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沒有了秦孝公的權力支持，固然使商鞅頓失怙恃，但商鞅不是已將秦國變成一個大兵營嗎？秦孝公當然是統帥，但商鞅是久已實權在握的總參謀長。孝公死，太子立，統帥易人，意味著統帥的侍從大換班，但商鞅的權勢怎會頃刻瓦解？唯一解釋，只能是商鞅沒有掌握實權。

商鞅 （資料圖）

    商鞅于公元前四世紀在秦國主持的變法，結局似乎是人亡政舉，他本人慘死，而他的事業直到秦始皇還延續，甚至被說成“百代都行秦政法”。這與十三世紀以后已成“孔門傳心之法”的《中庸》“其人亡，則其政息”的哲理相悖。因而從戰國晚期到清末民初，每逢歷史面臨變革，關于商鞅其人其政，總會舊話重提，所謂“評價”的對立也越發突顯。如此輪回，最近的世紀更替時期，又有幾度。馬克思說過：“真理是通過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從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來的。”我以為，任何歷史問題，不爭論是不可能的，價值判斷的差異總會存在，可是不問歷史“是什么”，就急于追究“為什么”，至少相信歷史并非純觀念者都難以茍同。本篇即我清理商鞅變法史的一個陳述，就正于方家。

    “孤秦”要圖強
　　
    古典中國在公元前五世紀末葉進入戰國時代。顧名思義，這個時代的表征，便是諸侯國之間，爭城掠地的戰爭不斷。假如按照司馬光主編的編年史名著《資治通鑒》，將公元前四0三年東周“天子”承認三晉即韓趙魏三國君主為諸侯，作為戰國的開端，那么不過三四十年，當時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經過列強兼并戰爭，已形成七雄并立的局面。

    七雄即齊楚燕趙韓魏秦七國諸侯。其中唯有秦國在黃河與南山以西，文明程度較河東和山東六國要低得多。公元前三六二年，二十一歲的秦孝公即位，就面對這樣的列強態勢：“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清初王大夫曾說秦國為“孤秦”，看來有歷史理由。
　　
    相傳孔子晚年刪訂的《尚書》，以《秦誓》終篇�！肚厥摹返淖髡咔啬鹿�（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六二一年在位）曾列名“春秋五霸”。豈料穆公以后，秦國聲價一路下跌，乃至被“中國”諸侯，包括在前曾自居南蠻的楚王，排斥在“中國”以外，被當作夷狄，年輕的秦孝公，憤慨可知，因而即位當年，就公開宣稱志在恢復穆公霸業，“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應召入秦的外國“奇才”
　　
    尊官分土，就是給以高官和封邑。這在春秋時代的霸國已實行，而秦孝公特別聲明要給來自外國的賓客以這類待遇，當然對山東六國的智者，很有吸引力。
　　
    果然，秦孝公的通令，引來了一位杰士。他原是衛國公族的遠支，名鞅。成年后跑到衛國，成為執政公叔痤的家臣，自稱衛國公孫，因而稱公孫鞅，又稱衛鞅。相傳公叔痤稱他為“奇才”，臨終曾向魏惠王推薦衛鞅繼其執政，且說如不用就應將衛鞅殺掉。衛鞅逆料魏惠王必謂公叔痤臨死亂命，從容離魏赴秦。
　　
    衛鞅入秦，年方“而立”，卻已洞悉宮廷鉆營術。他首先結交秦孝公寵信的宦官，走后門得以見王，然后依次拿出稱帝稱王稱霸三種政治設計，逆料孝公必對霸道感興趣。果不其然，秦孝公特別鐘情于他的“強國之術”，“卒用鞅法”。
　　
    在秦變法二十年
　　
    據司馬遷著《秦本紀》，秦自開國，到孝公立，已逾五百年。如此古國，法度傳統早已凝固，“變法”談何容易？
　　
    好在從秦穆公起，秦國內亂十余世，而亂之焦點在于爭奪君位，而君位的吸引力就在于權力獨斷。秦孝公既已掌控獨斷權力，于是以下記載便不奇怪：“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
　　
    需要說明，第一“百姓”非指庶民，而指“群臣之父子兄弟”。第二，“居三年”，當為秦孝公六年（公元前三五六年），這年秦孝公才拜衛鞅為左庶長，賦予他將軍權力，反證此前秦國變法由孝公出面，衛鞅尚居幕后，因而近人以為商鞅變法始于秦孝公六年，乃不明秦國權力運作實情。
　　
    揆諸歷史，商鞅在秦國變法，始于秦孝公三年，至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君死而商君亦死，凡二十年。
　　
    據司馬遷《商君列傳》，衛鞅在秦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于是秦孝公升他為大良造。以后《史記》稱衛鞅二度率軍破魏，還封于商洛十五邑，“號為商君”。從此衛鞅稱作商鞅。但僅兩年，秦孝公死了，商鞅還能繼續執政嗎？
　
    析商鞅的變法初令
　　
    商鞅在秦國執政期間，曾經兩度頒布變法令。
　　
    初令是商鞅任左庶長以后所定，時間在秦孝公六年，當公元前三五六年：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這道新法令的內涵，顯然是將秦國變成一個軍事化的社會。底層的民，當指對國家承擔納稅服役任務的生產者，都按五口或十口一組重新編制，同一什伍的人口必須互相監視和防范，依照軍紀賞功罰罪。為了保證國家的財源和兵員，強制民間家族拆分為單丁家庭，誰不分家就按男丁數目倍征軍賦；凡從軍殺敵有功的，按照立功大小給予相應的最高爵級，但禁止民間私自械斗，否則依照違反軍紀的程度判刑。新法令特別重視農工對國家的貢獻，誰納糧交帛超過國家標準，便可免除個人徭役，但誰靠投機取利或懶惰致貧，一旦被檢舉，就要“收孥”即將其妻子沒收充當官奴婢。那么秦國原有的貴族呢？照樣得從軍，即使是公族，沒有軍功，便開除其作為國君親屬身份，降為平民。
　　
    當然，商鞅變法的目的，絕非在一般意義上取消身份、等級及相應特權，而是要將秦國的血統貴族體制，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輩已在局部實施的軍功貴族體制。所以，他取消的貴族特權，只是秦國傳統那種憑借“龍生龍、鳳生鳳”的血親關系就生而富貴的寄生性世襲特權，而代之以軍功“明尊卑爵秩等級”的特權體制。
　　
    商鞅這套變法初令，似屬創新，實為復古。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不辭辛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