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396年~445年），字蔚宗，順陽（今河南省淅川縣）人。祖父范寧官至豫章太守。據沈約《宋書》中記載，范曄少時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在同齡人中屬佼佼者。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統治者用人注重出身門第，范曄家庭有幾代做大官，又出身于這樣的家庭，所以范曄做官就有很優越的條件。南朝劉宋王朝奪取政權后，范曄與劉宋皇帝關系密切，受到劉宋王朝的重用，先后任參軍、秘書丞、新蔡太守、尚書吏部郎、宣城太守、鎮軍長史、下邳太守、最后升任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掌管禁旅，參與機要。

    范曄出身于以儒學見稱的世代官僚家庭，多才多藝，但他成就最大的是史學。他在任宣城太守時，zengzhi上不得志，便轉而發奮從事《后漢書》的寫作。當時，東漢歷史結束到范曄開始編著《后漢書》間隔已長達200多年。在這200多年時間里，有志編著后漢史的學者眾多，其中編著后漢史較有成就并在后世留下影響的主要有18家：班固、盧植等《東觀漢記》143卷；謝承《后漢書》130卷；薛瑩《后漢書》100卷；司馬彪《續漢書》83卷；華嶠《后漢書》97 卷；謝沈《后漢書》122卷；張瑩《后漢南記》58卷；袁山松《后漢書》101卷；袁宏《后漢紀》30卷；張璠《后漢紀》30卷；袁曄《獻帝春秋》10 卷；劉芳《漢靈、獻二帝紀》10卷；樂資《山陽公載記》10卷；王粲《漢末英雄記》6卷；侯瑾《漢皇德記》30卷、《漢獻帝起居注》5卷；劉義慶《后漢書》58 卷；孔衍《后漢尚書》6卷、《后漢春秋》6卷；張溫《后漢尚書》14卷。?

    在《后漢書》以前，雖已有眾多的后漢史書流傳，但范曄認為這些史書都不夠理想，需對其進行“整理加工”。所以他才“刪眾家”，廣采東漢史書提供的豐富資料，吸取他們的長處，同時發揮自己選擇史料、分析史料、組織史料的和剪裁熔鑄的才能，“成一家之言”，著成了歷史名著《后漢書》。?

    范曄著《后漢書》，本來計劃著著完紀、傳后編寫十志，但其十志未及完成便因事被殺。到了梁朝，劉昭為《后漢書》作注，把晉司馬彪的《續漢書》中的八志補注到范曄的《后漢書》里面，使《后漢書》成為紀、傳、志皆備的完書，合刻成今本《后漢書》。?

   《后漢書》全書120卷，分為帝后紀、列傳、志三大部分，其篇目為：帝后紀10卷：《帝紀》9卷記載東漢光武帝至漢獻帝共計13位皇帝的歷史；《后記》1 卷專紀東漢皇后等。列傳80卷：《劉玄、公孫述》等列傳3卷、《宗室王侯列傳》1卷、《李通》等列傳61卷，分別記述諸侯王大臣等人物，另按人物特色歸類立傳的有《循吏列傳》1卷，《酷吏列傳》1卷，《宦者列傳》1卷、《儒林列傳》1卷、《文苑列傳》1卷、《獨行列傳》1卷、《方術列傳》1卷、《逸民列傳》1卷、《列女傳》1卷、《東夷》等列傳6卷。志30卷：《律歷志》3卷、《禮儀志》3卷、《祭祀志》3卷、《天文志》3卷、《五行志》6卷、《郡國志》5卷、《百官志》5卷、《輿服志》2卷。?
　　
    范曄的《后漢書》雖是繼承了《史記》、《漢書》的體制，但在《史記》和《漢書》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

    一、 “以意為主，以文傳意”

    關于“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問題，范曄在“自序”中突出地寫了他關于“意”與“文”的認識。他說：“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

    對于這一段話的理解，論者往往把它局限在關于“文”的范圍之內，這是一種比較狹隘的理解。其實古時文史不分，后來文史分途但二者仍有聯系。劉勰《文心雕龍》是文學理論著作，但也有《史傳》篇專論史學。《昭明文選》“選”的是“文”，但它也有“史論”專卷。劉知幾《史通》是史學批評著作，但它反復強調“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更是兼論文與史的理論著作。這樣來看，則對于范曄所論“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思想，是不應當理解得太狹隘了，而要把它同作為史學家的范曄聯系起來進行考察。

    史論范曄“自序”稱：

    “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后贊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在這里，范曄所強調的，有兩點很值得注意：一是他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和“《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是突出了“精意深旨”和“筆勢縱放”，同前文所說“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絲絲相扣。二是他說班固史論“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是突出了“任情”之不可取，同前文所說“情急于藻”也是絲絲入扣。?

     “紀傳例”范曄“自序”又稱：“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這里提到了“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的問題。關于《后漢書》的“紀、傳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舉其大略”的背后，包含著“諸細意甚多”，再次突出了“以意為主”的思想。我們只有從《后漢書》紀、傳本身及其序、論去探討范曄所謂“諸細意甚多”了。范曄的“諸細意甚多”應是《后漢書》研究者所應當特別關注的。?

    作史的目的范曄“自序”還寫道：“欲遍作諸志，《前漢》（按指班固《漢書》——引者，）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顯然，就卷內◎※◎，以正得失，是范曄作志之意，也是他作《后漢書》之意；他說“意復未果”，指作志的目的沒有達到，乃引為憾事。劉昭對他的遺憾深為理解，故在《后漢書注補志序》中對此強調地指出：“書雖未明，其大旨也。”可以認為，劉昭對《后漢書》所做的“注補”之舉，的確是深得范曄作志之意。惟其如此，劉昭在中國史學史上留下了難能可貴的一頁。范曄《后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八志的結合，不僅是中國史學上的一段佳話，也使關于東漢歷史的撰述得以成為完璧。還需要指出的是，范曄所謂“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史學思想史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亦有其來龍去脈。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后論中講到他對有關黃帝的文獻抉擇去取時，有這樣幾句話：“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這里，司馬遷十分強調“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重要。這個“意”的核心即史家作史之旨趣。

    二、 “因事就卷內，以正一代得失”

    從史學思想來看，“因事就卷內◎※◎，以正一代得失”，則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從廣泛的意義來看，卷內◎※◎，以正得失，是多數史家的作史目的，同時也反映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一般說來，這里沒有本質的區別而只存在高下之分。現在，我們已不可能得知范曄是怎樣在擬議中的十志于卷內◎※◎的，在典章制度上其所正得失是何所指。那么，我們是否也可以從《后漢書》紀傳中，尤其是紀傳的史論中窺見其有關的見解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為范曄的這一宗旨不可能只打算在十志中表現出來，而在紀傳中則不作任何表現。我們還是可以試圖從《后漢書》紀傳中來揭示所謂就卷內◎※◎，以正得失的具體表現的。綜觀《后漢書》紀傳，涉及這方面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主要歸結為教化與刑罰，妥善安置功臣，注重改良風俗，外戚與宦官對zengzhi的侵蝕，黨錮的教訓等等。這些方面的得失，有的是同前朝相比較而總結出來的，有的則是從東漢的zengzhi后果而揭示出來的。?

    教化與刑罰問題這是一個新的朝代建立起來首先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對于社會的安定有關鍵性的作用。范曄對此二者，不持絕對不同或互相排斥的看法，認為二者都有必要，都會起到積極的社會作用。這從他對漢明帝和漢章帝的評價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說：“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倬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法制能夠做到“內外無悻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可謂不易。這里或許有所夸大，但總不能沒有任何根據。東漢社會的穩定，與此有極大關系。但是，社會的相對穩定，僅僅依靠法制是不夠的，還應同時實行教化。范曄認為漢章帝在這方面是做出了成績的。他在《章帝紀》后論中寫道：“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于圖書者數百千所。烏呼懋哉!”一方面減輕負擔，一方面實行教化，以“寬厚”來淡化“苛切”，使社會繼續保持安定的局面。這同人們稱道“建武、永平之政”是相輔相成的。?

    妥善安置功臣東漢“中興”，多有功臣，對功臣如何安置，是zengzhi上一件大事。所謂“中興二十八將”的安置，是一個突出問題。范曄對于“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致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的評論，提出不同的認識。他認為光武的做法，“原夫深圖遠籌，固將有以焉爾”，即是從zengzhi上的長遠利益考慮的。他進而指出，西漢初年大封功臣為王，“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殖戮，不其然乎!”這種情況，延續到漢武帝時，還是“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間，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這就不僅僅是“隙生”、“亂起”的問題，而且更有堵塞賢路、埋沒人才之弊。范曄見解的深刻，在這里顯得十分突出。他說，正因為如此，“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才做出不同于西漢初年大封功臣的決策。這個決策及其結果是：“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余并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后。”最后，范曄作了理論上的概括：“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這是東漢 zengzhi上一條極其重要的歷史經驗，而范曄此論則是《后漢書》中的一篇宏論，世人稱為“中興二十八將論”。

    興經學，重世風范曄認為，東漢一朝在這兩個方面是有成績的。范曄對于東漢經學之盛作了具體分析，雖利弊皆有而從zengzhi上看則利大于弊。他指出：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經學之盛成為東漢社會中的一個突出特點。范曄認為，東漢經學之盛，盡管帶來不少弊端，如：“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條章，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通人鄙其固焉”，真正有成就者并不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圣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對一代社會風氣有很大影響，以致東漢末年的“權強之臣”、“豪俊之夫”，都不能無所顧忌。東漢自桓、靈以下，衰頹之勢不可逆轉，“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東漢末年皇權的延續，是諸多因素所決定的，而“皇權”本身實質上已是有其名而無其實，但范曄所論及其所舉出的歷史事實，說明世風對于社會以致對于zengzhi所產生的影響，不是沒有道理的。范曄還列舉李固、周軍、左雄、黃瓊、桓焉、楊厚、崔瑗、馬融、吳枯、蘇章、欒巴、寵參、虞詡、王龔、張皓、張綱、杜喬、張衡等人，顯示各方面的才能，致使“東京《按指東漢——引者》之士，于茲盛焉”。即使到漢桓帝時，依然是“宏儒遠智，高心絮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這里范曄得到同樣的結論：東漢末年，“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在范曄看來，東漢經學的盛行，雖然存在不少可議之處，但它對于社會倫理的規范在當時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乃至對于政權的穩固和延續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很重要的。?

    外戚干政和宦官專權范曄認為，外戚干政和宦官專權，是東漢zengzhi上的兩個嚴重教訓。他強調說他在《后漢書》中撰《皇后本紀》的目的，是為了要說明：“東京（按指東漢皇朝——引者）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簾，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在皇后和外戚的紛紛得勢、覆滅的過程中，東漢皇朝也走向“淪亡”。這個教訓，可謂嚴重至極矣。舉例來說，如漢安帝時， “權歸鄧氏，至乃損撤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臺衡，以答天眚。”鄧氏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最后還要嫁禍他人，去追究三公的“責任”。而鄧氏一門，則公、侯、牧、守無數。史載：“鄧氏自中興后，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顯然，即使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現象也是極不正常的，其有害于zengzhi統治，是不言而喻的。?

    從這些歷史現象中，范曄進而揭示出其中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即外戚們不可逃脫的歷史悲劇命運。他這樣寫道：“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于貽釁后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己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這段話概括了干政的外戚們必遭禍敗之理。或承寵于先帝，不結恩于后主；或后來得寵者，而先代權臣必不相容，等等，這在當時的zengzhi權力的分配、爭奪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也是難以克服的痼疾。從范曄的這些分析當中，不難看出，外戚極易走上干政的路徑，而這樣的外戚則必定成為當時 zengzhi機體上的一個毒瘤。范曄的認識可謂一針見血，給后人啟示良多。?

    黨錮的歷史教訓所謂“黨錮”，是東漢末年zengzhi**、宦官專權所釀成的一出嚴重的歷史悲劇。對此，范曄在繼承司馬彪《續漢書•黨錮傳》及有關傳記的基礎上，頗用心力，為陳蕃等6人作專傳，記荀翌等3人行事而附于他人之傳，而對劉淑、李膺等21人則立為《后漢書•黨錮列傳》，并為此傳撰寫了約 1500字的長篇序文，略述“黨錮”之始末原委。所有這些，都表明范曄對于“黨錮”這一歷史事件的十分重視。這篇序文，乃是范曄《后漢書》紀傳史論中的佳作之一。范曄認為，所謂“黨錮”發生的深層原因是：“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于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婢直之風，于斯行矣。”但對于這種“婢直之風”，專權的宦官是不能容忍的。因此，“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在范曄看來，盡管“黨人之議”本始于士人之間的“互相譏揣”，但它被宦官集團所利用并制造了東漢歷史上一個zengzhi大悲劇，是有其必然性的。漢桓帝時，宦官對士人羅織的“罪名”是“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互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李膺等“黨人”于是被“逮捕”、“收執”，而受牽連者“二百余人”。其后，雖“赦歸田里”，但卻“禁錮終身”。漢靈帝時，張儉等被誣告“圖為社稷”，靈帝詔令大捕“黨人”，致使各級官員“百余人，皆死獄中”；受其牽連，“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直到黃巾起義，靈帝才**“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范曄對于“黨錮”一事的性質也有明確的評論，他寫道：“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張儉，海內涂炭，二十余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他認為“黨錮”給予人們最重要的啟示和教訓是 “上好則下必甚”。他的結論是中肯的。?

    為了進一步說明范曄在“以正一代得失”方面的見解的深刻，這里不妨看看就《后漢書•黨錮列傳》序所引發的有關評論。清人王鳴盛指出：“袁宏《后漢紀》第二十二卷論黨錮一段，蔚宗雖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黨人之非，用意與蔚宗不同。”《后漢紀》關于“黨錮”之論，也是作者的精心之作，但其主旨在于強調“野不議朝，出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的“先王之教”，與范曄論旨迥然不同。在對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上，袁、范的異趣，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正確地認識歷史，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是多么重要。【原標題：兩晉南北朝:范曄的史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