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頡造字二十八字書。

    倉頡，歷來被人們尊為“文字始祖”，是中國漢文字的創造者。《辭源》的解釋是：“倉頡，也作蒼頡，傳為始創漢字者。”

　　倉頡這個名字，對壽光人來說，可謂家喻戶曉。壽光歷史上的昨天，有倉頡墓、啟秘亭、倉頡雙井，有孔子問經的石室。今天又有倉圣公園、倉頡紀念堂。壽光民間有許多有關倉頡的故事，膾炙人口，壽光也被稱為“圣城”。

　　始制文字

　　4月28日，記者一行來到享有“圣城”之稱的壽光。在壽光市城南區的倉圣公園大門口鮮花錦簇，步入園內倉頡圣像矗立園區大道盡頭，園區內假山湖水倒影、松林竹叢翠色欲滴、亭臺廊榭林立。

　　面對眼前的倉頡雕像，壽光市檔案館副研究館員葛懷圣向記者打開了話匣子。葛懷圣介紹說，漢代以后，有關倉頡的傳說才豐富起來。《漢書・古今人表》說“倉頡，黃帝史”。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黃帝之史”。然而《春秋・元命苞》、《黃氏・遺書考輯》卻說：“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這里又成了帝王。越說越具體了，恰好是事物的反面。古代至圣孔子，亞圣孟子尚“吾不征也”。所以人們今天一般認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

　　有關倉頡造字的記載，《荀子・解蔽》載：“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韓非子・五蠹》載：“古者倉頡之作書也。”《世本》記：“倉頡作書。”到了秦代，《呂氏春秋・君守》篇中也持有倉頡作書的說法。另外秦丞相李斯所作的《倉頡》開頭兩句就是“倉頡作書，以教后嗣”，見于1930年出土的《居延漢簡》中的《倉頡》篇殘卷。

　　倉頡造字，《辭海》倉頡條說：“倉頡可能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人物。”《辭源》倉頡條說：“文字是在社會長期實踐逐步產生形成的，不可能由一人創造。倉頡可能是整理文字的一個著名人物。”《韓非子》記有倉頡作書，以后就成了倉頡造字。清代所輯的《世本・作篇》中記“沮涌、倉頡作書”，“沮涌、倉頡為黃帝左右史”。左史記言，右史記行。越到今天人們越不承認倉頡獨創文字。

　　新編《中國小通史》在《文字的溯源》中說：“過去有黃帝史臣倉頡作書的傳說，它產生于原始記事方法，如物件記事、結繩記事、圖畫記事，它經過長期發展，不僅從簡到繁，逐漸表達日益復雜的思想，而且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形式，最后在綜合它們表現形式的基礎上，終于出現了文字。”

　　“倉頡造字”的傳說，早在戰國時期已經廣泛流傳。《韓非子》、《淮南子》、《說文解字》等書中都認為倉頡創造了文字。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認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東漢王充《論衡》中說，“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紋鳥跡之象，博采眾美，合而為文”。

　　有關倉頡造字的傳說頗多，記者從《漢字通易》一書中發現：有一年倉頡到南方巡守，登陽虛之山，忽然見到一個大龜，龜背的顏色是丹紅的，上面卻有許多青色的花紋。倉頡看了，頓悟花紋所示文字的道理，從而萌發了他發明文字之宏愿。后來，他仰觀天上奎星圓曲之勢，又俯察山川脈絡之象，觀鳥獸蟲魚之跡，草木器具之形，描繪摹寫，造出各種不同的形狀，這就奠定了創造文字的基礎。

　　留鳥跡書

　　葛懷圣告訴記者，鳥跡書，又稱倉頡書，周初出土于北海(漢景帝二年分齊郡治，轄相當于濰坊市等縣)石室中。宋鄭樵著的《通志》中記載：“倉頡石室記二十八字，在北海倉頡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無人識，至秦李斯識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三字，孔子至齊嘗訪焉。”因孔子造訪，在壽光留下“倉頡造字圣人猜”的傳說。

　　葛懷圣說，《水經注》載“巨洋水自湖東北流，經縣故城西。”這里說的湖是積而為潭的潭湖，在現在彌河流經的寒橋村與牟城村之間，故城應是西漢的壽光縣城，即在今洛城街道牟城，就是說藏書室就在牟城附近。

　　根據清代歷史地理學家楊守敬所繪《北魏水道圖》標識，孔子石室在牟城附近。《水經注》：“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故廟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石室。”據清代學者全祖望、趙一清考證，孔子問經石室即倉頡墓中石室。且《齊乘》記載：倉頡臺，彌水所逕。證明在牟城西南，彌水以東，有倉頡石室和倉頡臺。也說明最早的倉頡墓在牟城，且有廟堂。這也是壽光市文史專家孫仲春先生考證出來的。

　　據民國《壽光縣志》記載，《法帖神品目》首列倉頡二十八字，注云：“在北海，此石刻雖不可尋，而為吾國文字之祖，本志首錄之。”與《余千縣志》所載石虹山堯碑、《廬山志》所載禹刻、《鎮江府志》所載孔子書季札墓十字、《贊皇志》所載周穆王東巡五字同載《法帖神品目》一書。

　　葛懷圣翻閱著辦公室案頭的史料書籍告訴記者，倉頡鳥跡書，既出土于壽光，學者們都說“藏之書府”，書府即國家書庫。周初，紀為強國，當存于紀國都城(今壽光市紀臺鎮)。那時，周天子居鎬京(今西安)。紀亡于魯莊公四年，即公元前690年，紀侯大去其國。戰敗倉惶逃走，死去的夫人伯姬未來得及葬，夫人叔姬也沒帶，玉璽也未拿走，非常悲慘。當時鳥跡書也沒帶走。其弟紀季降齊，條件是“先禮不廢，社稷有奉”。故鳥跡書當歸于齊。齊亡于秦，秦滅齊而統一中國(公元前221年)。鳥跡書當歸于秦。因此，丞相李斯才能得到此書，而識八字。秦亡于公元前204年，后是西漢統治，漢太子太傅叔孫通得以識十三字。后幾經變亂，鳥跡書下落不明。所以安致遠先生之長子進士安筼在《題倉頡墓亭》時，有詩感嘆：倉頡石室記北海，二十八字鳥蟲文。至今七字無人識，天地未盡泄細紋。我欲尋之辨蝌蚪，古篆已經劫火焚。

　　據葛懷圣介紹，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鳥跡書，新編《壽光縣志》叫倉頡書，有拓片。這個拓片，是上海書店1984年翻印的《淳化閣帖》所載。該帖成書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此帖將《倉頡書》列為諸家法帖之前為首篇，此帖將《倉頡鳥跡書》注釋為“戊已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氣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釜芾。”《社會科學報》載劉志一教授文章，認為倉頡鳥跡書是彝文，據此譯文是：“一妖來始，界轉鴉杈，祭神青腦，禍小馬念，師五除掃，幡齋解果，過鼠還魂。”彝文釋義則是“一群妖魔剛到來，樹上烏鴉滿天飛，割青牽羊祭山神，念經消災騎馬歸。五位法師施法術，做齋完畢魂幡回，消滅老鼠魂歸位。”這是一般祭祀經文，是不是倉頡親手所刻，難以考證。

　　近來發現倉頡書二十八字漢文是：化己，庇，乃尼山艾友所。草米并刈，乞少子左互。學耒，弢雨水，兒糾叔兵朱。

　　釋義：身體變化，需要庇護。于是尼山是養老送終的好地方。[老有所養]

　　雜草莊稼一并割下，求少子幫助。[壯有所用]

　　學使農具，取水灌地。小兒纏著叔叔玩弄兵器上的紅飄帶。[幼有所長]

　　倉頡書的內容，與《禮記禮運》篇所講的大禹以前的社會情況吻合：“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為大同”。這就是從孔子到孫中山二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所追求和向往的大同世界的理論，原來出自于上古時代的《倉頡書》。《倉頡書》不愧是天下第一書，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見證，可謂通俗易懂、博大精深，是人類的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

　　古墓覓蹤

　　對倉頡造字之說，歷來并無爭議，但對倉頡葬在何處，卻說法不一。倉頡墓在哪里？葛懷圣表示，眾多歷史佐證。倉頡墓在壽光。最早見于周初，在出土倉頡鳥跡書處，即北海倉頡墓。

　　記者翻閱民國《壽光縣志》有文字記載，全國倉頡墓三處：一在陜西白水縣，一在山東壽光縣，一在山東東阿縣。埋葬倉頡的墓冢究竟在何處？東阿倉頡墓顯然不可信，連當地人都產生懷疑，《東阿縣志》引《路史·禪通紀》云：“倉帝(即倉頡)居陽武，葬利鄉，疑墓在壽光者為是。”陜西白水縣黃龍山下的倉頡墓規模較大，墓前還建有倉頡廟，可證倉頡葬于此處的主要文物為東漢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的《倉頡墓冢碑》。

　　葛懷圣翻閱著孫仲春著的《壽光探微》一書中的西北海郡圖、三國時代曹魏青徐二州分域圖向記者講述，壽光倉頡墓的主要證據，一是《通志》云：“《倉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北海倉頡墓中。”二是《水經注》載：“倉頡臺，彌水所經，水東有孔子問經石室。”白水縣倉頡墓的證據晚于壽光倉頡墓的證據，且是孤證，相比之下，倉頡墓在壽光較可信。《金陵新志》載，壽光倉頡墓中石室出土于周代。元鄭杓《衍極》云：“北海亦有倉頡藏書臺”。據在壽光城西南八公里孫家集出土的文物看，倉頡墓在壽光比較可信，目前也為多數史家所公認。倉頡的棲居之地，歷來為帝王將相、騷人墨客頂禮膜拜之處，留有諸多詩文。

　　據民國《壽光縣志》記載：“倉頡墓在縣城西大西門外，向北百步許，久為一邑名區。”壽光倉頡墓原是一座高臺，臨彌水，在漢代的壽光縣城牟城村處。據《壽光縣志》記載，明洪武年間，始修于壽光城西門外。原墓封土長寬各4.47米，高2.26米，上生蓍草。墓地面積共10余畝。正門為月形圓門，四面護以短墻。墓前有祠，環以回廊，明弘治十六年知縣翟唐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知縣王文翰重修(1999年6月8日發現明嘉靖倉頡墓碑。碑高92厘米、寬58厘米，碑正面陰雕“倉頡墓”三個大字，取體行楷，蒼勁有力。右上款刻有“嘉靖甲寅秋七月吉旦”，左下款為“壽光知縣王文翰立”)。萬歷中知縣王國相再修，清康熙三十六年，縣令劉有成復葺之。“蠲吉損俸，庇飭遺丘，通以橋梁，護以禪剎，周以長廊，而建新亭于其旁”。

　　葛懷圣說，原來民國《壽光縣志》原文是：“墓南有祠，明洪武中知縣翟唐再建，于萬歷中知縣王國治、清康熙三十六年知縣劉有成復葺之。”葛懷圣先后查找了明嘉靖《青州府志》、清康熙《壽光縣志》，才明確了是明弘治十六年知縣翟唐建的倉頡祠，萬歷中知縣是王國相不是王國治。

　　墓東西各有一井，即所謂壽光八景之一的“倉頡雙井”。二井年代久遠，神奇莫測。東井水質清冽透明，甘甜如醇；西井水略呈渾濁，苦澀如黃連。此二井相隔五米許，卻迥然各異。若向東井擲一石子，西井則同時澎然有聲，水花泛起；若在西井投一石子，東井亦聲紋如故。是何原因，不得而知，成千古之謎。

　　墓前一亭曰啟秘亭，亭內設石幾、石凳。民國《壽光縣志·名勝》載：啟秘亭，《劉志》謂亭在倉頡墓前墓側，出城西門由護隍堤北行百余步，西折葦陂之北岸有門南向，顏曰“誰園”，入門由長廊西折復折而北入中廳，廳三楹，顏曰：“亦曰軒”。復由軒之東角繞出軒之后楹計長廊二十六間，有陂橫亙之置板橋，其上額曰：“問津橋”，由橋而北則倉頡墓也。墓前別有方亭，啟秘亭在墓之右，去墓可五步許，亭形亦方計十二楹。墓地原屬于官辦“誰園”禪剎，地則是由縣令劉有成捐款買賈氏地十畝，經營數載，幽折曠夷，遂成佳勝。石亭有楹聯：“千古大文三尺土，兩間靈氣一孤亭。”后數任知縣皆修葺題字。清嘉慶間，知縣宋銘匾曰：“始制文字”。光緒二十年、三十年復修兩亭，繞以短垣圓門，小橋連通。民國六年縣知事尹志皋鐫石亭聯云：“石室志藏書，廿八言文字蟠螭，除秦李斯、漢叔孫通無能識者；幽宮留宿土，四千年洪荒遺蛻，并媧皇墓、少昊陵相與傳之。”

　　葛懷圣告訴記者，當時倉頡墓園中還有松柏、槐、柳，古木參天，綠樹成蔭。有東西兩溪，溪上各有拱形小橋。亭榭玉立，小橋流水，宛如江南水鄉圖，別是一番風景。1950年墓前建烈士陵園，墓園并存，新舊相映，為壽城一絕。1960年陵園遷徙，倉頡墓亦廢。可惜“文革”期間再遭破壞，舊貌蕩然無存，不禁令人扼腕嘆息。(壽光市檔案局對此文亦有貢獻)【原標題：造字鼻祖倉頡墓尋蹤：眾多歷史佐證壽光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