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看到了無法解決的人生悖論。他提出了“逍遙”（自由）說，并將其視為生命的終極意義，只不過沒有找到一條可行的路徑。透過《莊子》，可以感到其內心的掙扎：有時試圖超越社會體制的局限，通過“游心”，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有時則試圖通過“游世”，在與世沉浮中獲得相對的自由。莊子在兩者之間徘徊，不知所終。在思想探索的路上，他走得最遠，經(jīng)常孤身一人面對永恒，希望萬世之后有一個大圣，能理解他的“吊詭”之言。
　  
    莊子逝世后，他的學說沉寂了數(shù)百年，終于在魏晉之際，在竹林七賢的心中復活。嵇康、阮籍沿著《莊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對社會體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幟：嵇康奮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虛幻的神仙境界，卻抑郁而終。面對現(xiàn)實，向秀“覺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體制的銅墻鐵壁面前，個人的反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脫離社會的自由逍遙只是幻想，沿著“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塵，在朝廷與山林之間，他無奈地選擇了前者。作為最后一個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準備與早已入仕的山濤、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祿中“逍遙”。
      
    同為竹林七賢之一，向秀的聲望不及嵇康、阮籍。他平平淡淡地活著，無聲無息地死去，甚至沒有文集傳世。但事實上，向秀并不比嵇、阮遜色，所著《難養(yǎng)生論》匠心獨運，與嵇康難分高下；《思舊賦》堪稱絕唱，魏晉時期無他“賦”可與之比肩；其《莊子注》，更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在混跡于西晉宮廷的日子里，向秀對《莊子・逍遙游》中關于大鵬與小鳥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這兩個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發(fā)現(xiàn)了本質的平等：逍遙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遙又是本性的滿足，如果滿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遙本身是沒有任何差異的，猶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著后的感覺都一樣。從這個角度看，只要適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滿足，那么不僅小人物與大人物，即使圣人與凡人，其逍遙也是沒有差別的。向秀運用這一發(fā)現(xiàn)刷新了思想界對“逍遙”的理解，融鑄在其《莊子注》中。
      
    向秀大約逝世于西晉咸寧元年（275年）前后，此時郭象只有十歲左右，40多歲的年齡差距和社會地位的懸殊，使兩人無緣相識。但如果擴大學術視野，從兩人所分屬的竹林名士與元康名士群體的歷史發(fā)展看，其內在聯(lián)系顯而易見：向秀逝世后，健在的竹林名士山濤和王戎作為政治當權派，一手扶植元康名士走上政治舞臺；而郭象正是在元康名士領軍人物王衍的支持下“破土而出”的。
      
    郭象與向秀生活的時代不同，面臨的生存困境和亟待解答的理論課題也存在差異：向秀生活在從動蕩走向太平的魏晉之際，需要論證個人自由如何適應社會體制；而郭象則生活在從太平走向動亂的元康、永嘉之際。其時，元康名士以嵇康、阮籍的繼承者自居，追求絕對的個人自由，形成的放誕之風如洪水猛獸，“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于裸裎”。面對嚴重的社會失控，亟需解決的時代課題是如何撥亂反正、重建社會秩序。作為政治當權派與大思想家的郭象，為社會的長治久安設計的理想政治藍圖為：既要避免強大的君主專制破壞士人的“自由”，又要避免過度“自由”導致社會崩潰，危及士人的根本利益。這就注定了郭象一定會在《莊子》中發(fā)現(xiàn)向秀無法讀到的“新意”。
      
    郭象斷言，在理想的社會中，個人自由逍遙與經(jīng)邦治國活動，完全是一回事。因為人類的本性存在巨大的質量差異，社會必然要分成尊卑等級，如果社會成員處在與其“性分”需求一致的位置上，那么表面上緊張的治國活動，便成了實現(xiàn)本性的“逍遙”過程。如此看待國家機器的金字塔等級結構，君主→宰相→百官→萬民之間，便不是進行壓迫統(tǒng)治，而是每個人的“自治”與“自得”。因為從最低層的奴婢，到頂尖的圣王，只要其崗位適合自己的本性，同樣不會感到沉重壓力。“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yè)。”猶如舉重，只要負重適當，便不會感到沉重。“圣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
      
    傳世的郭象《莊子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魏晉思想史上，沒有一本著作能從整體上超越它的分量。但這部巨著的真正作者，卻是個持續(xù)了1000多年的公案。《世說新語》說是郭象抄襲向秀，而《晉書・向秀傳》則說是郭象發(fā)展了向秀。近代以來，學者們以向秀《莊子注》佚文對照現(xiàn)存郭象《莊子注》，基本上形成了郭象發(fā)展向秀《莊子注》的共識，但由于向秀《莊子注》久佚，郭象究竟“借鑒”了多少向秀的成果，也許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從兩人的佚文――向秀的《難養(yǎng)生論》與郭象的《論語體略》看，都是一流的大手筆。如果忽略向秀、郭象在傳世《莊子注》中著作權份額，從積極的角度看，他們無疑是魏晉思想解放運動中，《莊》學復興接力賽的兩位重量級選手。一部學術名著《莊子注》，將他們的名字永遠連在了一起。
      
    向秀與郭象都出身于平民，在門閥士族社會興起的西晉時期，以個人杰出的學術名聲位居高官，并且都通過作《莊子注》成為西晉時期兩位最重要的玄學家。但是，他們性格與處世方式不同，政治命運也各異：向秀性格平和，習慣于低調處世，走向朝廷之路，實屬不得已；郭象則性格外向，有強烈的入世情結，最終作為司馬越親信幕僚控制朝政。無論被迫還是自愿，他們都卷入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漩渦中：向秀“隱居”的河內郡山陽縣，是洛陽之外的第二個文化中心，后來他則“容跡”于西晉王朝的中樞機構任散騎常侍，參與國家重要決策；而郭象寄身的司馬越的太傅府，則是永嘉時期真正的朝廷，他以太傅主簿身份控制朝政，“熏灼內外”。向秀、郭象與政治的密切關系，使他們的思想脈搏，必然隨主流社會的變化而一起跳動。
      
    既追求個性自由，又維護社會體制，是士族的雙重文化性格，但兩者的矛盾所產生的心理逼迫，使魏晉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滿了焦慮、迷茫與失落。向秀、郭象“逍遙”新義，使一代士人獲得了空前的解放感，“讀之者無不超然”。《莊子》隨之從山林來到了塵世，與《周易》、《老子》并列為魏晉清談經(jīng)典“三玄”，“大暢玄風”。值得注意的是，向秀、郭象的逍遙新義及其《莊子注》，并沒有隨魏晉玄風一起消散，而是作為解釋《莊子》的權威之作影響至今，為歷代面臨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徑，領了1700多年風騷。其中的奧秘，可能在于他們首先從“自由與必然”的關系這一視角探討了“逍遙”。至于其解釋是否符合莊子本意，并不重要。思想家逝世后，他們提出的哲學問題便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線，無論你如何前行，它離你同樣遙遠。【原標題：向秀、郭象“逍遙”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