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好好先生”，不少文章提到司馬徽，原因是馮夢龍在《古今譚概》中說：“后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聞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今人稱好好先生本此。”
       
    司馬徽，在《三國演義》中被描繪成世外高人，號稱“水鏡先生”。《三國志•龐統傳》稱頌他“清雅有知人鑒”。劉備登門訪以國事，徽以不識時務辭之，但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和龐統。司馬徽確實善于知人。擅長評論人物的司馬徽為什么“不談人短”呢？《世說新語》注引《司馬徽別傳》回答了這個問題：“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 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人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
         
    漢魏之際，群雄割據混戰，司馬徽避居荊州。荊州是劉表的地盤，劉表暗昧不明事體，必將加害于善良之人，所以司馬徽閉口不褒貶時人。他“不談議時人”，是為人消災，也為己消災。這種做法，在亂世頗為人們推崇。當時，司馬昭極力贊揚阮籍，說“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見《世說新語》注引李康《家誡》）不評論時事，不褒貶人物，言不及義，被統治者當作美德。稍后，王羲之的三個兒子同時去見謝安，兩個哥哥話很多，弟弟獻之只是問候而已。僅一面的印象，謝安就作出評價說：小的最賢，理由是“吉人之辭寡”。在亂世，一些有真知灼見的人也以“少說為佳”為信條。  可見，司馬徽有知人之明，但嘴上只能重復一個“好”字，是有他的難言之隱，社會不允許他說真心話。
       
    今天，我們生活于振興中華的時代，可是有些同志卻奉行“多栽花，小栽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明哲保身”的哲學，充當“好好先生”，不敢得罪人，不敢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司馬徽當“好好先生”，是時勢所迫，無可奈何，情有可原；共產黨人志在改造整個世界，卻“不談人短”，那就太不象話了。【原標題：司馬徽的難言之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