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延五千余年的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社會，曾經是一個英才輩出的漫長歷史過程。在這已經逝去的悠悠歲月中，那些曾經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和文明發展史上放射出輝光的歷史名人，確實浩如煙海，燦若繁星，難以勝數。然而，在中國古代層出不窮的名人之中，被后世戴上炫目光環并尊之為“圣人”者，卻僅有二人，他們就是被民間尊稱為“文圣”的孔子和“武圣”的關公。　　
      
    誕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的孔子，在其七十余年的生涯中，用盡畢生的精力和智慧，創立了以“禮”和“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孔子的思想，不僅構成了維系二千余年中國封建等級社會的理論基礎，而且也成了中國漫長封建社會倫理道德的基本行為規范和主要思維原則。　　
       
    關公本名關羽，字云長，出生于公元一六0年，卒于公元二一九年。關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馬橫刀，馳騁疆場，征戰群雄，輔佐劉備完成鼎立三分大業，譜寫出一曲令人感慨萬端的人生壯歌。作為三國名將的關公，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毫無建樹。可是，關羽那充滿英雄傳奇的一生，卻被后人推舉為“忠”、“信”、“義”、“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農工商廣泛頂禮膜拜的神圣偶像。　　

    “縣縣有文廟，村村有武廟”。這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中，社會各界普遍祭拜孔子和關公的真實反映。但是，據有關資料記載，在宋元明清社會中，對“武圣”關公崇拜的虔誠和普及，甚至超過了被人們盛贊為“千古一圣”的孔子。清代中葉，僅京城之內，拜祀關公的廟宇，便多達一一六座，如再加京畿郊縣，關廟總數竟在二百座以上，遠遠超過了京城當時所擁有的孔廟。有人概算，如按每縣設一座孔廟，清代全國的孔廟也不過三千余座；而每村建一座武廟，那么清代全國的關公廟宇竟達三十余萬座——關公廟數竟是孔子廟數的一百倍。無怪乎，早在明代，王世貞就驚呼：“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祠廟遍天下，祠廟幾與學宮、浮屠等。”而清代的趙翼，則更加驚嘆道“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寒垣，凡兒童婦女，無不震其（關公）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 　　
      
    關公從“當時義勇傾三國”的蜀漢名將，到“萬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后期以來，社會各界對關公不斷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結果。關公在西晉陳壽所撰《三國志》等史書中，是英雄，是義士，但還不是圣人和神人。關公的封號，也只是在他去世五十一年之后，才由蜀漢后主追賜為“壯繆侯”。這一封號的地位，并不顯赫。唐人郎君胄詠關公詩，既贊其人“義勇冠今昔”，“一劍萬人敵”，又嘆其魂“流落荊巫間，徘徊故鄉容”，雖然贊頌了關公生前義勇無敵，但又對關公魂滯他鄉、欲歸不能，給予深深的感嘆和同情。關公在此詩中也遠不是至圣、至高的神。　　
      
    進入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宋元兩代，是關公被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真實開端。到宋徽宗手里，竟在短短的二十一年之中，連續四次對關公加封，由“忠惠公”、“崇寧真君”而再封為“武安王”、“義勇武安王”。關公由此而從“侯”及“公”，再由“公”及“王”，聲譽和身價為此大振。　　
      
    關公作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被不斷提升，關公崇拜作為一種道德文化現象被廣泛普及，對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識、道德行為的規范與提升，曾經產生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當宋代社會面臨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的危難時刻，就多次用關公的“忠”與“勇”來教化臣民。像岳飛那樣的忠勇之士，在宋元明清四代社會中，并非少數。而當北方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入主中原，取得全國政權后，又都對關公的“忠”、“義”思想和行為予以褒揚，這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認同和凝聚。對宋明以來新興的工商階層而言，他們則從關公身上，汲取了“信”和“義”的道德原則，提出了“以信為本”和“以義制義”的帶有濃重中國傳統道德色彩的經營原則，遏制了利欲對道德的吞噬。對于宋元明清時代的文人、士大夫來說，則從關公身上發現了足以使他們效仿的人格和品德，即所謂“無不棄舊從新，樂為之死”，“金銀美女，不足以移之”，高官厚祿“不足以動之”等等。那些揭竿而起的起義者們，則從關公身上汲取到了忠于信義、道義，勇于反抗黑暗的思想和信念。此即梁啟超所指出的：“綠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對于一般庶民百姓，亦能通過對關公的崇拜和敬畏，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這一點，元人郝經早已指出：“（關公）所在廟宇，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 　　
       
    以關公為象征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文化的廣泛流行，在宋元以來的社會中，也對孔子、董仲舒那套以維護等級社會制度為目標的道德思想體系，以及宋明理學、道學中禁欲主義的唯心道德觀念，形成了很大沖擊，猶如江潮擊岸，在宋元以前舊儒學和宋明以來新儒學的道德大堤上，沖開了不少決口。路見不平便應拔刀相助，世有壓迫就可揭竿而起，而不必沉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中不可自拔，這就猶如從北宋初年王小波造反到清朝后期“太平天國”建立那一浪高過一浪的農民起義一樣；人與人之間，只要理想相同，義氣相投，相互忠誠，忠于道義，即可兄弟相稱，共舉事業，而不必恪守原來官尊民卑的森嚴等級限制，這就如絕大部分聚義梁山的好漢那樣；人與人交往中，也不必再“君子不言利”，求利、求欲的欲望也不可一味否定，只要不以利、以欲害“義”即可，這就猶如明清晉商所津津樂道的既“以義制利”而又“從義生利”那樣……在上述意義上，可以說體現在宋元以來關公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和道德精神，是中國古代道德文化中的一個發展。（原標題：洛 陽 關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