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1895—1990年）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他的著作“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道》、《新原人》、《新知言》，1939年至1946年出版）和“中國哲學四史”（《中國哲學史》兩卷本、《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未完稿）、《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完整的七卷本），奠定了他在中國哲學史界的宗師地位。“中國哲學四史”，是不同時期寫作的，反映了作者的不同心態，總體上看，“四史”真實反映了他探索哲學的過程。 

    要創新，就需要探索。只要探索，就會有失誤。毋庸諱言，馮友蘭先生的著作確實有一些失誤，如《論孔丘》，曾經發行量極大，書中說孔子的認識論是唯心主義先驗論。我就有一本。我曾寫過一篇《孔子的認識論就是唯心主義先驗論嗎？》，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之進行質疑商榷。許多人為賢者諱，雖知有誤，也不批評，或者礙于師生情面，或者其他原因，都不敢涉及。有人對《中國哲學史新編》不滿意，也想否定，提出“三史說”。問題是：沒有《中國哲學史新編》，哪來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論孔丘》、《中國哲學史新編》是否都收入《三松堂全集》？學術是天下之公器，大家都是為了追求真理，都在探索，哪能避免錯誤？人非圣賢，豈能無過。實際上圣賢也會有失誤的。人類的歷史是歷史學家寫的，個人的歷史卻是自己描繪的。已經成了歷史，誰也否定不了，誰也涂改不了，就應當保留它的真實性。任何想涂改與否定的企圖都是錯誤的，徒勞的，不必要的。 

    1992年11月1日晚，我拜訪張岱年先生。張先生談到他與哲學界名人的治學特點。他說：“我的路子與馮友蘭先生相同，重視占統治地位的哲學，差別在于他重視唯心論，我重視唯物論。侯外廬則重視異端思想。” 

    同年12月18日我拜訪任繼愈先生。我主動詢問他對學術界名家的看法。他認為馮友蘭有概括能力，如說名家分“合同異”與“離堅白”，被學術界普遍采納。張岱年治學嚴謹，解說精當，但沒有高度概括與通俗表達。馮與政治靠得太緊，后來九十歲時覺悟了，“朝聞道，夕死可矣。”第七冊（指《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就是覺悟的產物。侯外廬對馬列主義了解比較多，中國哲學方面，書多，論少。馮友蘭的學術特點是重視精神境界，思想深刻，關注社會，熱心政治，語言通俗，深入淺出。 

    許多人認為馮友蘭先生“與政治靠得太緊”。這種說法的背后含義卻不盡相同。西方的學者認為馮友蘭與共產主義靠得太緊，***的一些學者認為馮友蘭與共產黨靠得太緊，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認為馮友蘭與政治形勢發展靠得太緊。西方學者是由于冷戰思維給他們造成的偏見。***學者特別是臺灣學者是因為國民黨的宣傳留下的印象。最典型的是北京師范大學原校長陳垣先生是最正派不過的學者，由于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也被臺灣某些學者認為“晚節不保”。中國傳統哲學的主流是求善的政治哲學，歷史上主流哲學家都是關注社會的政治哲學家。儒家主張推己及人，“修身、齊家”不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嗎？ 

    馮友蘭先生曾說：“《周易》乾卦的《文言》說：‘修辭立其誠。’我們說話，寫文章都要表達自己真實的見解，這叫‘立其誠’。自己有了確實的見解，又能虛心聽取意見，改正錯誤，這叫走群眾路線。如果附和一時流行的意見，以求得到吹捧，這就是偽，就是嘩眾取寵。”（蔡仲德著《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530頁，1973年12月3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馮友蘭說話寫文章，都注重說真話，堅持“誠”。在近一個世紀的生活中，他經常地否定自己，力求進步。馮友蘭先生九十歲時，跟祝壽的朋友與弟子們說，《莊子》的話：“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莊子•逍遙游》）可以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這是一次新的感悟。不管一生經過幾番曲折，最后能夠認識到理論堅定性的重要，也是難能可貴的，“朝聞道，夕死可矣。”我的結論：馮友蘭先生不是完人，有缺點與不足；也不是普通人，是著名的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家,是中國哲學史的集大成者。【原標題：馮友蘭，“朝聞道，夕死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