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淤積導致的庫容損失,原設計的防洪效益和興利效益都受到影響。庫區(qū)的淤積導致主槽行洪能力削弱,灘地淤高,洪水位也抬高了。而由于不能蓄水發(fā)電,原計劃的三門峽水電站設置被撤銷,計劃灌溉面積6500畝和維持下游航運水深不小于1米等效益也無法全部實現(xiàn)。
然而,由于原設計的12個深孔泄流能力不足,三門峽水庫運用方式的調整并未有效遏制淤積加劇的勢頭,工程改建被提上議事日程。
陜西的心病
就在國務院作出調整三門峽水庫運用方式決定之后的一個月,一直對三門峽水庫有意見的陜西省,在當年全國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提交一份提案,要求三門峽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設施,減輕庫區(qū)淤積。
到了1964年,渭河淤積情況更加嚴重,渭河淤積影響已經到了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鎮(zhèn)附近。陜西省的意見很大,反映到毛澤東那里之后,毛澤東表示,不行就炸掉大壩。
12月份,國務院在北京召開治黃會議,討論三門峽工程改建問題。這次會議氣氛很活躍,各種治黃思想大交流、大論爭,希望保持現(xiàn)狀不同意改建的“不動派”,主張炸壩的“炸壩派”,主張以攔為主輔之以排的“攔泥派”,以及主張干支流引洪放淤,以積極態(tài)度吃掉黃河水和泥沙的“放淤派”,四派爭論激烈,而爭論主要在“攔泥派”和“放淤派”之間。
在聽取各方意見,尤其是“攔泥派”和“放淤派”的意見之后,周恩來認為,泥沙淤積“是燃眉之急,不能等”。他提出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應立即改建,“要下決心,要開始動工,不然泥沙問題更不好解決。”
最終確定了“兩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在左岸山西一側增建兩條泄流排沙隧洞,改建壩身四條發(fā)電引水鋼管為泄流排沙鋼管。1965年1月,國家計委、水利電力部批準這一方案,并責成施工單位立即施工,直到1968年8月改建工程才全部完工。
這次改建使得三門峽大壩的泄洪能力增大了一倍,壩前水位315米時,下泄流量由原來的3080m3/s提高到6102m3/s。水庫排沙比由原來的55%增加到80.5%。這雖然對減輕庫區(qū)淤積起到一定效果,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潼關淤積仍在增加,一旦發(fā)生特大洪水,將造成渭河較嚴重的淤積,從而影響西安。
改建完成之后的第二年,河南、陜西、山西、山東在三門峽召開四省治黃會議討論第二次改建問題和黃河近期治理問題。決定在“確保下游,確保西安”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并進行低水頭徑流發(fā)電。此后耗時四年,第二次改建打開8個原來被堵死的導流底孔,將5個發(fā)電進水口降低了13米。這次改建將315米水位的泄流能力由6102m3/s提高到9311m3/s,潼關高程下降了1.8米左右,庫區(qū)淤積得到控制。
第二次改建之后,三門峽庫區(qū)的嚴重淤積大大緩和,水庫的運用方式也由“滯洪排沙”改為“蓄清排渾”。三門峽水利樞紐終于可以在繼續(xù)承擔防洪、防凌功能之外,進行低水頭徑流發(fā)電,并進行少量蓄水春灌。
1984年三門峽水利樞紐泄流工程二期改建會議召開,1990年打開9、10號導流底孔,1999年、2000年分別打開11、12號底孔,至此12個導流底孔全部打開。直至2006年,三門峽大壩蓄水運用46年后,二期改建工程才完成,斷斷續(xù)續(xù)進行了41年的改建工作總算畫下句號。
經過改建和改變運用方式之后,三門峽水利樞紐發(fā)揮的作用,已經和當初設計的相去甚遠,被稱為“一個接近失敗的工程”就這樣繼續(xù)存活下來。兩次改建仍未徹底改變三門峽庫區(qū)淤積情況,尤其是潼關高程居高不下,導致渭河下游小水大災不斷,這成為陜西的一塊心病。
因壩而興的城市?
2003年渭河下游的渭南地區(qū)發(fā)生大洪災,陜西省提出要求三門峽水利樞紐實現(xiàn)全年空庫敞泄運行。這得到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光斗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原水利部部長錢正英的支持,他們呼吁三門峽水庫放棄發(fā)電、停止蓄水。
然而,這種呼聲最后還是沉寂下去,三門峽水庫依然波瀾不驚。
記者接觸的多位陜西省官員和專家都認為,由于三門峽水庫關系到三門峽市的命運,其中又牽涉到很多歷史問題,要徹底改變三門峽水庫的現(xiàn)狀都是不可能的。
三門峽市這座被稱為“黃河上漂來的城市”,自從誕生那一刻起命運就與這座大壩緊緊相連。1957年3月26日,三門峽大壩開工之前的18天,國務院批準設立地級的三門峽市。本著“服務水利樞紐工程建設”的方針,三門峽市開始發(fā)展地方工農業(yè),開展市政建設。(原標題:三門峽大壩爭議再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