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新聞網訊： 睢縣，古稱襄邑，因宋襄公陵墓葬于此而得名。宋襄公死后所葬的陵墓，后人稱之為襄陵。其陵墓不遠處，還有一座宋襄公的望母臺，史稱襄臺。

    宋襄公因孝思母的望母臺，源于《詩經》衛風《河廣》篇。“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誰謂宋遠，趾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詩序》說：此詩為宋襄公之母衛文公之妹，被遣歸衛，思念宋國不止，故作此詩。無論是埋葬宋襄公的襄陵，還是宋襄公因孝思母的襄臺，以及后來取名的襄邑都與宋襄公有著必然的關聯。

    宋襄公生前的古襄邑一帶地望，可考的還有盂國和承匡（筐）。承匡（筐）之語，最早見于群經之首的《易經》之歸妹卦上六：“女承匡（筐），無實，士刳羊，無血。無攸利。”按現在人對《易經》的解說，女承匡（筐），就是女子背著竹筐。匡、筐音同字通，筐字應是竹子被人們作為工具廣泛使用后，從匡字演繹而來的通假字。“匡”字為里外結構，外形是一方形缺一邊不堵口。由此我們可從商王其他先公先王的名諱中找到答案。據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考證：甲骨文中有甲、乙、丙、丁四字的結構和匡字的構形相同，都是外形為一方框不堵口。被其釋讀為商王的幾位先公的報甲、報乙、報丙、報丁，已得到學界的廣泛共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匡”字應釋讀為報王。依據“匡”字的構形，承匡（筐）的地望與遠古時期先商某一方國的王公有著必然的聯系。承匡（筐）應是與先商報甲、報乙、報丙、報丁同時期庶出的某一商王方國的都城之所在。

    盂國即卜辭中的盂方，“所謂盂方者，乃殷東方之國也……地在河南睢縣”（詳見郭沫若《卜辭通簒》。）盂國在武丁時期曾歸附于商，后又背叛，受到商王的征伐。

    盂國作為商早期的一個方國，與商廷的王公們是不是一源共祖呢？這雖然沒有十分肯定的結論，但有一點是可以十分肯定的，那就是盂國的睢縣一帶，地處黃淮之間的豫東平原上，在先商發源地的文化圈覆蓋之內，是不可爭辯的事實。

    按照古人滅國不絕祀的慣例，夏滅舜，其后代封于杞，以延舜祀。武王滅商后，封其子武庚祿父于商。武王崩，成王年少，周公旦代行國政。武庚祿父與管叔蔡叔聯合淮夷發動了興商復國的叛亂。被周公旦鎮壓后，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啟代殷后，封其先祀，國于宋。顯然，與封紂子武庚祿父于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有商一朝，自盤庚遷殷都朝歌后，安陽殷墟一帶就成了殷商繁華的都邑和方邦的所在地。而先商發源地的睢水流域一帶，因了黃河的滾翻改道而成了生存環境惡劣的煙瘴不毛之地，所以到了盤庚一朝商都遷殷。按照古代先民滅國不絕祀的理念，一般說來，被征服的方國只要臣服納貢是不會被遷國滅祀的。武王打敗紂辛征服殷商后，封武庚祿父的地望，無疑是在其父紂辛的都邑現在安陽的晚商方國之內的。因為，周武王所率領的周軍凱旋而歸，回到了他們祖輩們營建的周之都邑豐鎬，沒有占領殷商方國領土的記載。而現今依然繁華的商都之朝歌，自然是武庚祿父及其商的族屬們延祀封商后，臣服于周天子的商之方國。而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之后，微子啟代殷封祀的地望，斷不會再如武庚祿父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前那樣寬容。

    面對叛亂再次被征服的殷商，被作亂激怒了的周公旦，自然不會再把微子啟，封到生存條件比較繁華富庶的殷商故地來延祀了。微子啟代殷后，封其先祀，國于宋，就和后來的政治犯流放到偏僻邊遠的煙瘴之地差不了許多。而被迫遠離晚商熱土故國的商都之朝歌，率其逸民遷徙到了他們祖宗發跡的睢水流域的遠古地望。

    微子啟代殷后國于宋，實則是國于商。商人自稱其方國為商，國都為邑，“邑商”或“大邑商”是商人的自我稱謂，這些稱謂，在存世的數十萬片甲骨卜辭中隨處可見。卜辭中很難找到宋與殷的稱謂。原來，這宋與殷是他稱。宋與商，邑與殷一聲之轉，在商人口里發出的商與邑，到了遠在千里之外鎬京的周人口里就成了宋與殷了。這稱呼顯然還沒有后來蠻夷、戎狄、鬼方、夷方、獫狁等貶義的成分，其稱謂僅僅是語音上的異變。

    宋也吧，殷也吧，商人的口語里依然發出的是商和邑。官話和方言疊合，應是我們后來的史學家們相互傳承的殷商（邑商）和襄邑（商邑）史學名稱地望的由來。

    國于宋的商的后裔們，從微子啟封宋到宋的被滅，從未有過都邑遷徙的歷史記載。這就為宋的邑都地望的考證，以及商的遠古發祥地的探尋留下了可資借鑒的史實。

    商人和商丘的稱謂，源于《左傳》中所載歷史人物的一番對話。大意是說：魯昭公元年，晉國的首領（那時稱侯）晉侯有病了，鄭國的首領（那時稱伯）鄭伯，帶領他的一幫臣僚到晉國去下聘禮并順便看望一下晉侯的病情。晉國一個叫叔向的臣屬問鄭國伯說，我們晉侯的病，據卜官說是實沈、臺駘死后的神靈在作祟。史官不知道實沈、臺駘是什么神，為何為患。鄭伯子產說，過去，有個叫高辛氏的人，有兩個兒子。大的叫閼伯，小的就叫實沈。兩個兒子不和睦，常常相互間大動干戈。高辛氏實在拿他倆沒辦法，只好把大的閼伯遷到一個叫商丘的地方，主管辰星，這就是后來的商人一脈。把實沈遷到一個叫大夏的地方，主管參星，也就是唐虞晉人的來歷。這就為商和夏的方國地望勾畫出了一個大致輪廓。睢水流域的廣大地區，是先商遠古文化的發祥地，依此說來，睢縣古之襄邑為宋的邑都，較為符合史實。

    以仁義而匡天下的宋襄公，死后的陵墓葬于睢縣的古之襄邑，更說明了宋國都城的地望在睢縣境內無疑。《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冬十一月，宋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宋楚之間的這場泓水之戰，發生在襄公十三年冬十一月。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泓而死，這期間已近半年有余。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又曾以傷于楚，欲得晉援，以馬十二乘之厚禮賄贈晉公子重耳。足證他不可能在他邑都之外療傷養病或接見象晉公子重耳這樣的外國政要。二其必在自己的寢宮中悉心調養。他死后的葬地，也必定在他生前的邑都附近。加之其望母臺的記載，宋襄公的邑都在古之襄邑今之睢縣無疑。

    為此，２００７年６月下旬許，睢縣文物部門的同志，留意襄陵附近地下文物的發現。無意間在其游泳樂園施工現場，撿得許多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存，春秋戰國時期的最多。其中，幾只宮中照明用的陶豆上燒制有銘文。字體為先秦以前的籀讀文字，基本上保有周中晚期春秋戰國時期篆刻銘文字體的原貌。

    文物的出土足證《周禮、禮記》中所傳關于宮中禮制的記載不謬。《禮記、文王世子弟八》中記載：“其在軍，則守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這段話說得明白曉暢，沒有任何含混其詞的意思：一國之公在軍旅中，要守護好其隨身攜帶的先父之靈位。若有政事出國，一國之公的庶子及其同輩的親族之人無事者要守候在公宮里。其正室媂子要守候在祖宗的大廟里。與一國之公同代的叔伯輩分們要守候在貴宮里，其余諸子諸孫們要守候在下宮里。歷史典籍《左傳》記載的晉國程嬰救孤的史實，就發生在晉國都城的貴宮和下宮里。宋襄公陵墓附近的襄邑古城遺址出土的陶豆銘文，更足以證明，這里就是微子啟封祀，國于宋的都邑之所在。【原標題：微子啟都邑地望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