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善于改革者，大凡善于謀事者，總是把精力集中于事業(yè)，而疏于對陰謀的防范，常被他人成功算計。
　　
    司馬遷在《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所記載的西漢前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晁錯，即是一個典型。明朝李贄在《藏書•晁錯》中評價晁錯說：“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
　　
    晁錯之善于謀國，主要是能夠?qū)彆r度勢，總結(jié)秦王朝滅亡的教訓(xùn)，正確分析西漢前期社會存在著的主要問題，如邊境少數(shù)民族與漢王朝之間的矛盾，地方諸侯的割據(jù)勢力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提出了加強中央集權(quán)、削減諸侯封地等解決問題的方法，并付諸實施。其主張為西漢初期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之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質(zhì)基礎(chǔ)。晁錯的《言兵事疏》、《守邊勸農(nóng)疏》、《貴粟疏》和《舉賢良對策》、《削藩策》等，都是杰出的策論，可謂充滿著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精神。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晁錯“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劃”。蘇軾的《晁錯論》稱贊“晁錯盡忠為漢”。
　　
    晁錯之不善于謀身，則在于他昧于人情世故，以為只憑一腔忠心與勇往直前的精神，即可實現(xiàn)社會長治久安。晁錯的削藩政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政策得罪了當(dāng)時最大的一批權(quán)貴集團，加速引發(fā)了“吳楚七國之亂”。吳楚七國以“清君側(cè)”為名，認(rèn)為晁錯“侵奪諸侯封地，專以劾治污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之禮對待劉氏骨肉，所以要舉兵誅之”。晁錯被吳楚七國作為引發(fā)“吳楚七國之亂”的借口。
　　
    晁錯的為人處世之道頗有失策之處。司馬遷說晁錯“為人峭直刻深”，性情耿直，不善于處理人際關(guān)系，“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沒有一個良好的人緣環(huán)境。再加上晁錯本身才華橫溢，招致同僚忌妒，就在朝中樹立了一批對立面，代表人物是竇嬰與袁盎。特別是后者，《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記載，“盎素不好晁錯，晁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袁盎同晁錯兩人的成見就很深。
　　
    晁錯實施《削藩策》時提出了兩大在自己看來是正當(dāng)必要的、而在他人看來是錯誤的建議。第一個建議是追究袁盎預(yù)知吳王劉濞陰謀反叛之罪，誅殺政敵袁盎。此建議卻未得到皇帝的支持。做過吳王劉濞之相、接受過賄賂的袁盎，則在同時向皇帝提出誅殺晁錯以謝天下的要求，因為吳王劉濞叛亂的宣言就是“清君側(cè)”、殺晁錯。
　　
    另一個建議，是提議漢景帝御駕親征，這本是體現(xiàn)天子威儀的好機會。但這建議讓漢景帝對晁錯產(chǎn)生了懷疑，也給其他大臣提供了一個攻擊他的借口。御駕親征是讓皇帝去直面前方的危險，而晁錯自己則可留守京城長安。
　　
    兩相較量下，袁盎用吳王劉濞叛亂宣言中“清君側(cè)”的話，說服了漢景帝。漢景帝選擇了“吾不愛一人而謝天下”之理由，把晁錯當(dāng)作替罪羊，腰斬了晁錯。那年，晁錯46歲。有多種評論認(rèn)為，晁錯建議殺袁盎以保全自己的計策，是引發(fā)其被殺的導(dǎo)火線，說晁錯之死是自取的。對此，筆者不敢茍同，因為，決定如何取舍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漢景帝，正如蘇軾所說“當(dāng)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
　　
    老子《道德經(jīng)》說，“強梁者不得其死”。司馬遷評述晁錯時說，“改變古法，搞亂常規(guī)，不是身死，就是逃亡”。面對十分強盛的吳楚七國諸侯，晁錯深知自己踩的是“地雷陣”，削藩并非易事，但“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蘇軾《晁錯論》語)，仍然挺身而出，勇敢地做起了先鋒，一心一意要采取強制措施快速削弱他們。改革需要“強梁者”，明哲保身，無法開創(chuàng)新局面，晁錯一定知道雖然“不得其死”，但堅定不移地做了“強梁者”，悲哉壯哉！
　　
    晁錯犧牲了，“吳楚七國之亂”依然如故，漢景帝醒悟，明白了吳王劉濞所謂“清君側(cè)”是一個騙局，袁盎之以求殺晁錯換和平也是一個陰謀。到此時，漢景帝果斷地采用軍事手段，三個月就平定了叛亂，其后，晁錯為之奮斗的削藩事業(yè)得到延續(xù)。【原標(biāo)題：悲壯晁錯：善謀國不善謀身的西漢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