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瓷”

　　鞏義窯唐代絞胎大都是陶質的，當陽峪窯宋代絞胎基本都是瓷質的。

　　鞏義窯唐代絞胎不少是半絞的，當陽峪窯宋代絞胎近乎是全絞的。

　　鞏義窯唐代絞胎大多施以黃、綠等“三彩”低溫釉，當陽峪窯宋代絞胎近乎都施以牙白、淺白等高溫釉。

　　盡管都是絞胎，一陶一瓷、一半絞一全絞、一低溫釉一高溫釉，絞胎陶瓷由陶至瓷的偉大飛躍，存乎其間矣。

　　在中國，由新石器時代生產陶器，到漢晉之際瓷器走向成熟，走了六七千年的時間。

　　由陶到瓷，難；由絞胎陶到絞胎瓷，亦難。

　　難就難在兩種（或者三種）質性不同的泥土經過煅燒，能夠真正合而為一。

　　泥土顏色不同，所含礦物質自然不同；溫度在1000℃上下，被燒為陶時，兩種不同質性的泥土受熱產生的分裂現象，尚不嚴重（這也是當下諸多假冒當陽峪絞胎瓷器，大都是陶器的緣由；當然更有添加色劑者，將一種泥土染為相異之色，相絞為胎，燒之為瓷，亦不分崩離析，似為絞胎，但與非絞胎之瓷器近乎無異）；倘若溫度燒到1200℃以上，乃至1400℃上下（宋代當陽峪絞胎瓷大都燒到這個溫度而成型），崩裂現象就會異常嚴重。

　　絞胎陶瓷，溫度愈高，愈易崩裂；器型愈大，愈易崩裂——這是客觀存在的一條鐵律。

　　也因此，絞胎古瓷，難見大器。

　　也因此，就是一個20多厘米高的瓶器，也大多一分為三，自上而下，由3節瓶體拼接成型。

　　在非絞胎瓷中，拼接就是硬傷（難免留下痕跡，甚至空隙），是不被允許的；但在絞胎瓷中，這是常態，也必須這樣去做，才能求得一個20多厘米高的器物。

　　關于當陽峪絞胎瓷的燒造，有人認為是二次燒造——先燒素胎，而后上釉成器；有人認為是三次燒造——先燒素胎，而后打磨胎體、填補修胎，最后上釉成器。

　　“二次燒造，恐怕成器率更低；燒造絞胎瓷成本，恐怕更高，甚至高昂得讓窯主不能承受。”當地絞胎瓷研究專家王鴻新先生燒制仿宋絞胎，這是他的經驗之談。

　　“絞胎瓷面向的，不會是大眾市場。它是有宋一代最為昂貴的‘奢侈品’，最頂端的人才能消費得起。不然，這么多年，作為絞胎瓷的產地，整個焦作市發掘了很多宋、金、元古墓（不乏級別不低的），不可能連一件絞胎瓷也發掘不出來！”焦作市文物考古隊前隊長楊貴金研究員說，“倒是前些年，看到東北地區的一份考古報告說，人家那兒發掘出來一塊絞胎瓷片，我看應當是當陽峪窯燒造的。為什么當陽峪絞胎瓷跑到了東北？因為那考古遺址，是囚禁宋徽宗的地方呀！你想，連宋徽宗被擄得那么急迫、那么苦難、那么遙遠，都不忘帶上當陽峪的絞胎瓷，由此可以想見絞胎瓷在宋代會是多么珍貴稀少！”

　　記者本想查閱這份考古報告，只是楊先生正在整修房舍，書籍堆積如山，實在不忍再難為行動已顯遲緩的楊老先生。

　　“焦作是黃帝陶正寧封子故地，自不必說。從考古材料上看，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的陶器，這兒都有出土；至少在周代，這兒就有原始瓷器；自此之后， ‘陶事’不斷，宋代達到一個新的制瓷高峰——這兒幾乎什么陶瓷品類都能生產、都在生產，可謂盛況空前，稱雄大河之北。”楊先生說，“因此可以這么說，當陽峪窯在宋代孜孜以求、生產頂尖‘奢侈品’絞胎瓷，不但是有傳統的，也是有把絞胎工藝推演到盡善盡美之極致境界的陶工、窯工基礎的。”

　　昂貴的絞胎瓷，當地之人難以“染指”，是誰在“消費”？

　　達官顯貴，文人士大夫。

　　特別是有知識、有地位、有財富的政界文人，對絞胎瓷的瘋狂追求，幾乎達到癲狂狀態。“達官顯貴們更以擁有一件為榮，兩件為富，三件為貴。”著名古陶瓷收藏家、北京睦明唐古瓷標本博物館館長白明先生在《片面之瓷·如夢似幻說絞胎——唐、宋絞胎瓷》中這樣寫道。

　　當然，倘如只有“榮”、“富”、“貴”的話，絞胎瓷只不過是一種“奢侈品”而已。

　　著名古陶瓷學家葉 民說：“絞胎瓷因為表里如一，被稱為‘瓷中君子’；又因為每一件絞胎瓷的紋飾不盡相同，而被詮釋為‘君子和而不同’。”

　　對此，柴戰柱先生做詩與古今之人“唱和”：

　　賢人雅頌絞胎瓷，表里如一真君子。源于焦作興唐宋，匿失千載出盛世。十樣釉色入泥層，百種紋理由胎生。千度火焰冶瓷韻，萬種情懷在其中。

　　絞胎瓷，緣何會被賦予這樣的文化特質與精神內涵？

　　這，恐怕還得從頭說起。

　　“君子有黨”

　　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的當陽峪“窯神碑”上，刻有“江南提舉程公”程筠應“竹林吟叟”李洵之邀為當陽峪所作之歌，其云：“君誠河朔君子儒，我亦江南真丈夫”（參見在下拙作《“不似官窯，勝似官窯——當陽峪窯”系列之三：窯神碑上的“竹林吟叟”》）。

　　在程筠作歌、“窯神碑”刻石之時，李洵已被宋徽宗欽定為“元�厅h人”。

　　“元�厅h人”，有司馬光、文彥博、程頤、呂公著、蘇軾、蘇轍、黃庭堅和范仲淹之子范純仁、范純禮、范純粹等，他們都是北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文人與高官——北宋末年，徽宗與蔡京等對“元�厅h人”的整治，亦是導致北宋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宋論》云：“朋黨之興，始于君子，而終不勝于小人，害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盡管呼朋引類是中國封建政治社會的一大特征，但趙宋一代黨爭尤其慘烈：前有寇準、王旦與王欽若、丁謂；中有范仲淹與呂夷簡；后有司馬光與王安石，等等。

　　黨爭慘烈，自然引發士大夫們的熱議。

　　王禹　撰《朋黨論》、歐陽修撰《朋黨論》、司馬光撰《朋黨論》、蘇東坡撰《續朋黨論》等。那個時代，政治攻擊對方的殺手锏，恰是你交結“朋黨”。

　　“慶歷新政”反對者夏竦指使宦官藍元震上疏仁宗，攻擊范仲淹等，其云：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做詩）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茍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二三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

　　仁宗就“朋黨問題”質詢范仲淹，不料范仲淹不以為然，反而提出“君子有黨”——

　　“上謂輔臣（范仲淹）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圣心所察爾。茍朋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

　　范仲淹借著仁宗的“君子”、“小人”，坦承自己與君子同道而朋，不但駁斥了政敵的“朋黨”之污，而且就此提出了“君子有黨”的政治主張。

　　然而，范仲淹的“君子有黨”論，畢竟語焉不詳。

　　為了釋解仁宗之惑，歐陽修撰寫《朋黨論》，上呈仁宗，從理論上回答了仁宗提出的問題，厘清了“君子有黨”、“小人無朋”，其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治亂興亡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誠如歐陽修所言，“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絞胎瓷“表里如一”，可投清流，自然為君子所追捧，套用歐陽修的話，“表里如一，此君子之瓷也”。

　　“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罷，黨爭之中，一旦我“廟堂”以“圣賢”自許，誰肯自認“奸佞”？一旦我“輔君”以“中正”自視，誰肯自污“邪歪”？

　　徽宗不是也把當陽峪窯絞胎瓷帶到囚禁他的東北了嗎？大奸佞蔡京的條案上，不見得不安置絞胎之瓷。

　　絞胎之瓷，不過一把玩的物件耳。聊以寄托志趣，表白心跡，暫憑絞胎長精神而已。

　　君子與小人，被宋代知識分子折騰而為一個非常尖刻的熱點話題；回望這個問題，只是一窺宋代士大夫熱捧絞胎之瓷的根由。

　　絞胎瓷是“瓷中君子”，但不是能照出妖精與小人的“照妖神鏡”。

　　也許“元�厅h人”、“河朔君子儒”李洵，想把家鄉的絞胎瓷打造成一面“照妖神鏡”，且憑絞胎長君子精神。

　　因此，當陽峪絞胎瓷有了“君子如瓷（全絞絞胎瓷）”的“人格”，成了士大夫的心靈寄托，有了“瓷中君子”的“文化精神”。

　　君子不器，以器言志，以物征言，這是詩的精神，中國傳統。【原標題：“當陽峪里說絞胎”系列之二　且憑絞胎長精神】

　　現代藝術絞胎瓷

　　鞏義窯絞胎瓷殘片（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