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李怡香嚴寺里潛心修行，顯露遠大志向
　　
    登基后，撥亂興佛，勵精圖治，頗具太宗風范

    引子

　　唐宣宗為僧之事，唐代已有多種記載。五代時，《中朝故事》、《北夢瑣言》等書都有光王李怡潛逃為僧，游方各地的記載，游方處不唯河南，還有江南諸地。

　　也有學者認為，唐宣宗為僧的傳說，主要源于佛教中人，是因武宗滅佛而宣宗興佛，僧人感激不盡，才大造輿論。

　　宣宗為僧說，隨時間推移，流傳日益廣泛與神奇。到了明代，“宣宗隨智閑禪師南陽學法說”占據(jù)上風。

　　智閑，晚唐名僧，曾為香嚴寺第六代住持，他性格嚴謹，言語簡潔，聰敏過人，以“擊竹悟道”成名。其成名地，就在香嚴寺外茂密的數(shù)百畝竹林中。

　　智閑是青州（今山東益都）人，先求學于百丈懷海禪師，后轉投于溈山靈佑禪師。靈佑很喜歡他，要求嚴格。有一天，靈佑對智閑道：“我問你，當你還在母親腹中時，你自己情形如何？”智閑無語。之后他渡長江向北云游，當他到達南陽淅川時，得知慧忠國師無縫寶塔和寺院仍在，就來到香嚴寺定居。他每日到慧忠塔前神游，反復想著那個無解的問題。

　　一天，他在香嚴寺外竹林里挖筍修竹，地上有片破瓦，他隨手擲出，不料，破瓦碰到一棵竹子上，發(fā)出“嘩啦”破碎聲。智閑忽然頓悟。題詩一首：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A

　　李怡香嚴寺“立志”“修心”

　　當年李怡在香嚴寺拜智閑禪師為師時，智閑“擊竹悟道”，已很有名氣。他想試試李怡的志向，就將李怡帶到寺院周邊游歷。

　　他帶著李怡來到香嚴寺龍王泉西邊玄太溝口，此地有一瀑布，高約30米，從山口飛流直下，宛如一匹白布面朝東方朝陽，因而得名“白布朝陽”。美景至今仍存。

　　智閑指著瀑布說：“穿云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

　　李怡會意，應聲道：“溪間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智閑點頭。他已試出弟子的遠大志向。

　　之后，智閑常派他除草、擔水，并多次單獨給他講經說法。六年過去了，李怡逐漸成熟。智閑圓寂后，已登基為宣宗皇帝的李怡敕封他為“襲燈禪師”。

　　李怡于公元847年回長安登基，開始了他的“后香嚴寺”時代，但他的道德理想，可以說是智閑幫其打造完成的。

　　李怡承繼大統(tǒng)后，成為晚唐罕見的明君，其統(tǒng)治十三年，成為晚唐罕尋的承平之世。在晚唐眾多皇帝中，他聲譽最高。《資治通鑒》評價：“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jié)儉，惠民愛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歷史學家認為，宣宗的這些特質，與其早年流落民間有關。一個“口銜金湯匙出生”的皇子，民間經歷使其明白了自己應承擔的一些責任。

　　B

　　興佛撥亂，爭取民眾支持

　　中國歷史上，曾發(fā)生過四次較大的滅佛事件。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后周世宗滅佛。其中有三次滅佛事件發(fā)生在國家分裂時期的局部地區(qū)，只有唐武宗滅佛，發(fā)生在統(tǒng)一時期全國范圍內，影響遠超其他三次。武宗為何要滅佛？具體情況如何呢？

　　唐朝建立后，以道教為國教，但佛道斗爭一直突出。武宗即位后，接受了道士趙歸真“佛道不能并存”之說，政治上武宗“為使不雜中華之風”，把佛教和外來宗教都列入排斥之列。經濟上則因為佛教太有錢了，“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會昌五年即845年，武宗下詔，“反佛毀寺”。

　　事實上，武宗滅佛從會昌二年就已開始，到會昌五年，滅佛行動大規(guī)模鋪開，只有皇家恩設寺院，才能保留僧三十人，其余寺院全拆，僧人一律還俗。長安和洛陽起初允許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又規(guī)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30人。

　　武宗“大革佛教之命”，共拆除寺廟4600余所、私立僧居4萬余所，26萬余僧尼還俗，沒收寺院長生田數(shù)千萬頃，沒收奴婢15萬人。另外還強制從波斯傳來的景教、摩尼教徒還俗，外國僧人送還本國收管。

　　武宗規(guī)定，拆寺的木料用來修繕政府公寓房舍，金銀佛像上交國庫，鑄鐵佛像熔鑄后制造農具，銅像、鐘、磬等物熔化后制為錢幣。滅佛行動使唐朝政府在財力、物力、土地等方面得到好處，增加了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經濟來源。

　　滅佛的另一后果，是社會上多了一些“不安定因素”。日本和尚圓仁曾寫親歷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唐國僧尼本來貧，天下僧尼盡令還俗，乍作俗形，無衣可著，無物可吃，艱窮至甚。凍餓不徹，便入鄉(xiāng)村，劫奪人物，觸處甚多。州縣捉獲者，皆是還俗僧。”“天下強盜皆為僧，令人咋舌。”

　　唐宣宗繼位，對佛教是死里逃生的大事。可以想象教徒們對他的感戴之心。他聲稱，“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

　　他繼位后辦的頭件大事便是興佛。他下令，凡“會昌”所廢寺宇全部修復。長安和洛陽除恢復原有寺院外，新增多所寺院，每寺置五十人。天下州郡，也都有所增添。五臺山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劫后仍存的，加以修飾，每寺度五十僧人。

　　之后，他又下詔，京畿及郡、縣，“士庶要建寺宇，村邑勿禁；兼許度僧尼，住持營造”。可見其復興佛教之心之殷切。自他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不絕于耳”。

　　唐宣宗以犧牲政府奪取寺院經濟之利，爭取信仰佛教的朝臣及民眾的支持，從而建立他的政治基礎。政治基礎打牢，他才能以自己的意志刷新政治。

　　需要指出的是，前皇滅佛，后帝興佛，并非唐代佛教獨具興衰的特點。北魏太武帝滅佛，文成帝即位立即“初復佛法”。北周武帝滅佛禁道，周宣帝即位，很快“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后周世宗滅佛，但他執(zhí)政不到六年，就被宋太祖趙匡胤取代，宋太祖提倡拜佛之風，對佛教有效地加以利用。

　　四次滅佛都很快得到了恢復，究其原因，主要是佛教日益中國化，“本牢根大”，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作為精神力量，也有助于帝王鞏固自己地位。

　　C

　　勵精圖治，成就“大中之治”

　　唐宣宗興佛后，開始抑制挾持皇室的宦官集團。雖然大動作無法實施（他也是由宦官擁立上臺），但還是盡了努力。

　　唐宣宗努力仿效唐太宗，將《貞觀政要》書于屏風之上，每每正色拱手拜讀。

　　鑒于前任晉升高官太濫，唐宣宗在整頓吏治上下了大工夫，對高官人數(shù)嚴格控制。官員各以品級授服色，當時衣紫色、啡色為高官，為三四品。唐宣宗的侍從官拿著紫、啡二色服相隨，但有時半年宣宗也不會賞出一件。

　　對魚肉百姓、作威作福的官員，唐宣宗一經發(fā)現(xiàn)，必予制裁。有個奉旨出外辦事的使者，途經砍石(今河南三門峽東南)，投宿驛站，見所食之餅黑，鞭打驛吏出血。唐宣宗斥責使者：“砍石為深山所圍，此餅豈是容易得來！”并將這個使者發(fā)配到恭陵（唐高宗、武則天長子李弘之陵)看墳去了。

　　淮南大饑，民眾流亡，帶宰相銜的節(jié)度使杜棕荒于游宴。唐宣宗知道后，將其調為虛職。

　　唐宣宗最重視地方最高長官刺史的任命，他認為這些父母官的政績，直接關系到民心向背。他規(guī)定，刺史必須到京接受他的當面考察，以定可否。

　　唐宣宗善納諫的程度，僅次于唐太宗。湊巧的是，唐太宗納諫，得了魏征；唐宣宗納諫，得了魏征五世孫魏謨。唐宣宗拜其為相并感嘆：“魏謨有祖風，我心極重他。”

　　唐宣宗臨朝，對群臣如待賓客，從未有倦容。宰相奏事，他威嚴不可仰視。奏畢，他臉上放出微笑，讓群臣閑語，或問里坊瑣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經一刻時辰，復嚴肅告誡群臣：“卿等好自為之，朕常擔心卿等負朕，日后難以相見！”顯示出其恩威并施，御下有方。宰相令狐說：“我秉政十年，最受恩遇。然每次奏事，未嘗不汗透脊背。”

　　唐宣宗“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歷史給予他很高的評價。由于他的勵精圖治，使得我們時隔一千多年后，能夠在當時混亂不堪的歷史迷局中，有幸瞥見一抹盛唐余暉。【原標題：唐宣宗的“后香嚴寺”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