論先天后論后天,先論物理后論性命,而推天道、先天、物理是為了明人道、后天、性命,人道、后天、性命才是邵雍的立論目的,天道、先天、物理不過是邵雍的立論根據。用邵雍的話說,它們之間是“體用”關系,先天為體,后天為用,后天從屬于先天,后天闡發的人性、人道高于先天闡發的物性、天道。這里的“先天”與“后天”是相對關系,邵雍又把“先天”與“后天”統稱為“先天之學”。先后天是體用不離,相函相依的,體者言其對待,用者言其流行,是一個統一的天人之“道”的兩個不同方面,同時又是一個統一的“道”的變化過程的兩個不同階段。邵雍將宇宙演化的歷史過程以唐堯時期為界分為兩段,唐堯以前為先天,此時還是宇宙自然史時期,還沒有人文、社會、主觀等因素的參與,還沒有人事之“用”,只有天然之“體”;唐堯以后的后天“用”,進入到人類文明史時期。根據這種劃分,邵雍對儒家和道家作了評價,指出老子為得《易》之體,孟子為得《易》之用,今人余數康先生認為,道家的物理之學著重于研究宇宙的自然史,可稱之為“天學”,對先天之“體”有獨到的體會;儒家的性命之學著重于研究人類的文明史,可稱之為“人學”,對后天之“用”闡發得特別詳盡。老子有天學而無人學,孟子有人學而無天學。盡管老子和孟子學派門戶不同,分屬道儒兩家,仍是體用相依,并來分作兩截,道家的“天學”與儒家的“人學”會通整合而形成一種互補性的結構,統攝于《易》之體用而歸于一元。邵雍稱物理之學即自然科學為“天學”,性命之學即人文科學為“人學”。在物理之學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學上推崇儒家,超越了學派門戶之見,從儒道互補的角度來溝通天人,他的這個做法是和《周易》的精神相符合的。
邵雍對“天”和“人”、“天道”和“人道”作了多角度的界說,其《觀物外篇》說:自然而然者,天也;惟圣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也。
元亨利貞,交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兇悔吝,變易不定,人道之應也……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兇悔吝,《易》之應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事也。《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認為自然的、非人為的是“天”,效法天然之道、參與主觀意識的是“人”。就《周易》而言,上經言天道,下經言人事。元亨利貞四德配春夏秋冬四時,反映了在天道四時以及自然萬物的變易流行;吉兇悔吝反映了人事的變化規律。天道和人事相互對應,“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奉天時則吉,違天時則兇,元亨利貞四德各包含吉兇悔吝四事,吉兇悔吝四事又對應元亨利貞四德。邵雍在《觀物內篇》中從另一角度歸納天道人道:“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陰陽、剛柔是天道本然的現象和規律,而領悟并運用這種規律的卻是人。
邵雍將“人”看成是“萬物之靈”,天地宇宙之間充盈了萬物,人是萬物中有靈性的出類拔萃者,人靈于物;人中可分出一部分最優秀的人,就是圣人,圣靈于人。“人之所以靈于萬物者,謂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觀物內篇》)萬物的色、聲、氣、味能被人的目、耳、鼻、口所接受,具有其他事物(包括動物、植物)所達不到的靈性、智慧,遠遠超出其他事物接受宇宙的信息的能力,不僅如此,人還可以改造或適應宇宙的信息、事物的運動變化,“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觀物內篇》)而人中之“圣”又具有一般人所達不到的智慧,“然則人亦物也,圣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邵雍對人中的至者——圣人作了界定:
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音,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彌倫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里人物者也。(《觀物內篇》)
這樣的圣人不是隨便什么人都可以見到的,只有“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可以理知之也。”在邵雍看來,除了伏羲、黃帝、堯、舜、周文王、周武王、齊桓公、晉文公以外,只有孔子稱得上“圣人”。孔子整理修定了《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四部經典,邵雍將春夏秋冬稱為“昊天之四府”,將這四部經典稱為“圣人之四府”,兩者一一對應,《易》為春,為生民之府;《書》為夏,為長民之府;《詩》為秋,為收民之府;《春秋》為冬,為藏民之府。將四府交錯組合,則有四四一十六種,如《易》與《易》、《書》、《詩》、《春秋》組合,則有生生,生長、生收、生藏四種。其余類推。認為這四部經典是為了貫天人、通古今。
邵雍還將人類生理結構與物類形態結構作了 比較,認為兩者雖有區別,但又有對應關系,《觀物外篇》說: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干巨而葉繁,應天地數也。
人之四肢各有脈也,一脈之部,一部三候,以應天數也。
動者體橫,植者休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于萬物也。
不僅將人的四肢、十六象、一脈三部九候、形態特征等與天地之數相對應,而且將人與其他動物進行比較,從而說明人是稟天地之氣生,是天地萬物之中最聰明、最優秀的品種。此外,邵雍還對人的五臟、六腑、五官、七竅的來源作了分析,《觀物外篇》說:
體必交而后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生肝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剛與柔交而生脾胃。心生目,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魂,膽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于肺,傳血于肝,而傳水谷于脬腸矣。【原標題:邵雍:從物理之學到性命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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