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虞城倉頡墓

    在虞城縣西北18公里處的古王集鄉(xiāng)堌堆坡村西，有座漢字創(chuàng)造者的古墓，名倉頡墓。墓高3米，周長45米，周圍栽有10多棵柏樹（多枯死），其外還有一圈磚砌花墻（新中國成立前廢棄）。據(jù)虞城縣志記載，漢靈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倉頡墓前立碑一通，正書“古倉頡墓”，后廢。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又重立石碑一通，陰刻“古倉頡墓”四字，后廢。1990年，遼寧人唐炳仁先生再立“古倉頡墓”石碑一通。原殘碑文記載“墓周生叢菊，清香可充茗”。故此菊被人們稱為茶菊。花淡色黃，狀如銅錢，可入茶入藥，明目醒神。遺憾的是，如此珍貴的倉頡菊幾近絕跡。

    墓前有倉頡祠，始建于兩千多年前的漢代，擴建于唐代，后屢廢屢建。康熙九年（1670年），虞城縣知縣程本節(jié)重修大殿。（殿脊正中間立有“康熙九年重修”字磚）大殿為3間出廈，臺高0.6米，明柱木雕裝飾，上有‘天下文章祖，古今翰墨師’的楹聯(lián)。座梁嵌檀，八磚扣頂。大殿迎門靠后墻處，在高約兩米的神龕內，有生著四只眼睛的倉頡泥塑坐像，上世紀50年代初被當成迷信之物予以破除，久經(jīng)風雨侵蝕，大殿成了危房。如今的倉頡大殿，是在退休干部趙福田、鄭樹華、葛明亮等人的倡議下，由附近村莊的群眾與干部集資重修的。殿前兩株柏樹，蒼勁挺拔，依然郁郁蔥蔥。就其樹齡，筆者曾求證于市林業(yè)局的資深工程師楊邦彥先生。他說，倉頡兩株古柏是漢柏，即檜柏，至今當有300年左右的歷史。

    1978年和1984年，考古隊曾對倉頡墓兩次勘探，發(fā)現(xiàn)有漢代陶片，并探出方格紋、藍紋、繩紋、附加坡紋、磨光等陶片及灰土、蚌殼等，確定為距今約4000余年的龍山文化遺址。

    倉頡墓于新中國成立后被虞城縣人民政府確定為縣級重點保護文物，又于2002年7月，被定為商丘市文物保護單位。

    至于倉頡墓始建于何時，現(xiàn)已無從查考。

    史官乎，古帝乎？

    代代相傳，虞城倉頡墓中葬的是黃帝史官、文字的創(chuàng)造者倉頡。然而，清初人張介卻對此提出異議。他根據(jù)宋代羅泌著的《禪通記》中的有關記載，便斷言倉頡墓為“倉帝史皇氏”之墓。于是，這就出現(xiàn)了同名為倉頡的兩個古代人物，一個是黃帝史官，一個是“倉帝史皇氏”。孰是孰非？

    《中國人名大辭典》載：“倉頡，黃帝時為左史，生而神圣，而四目，觀鳥獸之跡，字成，天雨粟，鬼皆夜哭。”司馬遷著的《史記》、漢·許慎著的《說文解字》及《國事全書》等均同持這樣的觀點。

    宋代羅泌撰的《禪通紀》云：“倉帝史皇氏，姓侯岡，名頡。實有睿德，生而能書；龍顏侈侈，四目靈光……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chuàng)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

    略加比較，便可看出這兩段文字有四處重合：一是史官與倉帝同有一個名字叫倉頡，二是同樣生有四目，三是為人類作出的巨大貢獻同是造字，四是影響同是“天雨粟”、“鬼夜哭”。由是觀之，這決不是歷史的巧合，實際上皇帝史官倉頡與“倉帝史皇氏倉頡”是一個人。

    再從如今各地供奉的倉頡塑像來看，驚人的相同，那就是倉頡生有四只眼睛。因倉頡任黃帝史官而得名的陜西省白水縣史官鄉(xiāng)史官村有倉頡廟，大殿中供奉的倉頡塑像，是按“倉頡四目”之說塑造的。南樂縣西北18公里處有個吳樓村，舊名史官村。其倉頡大殿神龕正中安放倉頡金身坐像，“方面長髯，四目靈光”。這些與虞城倉頡祠中的長著四只眼睛的倉頡塑像完全一樣。清初人張介因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在《倉頡墓考》中所寫的“黃帝史官倉頡并無四目及雨粟鬼哭之說”，只能算作孤陋寡聞了。

    商丘師范學院教授李可亭等人于2000年8月在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商丘通史》（上篇）中論述倉頡造字，引用《呂氏春秋·君守》上的話說： “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非主道者，意即這六個人都不是君主。”這話說得十分明白：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們已把倉頡是帝王的事兒給否定了。

    那么，為什么有人稱倉頡為倉帝呢？四川大學兼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王利器先生在《漢書古今人表疏證》中這樣釋疑：“倉頡或以為古帝，或以為黃帝史官，疑莫能定。《路史》從古帝解，謂倉帝、史皇，非人臣之號。殊不然，倉帝之稱，出于纖緯雜說，如《書·疏》引《慎子》，《水經(jīng)注》、《路史》引《河圖玉版》之類，乃后人尊之云爾，非其本號，不足取據(jù)。”這意思是說，倉頡創(chuàng)造了文字，功莫大焉，是當之無愧的字圣。后人出于對其無上的尊敬，便稱其為“倉帝”、“史皇”，是可以理解的，但絕不是他本人的真正身份。這正如后人稱德厚流光的關羽為關帝，到處修建關帝廟一樣。

    清代學者梁玉繩先生在《古今人表考》中說得更明白：“倉頡始見《荀子·解蔽》，又作蒼，（《韓非子·五囊》、《呂覽·君守》等以作蒼為非）姓侯剛，（宋姚寬《西溪叢語》、《路史》作岡）亦曰史皇，亦曰頡皇，亦曰皇頡，亦曰倉帝，產(chǎn)而書，寫仿鳥跡以造文章。天雨粟，鬼夜哭。”一言以蔽之，史官倉頡與史皇倉帝就是一個人。

    何必爭孰真孰假

    全國有多少倉頡陵墓？有論者稱，在已發(fā)現(xiàn)的8處倉頡墓及遺跡中，始建于漢代者有四處：河南南樂、虞城、開封和陜西白水；始建于晉代者兩處：山東壽光和東阿；建于宋代者兩處：河南陽武（今原陽縣）、洛寧。這么多地方，都說自己那兒的倉頡墓是真跡。筆者認為，這如同諸葛亮躬耕地南陽、襄陽之爭一樣，沒必要爭個你是我非。

    清威咸豐年間，襄陽人顧嘉衡做了南陽知府，面對臥龍先生籍貫爭奪戰(zhàn)，特殊的身份使他陷入了兩難，經(jīng)冥思苦想，留下傳世名聯(lián)：“心在朝廷，原不在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辯襄陽南陽。”這個“和稀泥”的高招，昭示人們，紀念歷史人物重在弘揚其精神。

    流動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特征，人文其實就像無根的浮萍，也像隨風四散的蒲公英。因此，相通相似的人文遺跡眾多，并非空穴來風。據(jù)說，圣君舜的陵墓有27處；治水名人大禹邂逅終身伴侶的涂山，古籍明白記載的就有7座；神醫(yī)扁鵲的墓園有6處。而倉頡也是這樣，為創(chuàng)造文字到處游歷，各地自然留下他的足跡。人文遺跡，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所以，對倉頡墓的真假無須“死爭”，可以“共和”，一道張揚倉頡精神。

    在氏族社會，沒有文字，部落里發(fā)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只能采取“結繩記事”的方法，即大事結一個大結，小事系一個小結。時間長了，繩上結的結多了，怎么也鬧不清那些結表示什么事情，十分不便。黃帝授封倉頡為史官，記錄大小事情。內外事件繁雜，倉頡單憑結繩記事已無法適應，便下決心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方法。于是，他觀察烏龜背上的花紋，鳥類羽毛的文采，山川起伏的現(xiàn)象，日月星辰的走勢，而且在自己的手掌上現(xiàn)畫圖像，而后這些形象便固定下來，最終成了人類可以通用的象形字。倉頡造字驚動了天地鬼神，上天害怕人類有了文字就會放棄耕種，于是便下起了雨點似的粟米，而鬼神則惟恐受到文字的彈劾，便驚駭?shù)靡雇硖淇蕖？梢哉f，倉頡在通向人類文明的路口插上了第一個路標，在人類的心靈上點燃了第一盞明燈，推動了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可謂功高蓋世，千古流芳，其創(chuàng)新精神堪與日月同輝。

    誠然，文字是在社會的長期實踐中逐步產(chǎn)生的，是人類社會集體的產(chǎn)物，不可能由一個人獨創(chuàng)，倉頡可能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人物。在創(chuàng)造文字的艱難過程中，倉頡在沮誦等人的陪同下，漫游各地，一邊觀察鳥獸行跡及山川萬物形體，一方面匯集各種符號，規(guī)范認定，整齊劃一，從而使他創(chuàng)造的文字得以推廣開來。正如荀子所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這彰顯了創(chuàng)倉頡博采眾長、海納百川的善學精神。

    倉頡被譽為字圣、文字的鼻祖，贏得了虞城倉頡墓當?shù)厝罕姷木囱觥Ｒ淮�又一代人，不僅在每年倉頡的誕辰——農(nóng)歷三月十八（外地或曰正月二十或曰三月二十八）祭祀他，還捐錢兌物，購置數(shù)十畝廟田，維修與保護了古倉頡墓與倉頡祠。受倉頡精神的熏陶，當?shù)貙W風濃厚，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人們便依托倉頡祠辦起了學堂，后來辦起了倉頡中學，如今在其旁邊還辦有一所倉頡小學。幾十年來，從這里走出了一批鄉(xiāng)局級以上的領導干部、軍官、作家、學者、教師、醫(yī)生及有文化的工人、農(nóng)民等。為紀念倉頡，市里成立了倉頡書畫院，有幾十件作品在省及全國獲獎。還有人在網(wǎng)絡上建了倉頡網(wǎng)站。然而，在開發(fā)和建設倉頡墓上，我們實在無法與河南南樂和陜西白水同日而語。虞城倉頡墓尚大有開發(fā)的空間。【原標題：倉頡墓與倉頡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