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河北東光縣人，1929年10月出生。195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系，是新中國成立后較早的考古學專業的研究生，1976年主持發掘了河南安陽婦好墓，對我國殷商考古有重大意義。與人合著有《殷墟婦好墓》、《殷墟玉器》、《殷墟銅器》、《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安陽小屯》等等。

    輾轉進入北大考古專業

    在我準備上學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了。我上的是女子南開小學，由于日本侵略軍的規定，從三年級起，我們開始學一些簡單的日文，如“早安”、“晚安”，“父親”、“母親”等，也曾用日語玩游戲。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們就不學日文了。1946年過新年的時候，比以前要隆重得多。學校教學生唱一些抗戰取得勝利的歌曲，比如有一首歌的歌詞是“那樣好的消息，中國抗戰勝利，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恭喜”。

    之后我考上了天津師范學校，上了三年，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學校來了一個解放區的老干部，他不太懂教育，他跟我們說，冀中非常需要老師，希望你們下去，你們就算畢業了，剩下的半年不用學了。其實天津其他學校都沒有提前讓學生畢業下去，但因為他的號召，我就去了天津附近教小學。那一年天津發大水，縣里想裁減一批教員，我就對校長說我還想繼續上學，校長同意后就給我開證明。我報考的第一志愿是南開，第二志愿是天津師范學院。但南開沒錄取，我在天津師范學院文史系上了一年。

    這時候，一個同學給我寫了一封信，建議我考北京大學。他當時在我們那里考試是第一名，我是第八名。

    我就想我與他差距不是那么大，他能考上北大，我也可以試試。第二年我就開始考北大，兩個志愿一個是北大歷史系，一個是博物館專修科歷史組。那時北大博物館專修科分三個組，一個歷史組、一個美術組、一個自然科學組。結果歷史系沒錄取，博物館專修科歷史組錄取了。

    1950年我就進了北大，1952年院系調整后，北大不辦博物館專修科了，在歷史系設考古專業。我們二年級同學都轉到歷史系考古專業了。

    那個時候，搞考古的專家不到20人，大部分都在北京。我原來學歷史的時候是一個講師把古代史全部講下來，轉到考古專業后重新學了一次中國通史，是四個老師講。當時，北大歷史系在國內是頂尖的。第一段是張政烺，第二段是余遜，第三段是鄧廣銘，第四段開始是邵循正。經過這種學習，我的通史基礎打得特別好。我對考古產生興趣完全是在北大。在這之前，我惟一接觸到與考古有關的東西就是小篆，因為我一個哥哥以前經常練。我們班有一個姓王的同學建議我直接看甲骨文的片子，這樣更容易。

    后來我上商周的課時，把他告訴我的方法與老師教的東西結合起來，這樣學習起來果然比較快。

    成了北大最早的考古研究生

    1954年我本科畢業以后，留校做了助教。第二年，北大開始培養研究生，這時歷史系培養的研究生主要是學世界史專業的，考古班也決心培養兩個，其中一個是我。研究生當時叫副博士，每月有50元錢，跟助教差不多。這期間，我有機會系統地閱讀了大量關于考古、歷史方面的文獻資料。北大圖書館8點鐘開門，我早早地就來到門前等候，以搶到座位，直到晚上11點閉館才離開。

    我們宿舍的同學說我是一個“標準鐘”，回到宿舍的時間肯定過了11點。

    1958年到1959年間，我還去云南參加過民族調查，跑了很多路，主要是了解云南彝族、苗族的生產技術、生活方式，這對我們考古有一定的幫助。苗族人種地叫“板地點白籽”，不耕地，不上糞，用一個剁鍬挖一個眼，種子漏到下面。過若干年，地力沒有了，苗族人就搬家。彝族保留了某些母系氏族的傳統，比如姨表不開親（姨表兄妹之間不能結親，姑姑家的可以）。當時，我們背著行李，最多的一天跑了110里路。

    1959年9月研究生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考古所。1964年10月我去了通縣搞“四清”，第二年又去大連金縣，完了以后就地勞動鍛煉。我們這代人對勞動不是太生疏，我很快就適應了干農活。收玉米我開輔行還跟得上開主行的人。1966年“文革”開始了，業務工作基本停頓。這段時間除了偶爾去過洛陽，直到1972年回北京以后才陸續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農業學大寨”中搶救出婦好墓

    1975年底，全國開始搞“農業學大寨”。農村平整土地也掀起一個浪潮。安陽當地干部對保護殷墟有一定認識，但是他們還得跟上形勢。

    因為遺址一般都在高處，所以是平整土地的主要目標。

    因為與當地人很熟，安陽黃河北岸的拖拉機手給我們送信，說他們那里在平整土地。

    那個時候想用重點保護區的名義聲稱不許動土沒有說服力，一個土崗子，誰知道底下有什么。我就說那咱們就鉆探吧。這時我們就決定在陵區和宮殿區鉆探。

    小屯那塊地是三角形，北邊是一個斜的，南邊是取土的一個斷崖，西邊與長沿連著。經鉆探后，我們發現從東向西有70米的夯土，估計這里是一個大的宮殿遺址，于是開了300平方米的探方。我們與村里的干部說，這里肯定是建筑遺址，他們也同意保護。我們回所里商量后決定，明年繼續發掘。

    因為面積太小房子出不來，至少應該挖1000平方米，經文物局、考古所批準后，于是辦了一個執照。1976年春，我們就開始挖掘。挖的時候我們想把平面揭出來，揭的過程中發現第一灰層上有一個打破的房基，清理這個灰坑的時候就發現了婦好墓。

    開始鉆探的時候鉆不到底，工人們有些泄氣，根據他們的挖掘經驗，認為下面沒東西。5月16日是一個星期天，我讓比較有經驗、勞動力強的部分人留下，其余的人休息。當天很早工人們就來了，往下探到6米多就是泥了，到水面再往下鉆就很困難，下去一米幾乎就要一個小時，在7米多的時候，探竿突然往下墜，把探竿探到底，慢慢提上來，探鏟帶上來一鏟鮮紅的漆皮。一個工人發現里面有東西，一把抓過來拿到旁邊的水渠去清洗，發現是一個玉墜。這下可以確定，這里是一座墓葬。老工人就說，要挖得趕快，首先是擔心有人盜墓，其次是擔心這里已經挖開，夏天下雨會坍塌。我與隊里的同事一商量，他們都很支持我盡快挖掘。

    于是停下了別的探方，組織所有人力來挖這個墓。

    這個墓一共六層遺物，最下面出土的東西最多。我們挖到六米多的時候，就用抽水機抽水。挖的過程非常激動人心，挖了不久，一個大方鼎就在墓的東南角出來了，大家就覺得墓主人不是那么簡單。接著又出來了偶方彝、大圓鼎等重要的文物。

    當時有很多人圍觀，維持秩序的人就讓大家不要往前擠。開始的時候，大家把東西一件一件往上遞，但是這樣太慢了，擔心水沖垮墓壁，就用籮筐把銅器裝在一起，用轆轤絞上來，玉器就裝在水桶里，一桶一桶抬回去，大的器物就直接用粗繩子綁住往上拉。有的老工人覺得大開眼界，說挖出那么多玉雕的小人來，死了也不虧呀。有人過去挖了一輩子也沒看到過一個玉人。

    一個3000年前的藝術寶庫

    后來在整理過程中，我們才通過銘文知道墓主人是婦好，她曾在甲骨文中出現過。她是商王武丁數十個配偶之一，已經經郭沫若、唐蘭先生考證為大家所承認。這個墓保存完整，時代清晰，墓主人身份清楚。銅器、玉器代表著當時的藝術水平�？梢哉f，這個墓的發掘對于研究武丁時期的文化有著重要意義。

    這與鄭州被發現的早商時期的銅器截然不同，雖然二者相隔的時間不是很長，但它們之間的變化非常明顯。

    婦好墓共挖出了殉人16具，狗6只，葬品總數達1928件，其中僅青銅器的總數量就達1600多公斤，還有玉器、石器、寶石器、象牙器、陶器、蚌器、海貝。婦好墓被公認為3000年前的藝術寶庫，對于它的研究也是無止境的，我們當時寫報告也只是把它基本的概況搞清楚。對殷墟考古來說，它提供了一個標尺。1976年工作結束以后，大部分銅器需要修補，但是因為唐山地震，到11月才把東西運回來。修整室的同志們用了半年時間就完成了工作，《殷墟婦好墓》很快就出版了。

    上世紀80年代后，我們陸續出版了《殷墟玉器》、《殷墟青銅器》等書，1994年，我們出了一本《殷墟的發現與研究》，這是對殷墟發現60年的一個總結�？脊艦闅v史學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比如，原來史學界部分人認為，在中國的奴隸社會中，奴隸是主要的勞動力。而我們挖掘的一些小墓證實，自由民才是主要勞動力，被殺死祭祀的人主要是戰爭俘虜，這對研究中國古代的社會性質和特點提供了重要依據。

    ■記者手記

    婦好是商代第23代王武丁的配偶，也是一位女將。殷墟的卜辭中記載她曾多次帶兵出征，一次達萬人以上。楊門女將的故事，更多只是傳說而非史實。婦好墓被發現，不僅為研究商文化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而且證明，早在楊門女將和花木蘭之前，就已經有尚武的巾幗英雄帶兵出征，在戰場上縱橫馳騁。

    我相信在婦好和鄭振香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鄭振香以女性之軀，在一個戰爭的年代，為求學而輾轉奔走，直到進入中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而她所選擇的專業，卻是女性涉獵不多的考古學。一個是“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女將軍，一個是奮發進娶努力求學的女學者，前者的身份經由后者的發現而被確認，后者通過發現前者而觸摸到一個遙遠而神秘時代的文化，并譜寫了自己考古工作中最輝煌的一頁。

    在此過程中，兩人以不同的方式進入歷史：前者以明確的身份而不僅是文獻中的片段出現在商代，而后者則以發現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增添精彩的一筆。兩位女性相隔3000年，卻在一起構成了一道奇異的風景。

    這就是考古學的魅力之所在。挖掘者總是在苦苦尋找辨識過去的依據。如果說“蓋棺論定”是指對人或者一件事物的確定性，那么考古工作者就是把這種確定性告訴今天的人們。鄭振香使唐蘭、郭沫若等前輩學者的研究得到了證實，那么，在中華大地的深處，還有多少被湮沒的歷史和人物在繼續沉睡？【原標題：揭開婦好的神秘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