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真卿在書法藝術史上締造了一個獨特的書法境界，是繼王羲之后，在兵荒馬亂中創造的能與其抗衡，風格截然不同的又一座中國書法的高峰。顏魯公書法既以卓越的靈性系之，境界自然瑰麗，又以其堅強的靈魂鑄之，境界自然雄健，是其豐富的人生、博大的胸懷所蘊育出來的，境界自然闊大、堅若磐石。他的書法藝術風格的成因，成功的取得，是其在承繼前人的基礎上加以個人的審美追求，融入時代的文化風貌而形成的。
     
     一、孜孜不倦、鴻鵠志向
    
     顏真卿的書學可謂家學淵源，顏氏一族，自西晉迄唐代，以儒雅傳家，重在學識，尤以訓詁、書法見稱于世。其九世祖顏騰之，因草書有風格，在梁武帝《草書評》中有記載；六世祖顏協，以工草隸而聞名于荊、楚間。曾祖顏勤禮是我們熟悉的，亦以能書名世；祖父顏昭甫有碩儒之稱，擅長篆、隸、草書，與內兄殷仲容齊名；父顏惟貞自少失怙，寄養于舅氏殷仲容家，與其兄元孫一起研習殷氏筆法。家貧無紙筆，便用黃土飾墻，以木石為筆，畫而習之，后來俱以草、楷擅名。從殷氏系統而來，母親殷氏，亦出身于陳郡名門望族，她的曾祖聞禮、祖令言、伯祖令名及其父親子敬都以儒學、書法聞名于世。殷氏世代與顏家聯姻。顏真卿三歲時，父卒，由舅家殷氏養育。殷氏一門書法以殷仲容最著名，對顏真卿影響也最大。殷仲容是顏真卿的舅祖父。唐人竇　《述書賦》記殷仲容、王知敬榜書齊名于武則天朝，有“殷公、王公，齊名兼署。大乃有則，小非無據。麒麟將騰，鸞鳳欲翥”之稱。顏真卿也說：“仲容以能書為天下所宗。”(《顏魯公文集》卷九)
      
    這樣的家學，讓顏真卿耳濡目染，少年立志。顏真卿十分推崇張旭，誠摯地師事張旭，深得其教誨。他特別注意學習張旭的用筆之法，以及“得齊于古人”的攻書之妙。故顏真卿定下要在書學上“齊于古人”的目標，有其多方面的思考，其中包括對顏氏一族書學傳統的光大。顏真卿說：“真卿早歲，常接游居，屢蒙激昂，教以筆法。”但又悔恨自己“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懷素《自敘》引言)。其實，顏真卿勤學苦練，既學了張旭的筆法，也領悟了張旭的靈性。這是顏真卿立志書史留名的鴻鵠志向，為書學心聲。在接受張旭的筆法后，顏真卿欣喜地說：“自此得攻書之妙，于茲五年（或作七年），真草自知可成矣”。因此，從天寶五年以后的五年（或七年）時間，可說是顏真卿依照張旭的指引，刻苦再磨礪的階段。果然在天寶十一年后，顏真卿書碑漸多，在社會上已享有一定的聲譽。
      
    二、順應時代、推陳出新
    
    1、書學大環境
     
     初唐和中唐的幾代帝王，都酷愛書法。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篤好王羲之書法，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作贊語，又拓《蘭亭序》以賜朝貴，獨尊王書，天下風從。武則天用筆剛柔相濟，結字謹嚴綿密， 有飛白書《升仙太子碑》傳世。唐玄宗李隆基， 也是個有革新精神的書法家。“臨軒之余，留心翰墨，初見翰苑書體，狃于世習，銳意作章草、八分，遂擺脫舊學。”(《宣和書譜》)玄宗書法“風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為海而吞鯨”(《述書賦》)，終于“開草隸之規摹，變張王之今古”(《書斷》)，一變初唐格局，由硬瘦走向豐茂，成一代流風（類似今天的流行書風），天下同趨。 在皇帝對書法的身體力行下，研習書法成為一種社會風尚。書法理論亦高度發展，書法文章如李嗣真的《書后品》、孫過庭的《書譜》、張懷鸛的《書斷》、蔡希綜的《法書論》、竇　的《述書賦》等大量涌現，從而標志著人們對于書法實踐的認識，空前深廣。唐代科場開科取士，極重視應試者的身材儀表、言語談吐、書法楷式、判語判詞等四個方面，叫“身、言、書、判”。考生即使身、言、判三方面無懈可擊，但只要書法不合楷式，也會被無情地淘汰。

    這樣的大環境為顏真卿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創立一代新書體，不作“奴書”，真正化出雄渾的“自我”來，顏真卿是先覺者。他是唐代社稷之臣，又是書藝世家的后裔，對于書法的演變，無不矚目關注。韓愈曾譏“羲之俗書趨姿媚”者，其片面處是未能正確評價王書，而其本意則在于從自己時代出發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審美觀。因此杜詩、韓文、顏書，無不以新的時代為背景自立風貌。“逮顏魯公出，納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鑄萬象，隱括眾長，與少陵之詩、昌黎之文，皆同為能起八代之衰者，于是始卓然成為唐代之書”（《書林藻鑒》）。顏書的尚骨、尚肥、尚法，崇端莊、闊大、豪放，重氣勢、魄力、雄風，都可以從唐代社會中找到時代的折光投影。顏真卿造就了在書法中的盛唐之音，這便是顏書的恢宏境界。
     
    2、個性的好惡
    
    王羲之一生沒有寫過碑，從其流傳下來的摹刻作品來看，均屬書卷小作，又以信札居多，通過最實用的表現形式，表現灑脫、空靈、飄逸、自由的境界，達到老莊的哲學中藝術化、自然化的高妙人生境界。在這里談王羲之的書法是為了說明，王氏書風是時代的產物，是時代的結晶，是東晉散淡書風的杰出人物，正所謂時代造人。那么顏真卿書法藝術的產生是他自己閉門造車，完全靠自己的超凡悟性得來的嗎？答案是否定的。顏真卿是個天才，富于創造性，但時代的氣息才是他天才得以成長的土壤。我們縱觀盛唐時期的其他藝術門類，就不難發現了，繪畫、雕塑、舞蹈、服飾等無不體現壯美、寬博的審美取向，這是時代的大環境。顏真卿書法的結體寬博、內疏外密，視覺上給人向四周膨脹的暗示是正好應和了時代。所以顏真卿的字放的越大越有壯美之感，王羲之的字就不宜放大，愈小愈精美。顏真卿多為銘石之作，既取決于他的個人喜好（《書林記事》記：（魯公）性嗜石，大幾咫尺，小亦方寸。晚年嘗載石以行，礱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鐫石。）又與當時的實用——碑刻再興有關。顏真卿深曉銘石之法，“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是顏真卿的理解，以篆隸厚重之筆，變唐處的瘦硬，而形成篆籀體勢，字距、行距小增加了其氣勢磅礴。擘窠大字的出現讓我們感嘆顏真卿的天才。
   
    3、民間的博取
    
    十九世紀末以來，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大量的漢文文書和佛經寫本。它們對于研究古代新疆的歷史文化，新疆與中原地區的交往以及絲綢之路諸方面具有重要歷史文物價值和文獻價值，我們更要認識到這是一千多年前的書寫墨跡，也是研究中國書法史的寶貴資料。

    漢字書法藝術是中華民族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塊瑰寶，隨著漢時對新疆的統一，漢文化亦傳入新疆，但是新疆地處西北邊陲的多民族地帶，因而也具有不同于內地的發展特點，其出土文書的書寫者并非名家名士，我們多稱為民間書法家，但他們所達到的藝術水平，甚至有個別的并不亞于傳世的名家，很早以前就被漢人崇尚了。下面就顏真卿書法藝術與吐魯番出土文書試作論述。
      
    中唐時期，顏真卿異軍突起，開一代書風先河。其雄渾豪放為后人景仰。其書結體寬博，點畫雄邁渾厚，全然不似初唐歐陽詢和虞世男繼二王發乳，獨辟異境，完成了書風變革。但這種變革決不是無所依托的，在吐魯番文書中我們發現了不少與顏氏書風接近的作品，如《武周軍府帖為領死驢價錢等事》、阿斯塔那509號墓出土《唐西州蒲昌縣下赤亭烽帖為牛草料事》、阿斯塔那7、8號墓出土《唐西州都督府牒為便錢酬北庭軍事》、阿斯塔那188號墓出土。從這幾件文書看用筆轉法多于折法，隱通篆意，墨色淳厚，結體外拓開張，信守而成又氣脈貫通，尤其渴筆的運用更增雄厚磅礴之勢。這三件作品均早于顏真卿無疑。顏真卿的書法變革決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廣泛吸收前人又融入時代精神的結果。關于顏魯公書藝的師承前人有過多種說法，都圍繞名家闡述，蘇、黃認為顏真卿書法出于王羲之；米芾認為顏叢楮出；清代碑學大盛，又有人認為從魏碑出。如果說這些看法用來解釋顏氏楷書仍顯得有些隔靴搔癢的話，那么對顏氏行書風格形成的歷史淵源則無人論及了，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顏真卿行書主要是廣泛深入民間，吸取民間書法精華提煉而成的。從吐魯番出土文書與墓磚書法中與顏氏風格相似的不少作品來看，吐魯番地區的民間書藝一定也是顏真卿師法的重要源泉，書風的深刻改變往往先導源于民間，作為否定舊的經典形式有力武器和創造新形式之基本雛形，民間之法常常是促進中國書法發展的源動力。顏氏書法應是以二王為根基（黃庭堅《山谷題跋》說：“顏魯公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又說：“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逸絕塵處，書家未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山谷集》；明代董其昌也認為顏書學習了“二王”筆法，深得靈和之致：“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唯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于法度。唯魯公天真爛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為宋一代書家淵源。”《畫禪室隨筆跋自書》）結合時代的產物。
  
    4、繼承與創造
      
    初唐書法的“四家”（歐陽詢、虞世男、楮遂良和薛稷）他們也在努力繼承以往的優秀傳統，又在積極地追求創新，以期體現出一種獨特的風骨與個人性情，但終未形成一個時代的標志，但顏真卿作到了，顏真卿書法筆筆出自“二王”，但精神實質上的變種，也是有淵源的，有人說顏從楮出，那種運用毛筆的筆性，中鋒用筆，既不為法度所窘，又能隨機應變的藝術效果，得益于楮遂良的《房玄齡碑》和張旭所傳的“錐畫殺”和“印印泥”。其自悟能力所的“屋漏痕”使他積極創新。
    
    三、 文才學識、書藝根基
 
    顏真卿似乎是不以文名世，應該是為其名德與書藝所掩。其實，他家學淵源深厚，二十六歲便進士及第，純屬正宗儒士文人，而且議謚褒美，定以“文”字，依朝典論，他更是當時第一等文臣。《新唐書》本傳稱顏真卿“博學，工詞類”。平生與顏真卿有文字往還的著名文人約有：李白、岑參元結、盧綸、戎昱、詩僧皎然、道士吳筠、處士陸羽、隱士張志和等，大詩人杜甫號稱“詩史”，與顏又為同時代人，集中卻無一語及之。據前人考證，杜甫因疏救房語涉狂悖獲罪時，顏真卿曾以刑部大員會審其案，是則顏于杜無恩，故不通往問，杜以詩作史，于顏也就隱而不書了。顏真卿在官喜與文士接游，公務之暇，每以主持詩文酒會為樂，修《韻海鏡源》周圍網羅了濟濟多士，被時人視為一代文宗，亦非虛譽。他本人能詩善文，筆耕不輟，志存不朽，所作在生時即已結集為《又廬集》(又作《廬陵集》)、《臨川集》、《湖州集》、《禮樂集》各十卷，此外尚有《顏氏家譜》一卷，《歷古創置儀》五卷等，合《元陵儀注》及《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可謂洋洋大觀(詳黃本驥《顏魯公著作考》)。惜至宋代已散佚大半。《顏魯公文集》記載；政尚清凈，長孤養耆，徹備浚隍；式廉明，進吏事，特責大旨而已。郡人悅之。立碑頌德。而耽嗜文籍，卷不釋手。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遭難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該于理者，摭華撮要，罔有不備，為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萬匯，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遂以名之。又著《吳興集》十卷《廬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并行于代。大歷末，奸臣伏誅，宰臣楊綰、常袞舉公舊德，宜在中朝，征拜刑部尚書。公乃奏上所著《韻海鏡源》，帝嘉之，藏于集賢書院及秘閣。是以善觀人者，必先節義而后文章。文章之輕重在一身；節義之輕重在國家。存而為節義，發而為文章。盡之于一身，推之于國家，漢、唐以來，魯公一人而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凜凜如在。深厚文學修養是其書藝的創新的關鍵。
  
    四、境由心生，字如其人
   
    顏真卿的書法都是其學貫古今后的融會貫通，不是在某一家（或某幾家）的陰影下的亦步亦趨，是其個性、精神用書法的手段進行流露與宣泄。經歷了“安史之亂”的動蕩，以及其后接二連三地被黜，使他一次又一次拓展了心靈的空間：書生——斗士——統帥，立朝——外黜——立朝，生活方式頻繁轉換，人生閱歷更多，藝術體味也就更深。這些，顏真卿將其“一切寓于書”，將前期的“顏體”反復錘煉，煉形煉神，從而神形兼備，終至成熟。可以看到，他加強了腕力，中鋒運行，取篆籀方法，圓轉藏鋒，如印印泥。筆畫形成蠶頭燕尾，直畫則成弓弩蓄勢之形。筆畫之間采取橫細豎粗的對比錯綜方法。在鉤末、捺末挑踢出尖鋒，耀其精神。其捺筆表現出一波三折的節奏。其直鉤、平鉤、斜鉤，飽滿取勢，彎度均勻，圓勁有力。其折筆則提筆暗轉，形成斜面折下，以“折釵股”擬之。從結體上說，方正端莊，穩健厚重，中宮寬綽，四周形密，不以重心欹側取勢，不以左緊右松取妍，而像篆隸以對稱的正面形象示人。在布白上，字間櫛比，行間茂密，以形密取氣勢，不以疏宕取秀逸。
　　  
     既至此境界，顏真卿已一掃初唐以來的那種楷書風貌：前者側，后者正；前者妍，后者壯；前者雅，后者直；前者瘦，后者肥；前者法度深藏，后者有法可循；前者潤色開花，后者元氣淋漓。真可謂變法出新意，雄魂鑄“顏體”。同時，經歷的豐富，境遇的起伏，使其風格多變，特別是行書作品，每一帖各個面目不同，各具神采，絕無雷同，《祭侄文稿》的縱筆豪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間以流麗，是其情感的宣泄、《爭座位帖》的創新，連對顏體楷書持否定態度的米芾也認為“此帖在顏最為杰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書。”(《海岳名言》) 、《裴將軍詩》的第一奇書書之稱，“篆隸并列，真草相間，觀其提弩頓挫處，有如虎嘯龍騰之妙”、《劉中史帖》的矯健奔放，縱橫開闔，如萬丈瀑布，將喜悅心情抒發得淋漓盡致。這和“書圣”王羲之流轉下來的帖一樣，各具風神，每一帖都能讓我們領悟到當時書寫者的心態、精神境地，產生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從而讓閱讀者、欣賞者與書寫者心靈相通，這才是書法的高妙境界。“書之妙到，神采為上”，書法是“書”情緒，非單純的“書”技法（普通書家往往是程式化的，千帖一面的，看了他的一篇作品，就不用看其他的了，因為都一樣，這樣再是技法高超，也會讓人感到乏味。）
      
    顏真卿一生，忠君愛國，鞠躬盡瘁。其忠烈之輯，凜然正氣，為后世所稱道。史贊顏真卿“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秋霜噴空，長虹貫日”。所謂“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劃”，“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跡，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余謂魯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于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 這正是書如其人說的觀點。（原標題：顏真卿書法風格成因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