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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中華情 放歌山西》主持人說過一句話：“三千年看山西，五千年看陜西”。這一度是坊間的盛傳，接下來是說“八千年看河南”。

    徐光春說：“一部中國史，半部河南史。”作為中原腹地的河南，無論從史學還是考古學的角度看，中華諸多源頭文明均發端于此。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如果說“一萬年看河南”，也絕非夸大其詞。

    而在中原文化圈中，“商丘”作為火文明、商文明、思想文明的高地，自然而然地成為這個文化圈子的核心圈。換言之，“一萬年看商丘”也絕非言過其實。

    當初盧展工書記到商丘調研，感受到這一方厚土深厚的文化底蘊，贊其為“華夏祖地”。商丘成為“華夏祖地”，到底有多少史學和考古發現的支持，有待國家級學術研究和權威論證。但在當下的商丘，作為“華夏祖地”的遺存就不一而足。

    造律臺遺址就是一處。

    造律臺遺址，位于永城市城西南25公里的古酂城內東南側，現存橢圓形土丘，文化層上層為商代遺存，下層為河南龍山文化遺存。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造律臺因蕭何在此制定漢政府治理國家社會的基本大法《九章律》而得名。從其文化層次看，它至少昭示三種文化啟示：漢文化文明、商文化文明以及華夏文化文明。

    一個大中原，幅員何其廣袤，歷史何其悠久，一萬年的曠日持久，掩埋著多少歷史之謎？這樣的掩埋何等悲壯，而它給予一代又一代的人們揭開地層、發現真相的誘惑，又是何等充滿耐心，亙古不變。

    或許一座小小的造律臺給不了我們更多，但探秘的腳步只要不停歇，每一步絕對都是向真相靠近。

    造律臺上的“漢興”之光

    造律臺的光環屬于蕭何，但光芒屬于漢劉邦。

    想想，歷史還是眷顧商丘，雖沒有大帝國的都城落地于此，但華夏眾多擁有國家和民族影響的文化文明，無不與這兒血脈相連。這其中一脈，便是亙古閃耀在永城大地的“漢興”之光。在中國歷史上，漢文化于任何一個地方，均不具備“國家唯一性”。但一個“興”字，絕對彰顯出一座永遠之城無比深厚、無可替代的文化特質，以及無可窮盡的文化張力。

    永城注定與“漢興”有著不解之緣。至漢高祖劉邦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這兒便被注入了“漢興”的基因。大漢王朝長達412年的江山帝業，這第一步的確邁得堅實、有力。

    司馬遷《史記漢高祖本紀》記載，劉邦做沛縣亭長的時候，為泗水郡押送一批農民苦役去驪山修陵，途中大部分人逃走了。劉邦自己度量，看這情況，即使到了驪山，也會按罪被殺，不如趁早放了他們。夜行至芒碭山，停下來飲酒，大醉的劉邦趁著夜色把剩余的農民苦役全放了，并對他們說：“你們都走吧，我從此也要逃跑了。”這些苦役中愿意跟隨劉邦的有十多個。這才有了后來的“斬蛇起義”。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約瑟湯恩比把漢劉邦與西方的凱撒大帝相提并論。他說：“人類歷史上最有遠見、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兩位政治人物，一位是開創羅馬帝國的愷撒，另一位便是創建大漢文明的漢高祖劉邦。愷撒未能目睹羅馬帝國的建立以及文明的興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劉邦卻親手締造了一個昌盛的時期，并以其極富遠見的領導才能，為人類歷史開創了新紀元！”

    劉邦由平民登上帝位，也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布衣將相”的局面，結束了“血統貴賤論”，代陳勝實現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神話，雖為“一介武夫”，卻開始了“文治天下、征用儒生、廣泛求賢”的盛世之治。與暴秦“焚書坑儒”相悖的是，建立起規模宏大的國家圖書館天祿閣、石渠閣等；命蕭何造律，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到劉邦末年時，經濟已經明顯好轉，“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可以說，漢劉邦是漢始皇，是創造漢民族的人，是真正統一中國的人。他在漢初制定的英明國政，使得飽受戰亂的中國得以休養生息。

    從當下的發展眼光看，“漢興”絕不僅僅是一個“興國”的概念。大漢王朝在這里邁開最為堅實的一步，這種“興”不止是轟轟烈烈、改天換地的歷史見證，更是居安思危、長治久安的立國啟示。

    無疑，這道“興”的光芒罩住了永城，同時也罩住了造律臺。

    造律臺上的“法治”啟示

    漢劉邦的盛世之治中，便有“命蕭何造律”。因為這一點，便有了今天的造律臺。

    商丘師院歷史學專家李可亭教授在他的《蕭何與酂城造律臺》一文中指出：所謂“蕭何造律”，是指蕭何制定的《九章律》，是漢政府治理國家社會的基本大法。據說秦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蜂起，蕭何斷定秦朝必亡，必有雄才大略之人再行統治天下。為此，他避開世塵紛擾，匿身于當時這座雜草叢生的高臺之上，默默地為新朝撰制律條。后來蕭何參加了劉邦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并像他預料的那樣取得了勝利，建立了漢朝。蕭何當了丞相后向劉邦獻出他為新朝撰制的治世律條《九章律》。

    蕭何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經》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而《秦法經》六篇又是在李悝《法經》六篇的基礎上改造而成。據《晉書刑法志》記載，李悝《法經》六篇為《盜》《賊》《網（囚）》《捕》《雜律》《具律》。這里的“盜”是指偷盜、強盜，“賊”指傷害、殺人，“囚”指拘禁、斷獄，“捕”即逮捕，“雜”包括詐騙、賭博、貪污、違反制度等各種犯罪行為，“具”是根據罪犯的表現或加刑或減刑，相當于現代的刑法總則。商鞅繼承了李悝的《法經》，并用來治理秦國，收到了顯著的功效。北齊劉晝《劉子隨時》說商鞅之法：“行之三年，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威服諸侯。”但是，商鞅以后的秦統治者過于迷信法治，施行嚴刑峻法，特別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為所欲為，橫征暴斂，人民陷入了苦難的深淵。刑罰苛刻，人民稍有觸及，就遭到殘酷的鎮壓，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違法，鄰里連坐，造成了如《史記李斯列傳》所說的“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積于市”的慘狀。人民忍無可忍，終于爆發了秦末農民大起義，并最終推翻了殘暴的秦政權。

    蕭何的《九章律》在李悝《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戶》、《興》、《廄》三篇。“戶”指戶籍、賦役和民事，“興”指未奉詔旨擅自發兵及有關罪行，“廄”指牲畜飼養、管理和使用。《九章律》構成了漢代的法律主體。但《九章律》不能涵蓋所有社會領域，所以叔孫通又制《旁章》十八篇，張湯定《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作《朝律》六篇，作為補充法。另外，還有由皇帝和各級政府下達的具有法律效應的各種“令”，共同形成了漢代律令的法制體系，是漢帝國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其中以《九章律》最為重要，對后世影響也最大。

    李可亭教授很推崇蕭何，他說：“在劉邦集團中，知道重視法制建設的唯有蕭何。”在反秦戰爭中劉邦首先率軍攻入咸陽，秦王子嬰投降，秦朝滅亡。劉邦軍進入咸陽后，諸將皆爭奪金帛財物，唯獨蕭何“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幫助劉邦制定了“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書刑法志》）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對穩定當時的混亂局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約法三章”是臨時性的“約法”，不可能保證漢政權的長治久安。有鑒于此，蕭何就在楚漢戰爭時，利用留守關中的機會，“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史記蕭相國世家》），這可以說是蕭何定律的準備工作。劉邦滅項羽，國家重新統一。蕭何為適應國家長期法制建設的需要，于是“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漢書刑法志》）。

    蕭何的《九章律》通用于西漢、東漢四百余年，對兩漢的社會穩定，政治、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不僅如此，從中國法制史的角度講，蕭何定律還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所謂“承上”，即上承李悝的《法經》和《秦六經》；所謂“啟下”，就是下啟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法制建設，對中國律令法制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蕭何死后，曹參繼任為丞相。曹參認為自己的能力不如蕭何，一切依蕭何制定的規矩辦理，這便是“蕭規曹隨”的典故出處了。

    今天的造律臺原是古酂縣縣城的一座高臺，名為酂臺，為橢圓形，形如龜背，高約7米，底部南北長54米，寬34米，土呈黃褐色，土質堅硬，為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當年，蕭何隨劉邦出生入死，功勞顯赫。劉邦論功行賞，定蕭何為首功，封他為酂侯，食邑于此，封賞最多。

    李可亭教授說，在多種版本的地方志中都記載了酂城造律臺之名的來歷源于蕭何在此造律。世界蕭氏也認為蕭何是他們的祖先，酂城是蕭氏祖地。蕭氏宗親會還捐款在造律臺前為蕭何建祠，為蕭何塑像。這樣，歷史、傳說和現實糾結在一起，更使得蕭何和造律臺的內容豐富多彩起來。

    歷史上有兩個酂縣，都與蕭何有關，一是永城的酂縣，為蕭何初封之酂；二是南陽的酂縣，故城在今湖北光化縣北，東漢光武帝劉秀封鄧禹為酂侯，蕭何的后嗣移封于南陽之酂。正是兩個酂縣都與蕭何有關，于是不明底里者誤認為蕭何初封之酂為南陽的酂縣，這才引起了蕭何初封之地的分歧。

    “法治”是以法律管理國家和民眾的一種政治結構。當代法治思想的核心與精髓，一是有優良的法律，二是有民眾擁護。在這一點上，蕭何的《九章律》既給了我們詮釋，也給了我們啟示。這啟示屬于蕭何，也屬于造律臺。（策劃\張浩哲 文/晚報記者 班琳麗）【原標題：造律臺：一座高臺的文化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