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一戰(zhàn)，姜太公居功至偉，這成為他一生的經(jīng)典之作，也成為世界經(jīng)典戰(zhàn)例。

　　實際上，姜太公還應該是齊國的締造者、齊文化的創(chuàng)始人。

　　西周建國，論功行賞，姜太公自然功勞第一，周武王就把他封在了齊（今山東淄博）地，建都營丘。姜太公成為齊國始祖，被稱為“齊太公”。

　　實際上，這樣的封賞跟流放差不多。其時的齊國，是“負海瀉鹵，少五谷人民寡”的蠻荒之地。東夷人生活沒有保障，社會一片混亂。

　　在這里，姜太公顯示出自己卓越的治國智慧。他根據(jù)當?shù)氐那闆r，充分利用傍海的自然條件，開發(fā)漁鹽資源，發(fā)展工商業(yè)，使人民安居樂業(yè)。

　　“他沒有采取鎮(zhèn)壓的手段強制推行中原文化。”孔令奎先生說，“他采取了四項措施來治理齊地：一是‘因其俗，簡其禮’的民族親和政策，就是根據(jù)當?shù)氐娘L俗習慣，制定適合他們的政治制度，讓中原文化和東夷文化慢慢融合。二是根據(jù)齊國多山靠海、盛產(chǎn)鹽鐵獨特的地理優(yōu)勢，采取了‘通商工之業(yè)，便漁鹽之利’的便民富民政策，開展了煮鹽、冶鐵、養(yǎng)殖業(yè)，不僅開拓了財源，也促進了農(nóng)業(yè)發(fā)展，太公稱之為‘大農(nóng)、大工、大商謂之三寶’。三是尊重人才，重用人才。能者上，庸者下，無論中原人或是東夷人，只要德才兼?zhèn)洌�都可以得到提拔和重用，在法律�?lsquo;一律平等’，無論中原人或是東夷人，不管職位高低，犯了法都要受到處罰。四是修筑城池。姜太公帶領(lǐng)軍民修了一道城池，這城池一方面是軍事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讓東夷人和中原人盡早融成一個大家庭。”

　　由于措施得力，齊國很快富強起來，成為東方的大國，也使周朝在東方的統(tǒng)治得到了鞏固。

　　牧野之戰(zhàn)創(chuàng)中國謀略之先河

　　一般認為，姜子牙是中國古代謀略家的鼻祖，這是絲毫也不夸張的。

　　有周一代與商紂的決戰(zhàn)，既是兩個朝代的決戰(zhàn)，其實更多的是個人智慧的決戰(zhàn)。

　　在這場戰(zhàn)爭中，有著巨大作用的，就是姜尚姜太公。

　　其實無論古今中外，戰(zhàn)爭進行事態(tài)的持久與否、勝敗如何，決定性的在于戰(zhàn)爭的準備階段。

　　戰(zhàn)爭的準備既有物質(zhì)的準備，也有心理的準備，更有謀劃貫穿其中。

　　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是戰(zhàn)爭的最高境界，而要一擊決定戰(zhàn)爭的成敗，自然是不得不進行戰(zhàn)爭、減少物質(zhì)損失和人員傷亡的最佳選擇。

　　在周與商之間，除了戰(zhàn)爭，沒有別的選擇，因為矛盾已不可調(diào)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其實這種對決早在戰(zhàn)前已分出勝負，戰(zhàn)爭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

　　這樣的戰(zhàn)爭結(jié)局，姜太公功不可沒。而姜太公有這樣的成就，是與他個人的經(jīng)歷分不開的。

　　生逢亂世，遭遇曲折，按傳說由祖先的貴族，到后來家道中落，及至姜子牙時淪為貧民。這樣的大起大落，往往會對置身其中的人產(chǎn)生兩種不同的結(jié)果，一種是一蹶不振，從此消沉沉淪下去；一種是絕地反擊，成就一番卓絕的事業(yè)。姜太公顯然是后者。特殊的家庭背景，讓姜太公對上下尊卑有著更多的了解，也有著更多的物事體悟，這是他成就自己的根本。

　　所以他可以一根直竿釣魚，可以耐得住性子，可以等機會來臨，甚至等到地老天荒。所以姜太公為了維持生計，可以在朝歌（今河南淇縣）宰牛賣肉，到孟津（今河南孟津縣東北）賣酒。飽嘗民間疾苦的結(jié)果，終于使他錘煉成滿腹經(jīng)綸的一代奇才。

　　但這樣的等待太久太久了，在接近８０歲的時候，他才被周文王發(fā)現(xiàn)。

　　在輔佐周文王期間，姜太公為強周滅商制定了一系列內(nèi)外政策：對內(nèi)促進生產(chǎn)發(fā)展，為滅商打下了很好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對外，表面上恭順事殷以麻痹紂王，暗中爭取鄰國，逐步拉攏，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

　　在姜太公的謀劃之下，歸附周文王的諸侯國和部落越來越多，周逐步占領(lǐng)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屬地，出現(xiàn)“天下三分，其二歸周”的局面，為最后消滅紂王創(chuàng)造了條件。周文王死后，武王姬發(fā)繼位，拜姜尚為國師，尊稱師尚父。姜子牙繼續(xù)輔佐周國朝政。

　　周武王九年（前１０３８年），為了探查諸侯是否會一起東討殷商，在姜子牙的統(tǒng)率下，周軍浩浩蕩蕩開到孟津，在這里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周武王發(fā)表了聲討商紂王的檄文，當時有八百諸侯會之于此，顯示了武王的聲威。雖然當時許多諸侯都說“商紂可伐”，但武王和姜子牙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如果興師討伐，一定會遭到頑強抵抗。這次行動，實際是滅商前的一次預演，也是姜太公小試牛刀，但在諸侯國間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至少說明，當時已有相當多的諸侯聽命于周武王。

　　武王十一年（前１０３６年），殷商統(tǒng)治核心發(fā)生內(nèi)訌，大臣比干被殺，箕子被囚為奴，微子啟懼禍出逃，太師、少師投降周武王。這時，姜子牙果斷建言周武王，討伐殷商。

　　其時，以姜子牙為主帥，統(tǒng)領(lǐng)兵車三百乘，虎賁（猛士）三千名，甲士四萬五千人，以“吊民伐罪”為號召，聯(lián)合諸侯各國出兵進攻朝歌。

　　二月甲子（二月初五），周武王率領(lǐng)大軍陳師牧野（今河南淇縣南），與紂王的１７萬大軍展開決戰(zhàn)，結(jié)果，殷商大軍當天就土崩瓦解，紂王看到大勢已去，連夜倉皇逃走，隨后于鹿臺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滅亡。

　　牧野之戰(zhàn)，實際上是一場智慧與謀略的決戰(zhàn)，無論從戰(zhàn)略高度或是戰(zhàn)術(shù)的運用，無論是宏觀形勢的把握或是戰(zhàn)爭局部的組織，都顯示出姜尚英明超凡的組織指揮能力。

　　首先在作戰(zhàn)時機的把握上，他選擇在紂王麻痹松懈、眾叛親離、極度虛弱之時，增大了勝算的把握；在力量的組織上，以“吊民伐罪”為號召，聯(lián)合諸侯共同伐商，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在作戰(zhàn)指揮上，他利用“致師”（大戰(zhàn)前的一種特殊戰(zhàn)爭方式，就是在戰(zhàn)前由進攻一方集中精銳之力量沖入敵方，沖亂對方陣地，顯示自己的力量，也是小試對方虛實）的機會，以兵車、猛士從正面突擊，而后以甲士猛烈沖殺，結(jié)果只此一試，商軍陣勢大亂，有周大勝。

　　《六韜》姜子牙智慧的結(jié)晶

　　因為戰(zhàn)爭謀略乃至治國方略的杰出成就，人們稱姜子牙為杰出的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道、法、兵、縱橫諸家皆追他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被世人尊崇為“謀圣”、“武圣”、“中華第一智囊”及兵家鼻祖。

　　實際上，姜太公的成就還表現(xiàn)在著作方面，他的著作很多，《六韜》六卷、《陰謀》三卷（一說三十六卷）、《陰符鈐錄》一卷、《太公兵法》一卷。諸書之中，《六韜》被譽為兵略鼻祖，最為著名。

　　從現(xiàn)存的內(nèi)容看，《六韜》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姜子牙的軍事實踐和韜略思想。

　　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曾對姜子牙的謀略及其歷史地位有一段概括性的評價：“……其事多兵權(quán)與奇計，故后世之言涉及周之陰權(quán)，皆宗太公為本謀。”

　　《六韜》分為《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篇，每篇又細分數(shù)章，一共六十章。

　　像《孫子兵法》在西漢之后忽然失蹤了一樣，《六韜》在秦漢時期為人們所絕口不提，到三國時候，又神秘地冒了出來。《三國志·先主傳》注曰：“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志意。”

　　到了唐朝，長孫無忌撰《隋書·經(jīng)籍志》，載《太公六韜》五卷，注曰：“周文王師姜望撰。”這就是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六韜》。此后，唐、宋、明諸史均認為《六韜》為姜尚所撰。

　　由此，有專家認為，《六韜》用詞淺近，通俗易懂，與《尚書》的語言風格截然不同，不像姜太公那個時代的作品，所以，此書可能是后人偽托之作。

　　有清一代，乾隆皇帝廣招天下學者編纂《四庫全書》，同時編輯《四庫全書總目》。在“總目提要”中，編者專門舉例證明《六韜》是偽書。

　　其實，《六韜》偽托不偽托，并不重要，關(guān)鍵是書中內(nèi)容確實是姜太公軍事思想和謀略的集中體現(xiàn)，這當沒有異議。況且，姜太公時尚沒有印刷術(shù)，傳播全靠手抄，就是姜太公親書的《六韜》，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也難免會增添和刪節(jié)，加進些個人的東西。

　　所以，爭論書是不是姜太公親書，沒有多大意義。

　　在《六韜》中，我們可以看到姜太公卓絕的見識和非常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思想，直到今天，這些看來都精妙絕倫，成為政治家、謀略家取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六韜》中的“文韜”有如下記述：

　　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于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

　　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

　　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殆非樂也。”

　　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

　　太公曰：“釣有三權(quán)：祿等以權(quán)，死等以權(quán)，官等以權(quán)。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文王曰：“愿聞其情。”

　　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

　　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柬，不惡至情。何為其然？”

　　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diào)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于緡；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圣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圣人之慮，各歸其次，而樹斂焉。”

　　文王曰：“樹斂若何而天下歸之？”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

　　文王問太公曰：“原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

　　太公曰：“愛民而已。”

　　文王曰：“愛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nóng)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nóng)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

　　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

　　文王曰：“六守何也？”

　　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

　　文王曰：“慎擇六守者何？”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zhuǎn)，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zhuǎn)者，忠也；使之而不斷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問三寶？”

　　太公曰：“大農(nóng)、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nóng)一其鄉(xiāng)則谷足，工一其鄉(xiāng)則器足，商一其鄉(xiāng)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xiāng)，無亂其族。臣無富于君，都無大于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

　　被世人尊崇為“謀圣”，姜太公的謀略不僅表現(xiàn)在牧野一戰(zhàn)和對齊地的治理上，他早年直鉤垂釣等待文王，也是其智慧、謀略的真實體現(xiàn)。【原標題：一代“謀圣”姜子牙的前世今生系列之五　他成為中國謀略的第一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