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名片

    張修起：商丘市二屆政協副主席、商丘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商丘市詩詞學會會長、商丘市城鎮經濟文化研究會秘書長、商丘市書畫藝術研究院院長。他致力探尋商丘優秀傳統文化，并將視野灑向書法、繪畫、陶瓷等多種藝術領域，為商丘文化傳承與發展鼓與呼，著述頗豐，見解獨到。他對商丘文化的研究既堅持周密的學術論證，又特別著重在開發利用上提出論證和建議，旨在促進文化向產業轉移，增強商丘文化的軟實力和提高商丘文化名市的知名度。

    編者按：本報文化周刊新開設的《文化給力商丘縱橫談》，開欄推出了對商丘市二屆政協副主席張修起先生的訪談《范仲淹，商丘的文化名人》，文章6月1日見報后引起較大反響，中國范仲淹研究會官方網站在首頁《新聞熱點》欄目進行全文轉載，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蔣曄先生在北京向本報發來郵件表示贊賞，稱“商丘與范公有著更深的血脈相連，而世人知之不深，甚為遺憾，此為家鄉文化的水土流失”，“我認為這是貴報的戰略之舉，令人敬佩”。今天，《文化給力商丘縱橫談》就商丘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的話題再次刊發本報記者對張修起先生的訪談，重點在現實操作層面進行探討，供大家參考和評判。

    一、“不能只停留在或滿足于學術論證這個層面”

    記者：上次訪談，您對“范仲淹是商丘的歷史文化名人”這一論斷提供了很有說服力的史實論證。訪談文章見報后，中國范仲淹研究會官方網站及時進行全文轉載，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蔣曄先生在北京看到本報電子版后給本報發來郵件，大為感嘆：“商丘與范公有著更深的血脈相連，而世人知之不深，甚為遺憾，此為家鄉文化的水土流失。”由此可見，商丘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不僅重要，而且必要。今天，想請您具體談一談商丘如何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

    張修起：蔣曄先生說的很形象，也很深刻。“家鄉文化水土流失”，這也正是我提出和呼吁商丘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的原因。如何打造？我對這個問題考慮很多，因為我一直認為對商丘文化比如范仲淹文化品牌，我們不能停留在或滿足于學術論證這個層面，而要從實際出發，提出開發利用的具體建議，為政府決策服務。

    記者：上次訪談中，您提到“要用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統領睢陽區的應天書院、《睢陽五老圖》、虞城縣利民鎮范公祠和寧陵縣范氏用井等文化景點的開發利用”，其實就是“開發利用的具體建議”，想請您展開談一談。

    張修起：我之所以提出由范仲淹文化品牌統領，是考慮到范仲淹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對范仲淹的研究已形成全國性的一個大課題，全國性的有中國范仲淹文化研究會，已舉辦過三屆中國范仲淹國際學術論壇。江蘇、山東、河南、甘肅、廣西等很多地方都有范仲淹文化研究會，而且研究成果累累，同時各地有關范仲淹的文化景點也很多。但無論是哪里，離開范仲淹在商丘這一段歷史，范仲淹文化就會不全面。再從商丘的情況看，僅僅就應天書院而研究應天書院，這個文化景點很難立起來。所以，我認為要堅持以范仲淹文化品牌的創立，統領商丘與范仲淹有關的各景點，全方位開發利用，把商丘范仲淹文化品牌的研究、開發匯入全國的大系統。

    記者：也就是說，商丘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論證范仲淹與商丘深厚的淵源固然重要，但我們不能固步自封，要真正樹立起這一文化品牌，我們還要有宏大的視野，與全國的大系統接軌，要對范仲淹文化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

    張修起：是這樣。范仲淹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教育家，他的思想文化內涵廣博而又深刻：在學術上，他是宋學之開山；在政治思想上，他是“憂事渾祛樂事還”、“素心直擬圭無玷”、“猶濟瘡痍十萬民”、“諫諍臣微敢殉身”；在經濟思想上，他是重農貴商；在教育思想上，他推動官私學合流和平民教育的普及，堅持教、養兼備的人才觀；在文學思想上，他堅持“救斯文之薄”的文學革新觀和“意醇語真”、“文詞貫通”的文學主張；在軍事思想上堅持“化干戈為玉帛”、“居安思危、備則無患”、“屯墾戍邊、移兵就食”；在個人品格上，他主張改革，嚴于律己，廉素家風，艱苦好學，“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因此，對于范仲淹的研究，應全面研究他的思想，特別是研究他思想的形成與商丘的關系，使大家既認識到他的偉大，又認識到是商丘出了他這位偉大的歷史名人，能對商丘深厚的文化底蘊產生敬畏之感，從而提高商丘文化的知名度。現在商丘市范仲淹文化研究會正籌備出版《范仲淹在商丘》研究文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奎元已經題寫了書名，這將是宣傳商丘、提高商丘文化軟實力的一件大事，將是一件看得見、摸得著的商丘文化禮品。

    二、“用范仲淹文化給力應天書院”

    記者：我們已經知道，范仲淹與商丘結緣的一個標志性場所就是應天書院。他在這里苦讀5年，學成出仕（上次訪談見報文章兩處寫成“致仕”，有誤，應為“出仕”，特此更正——編者注），后來為母守孝在商丘丁憂期間又應邀回母校任教兩三年。也就是說，范仲淹在應天書院直接求學和任教的時間有七八年。然而，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應天書院里，是新建設的兩排仿古建筑，雖然有兩間配房特批為“范文正公紀念堂”，里面也只是空蕩蕩的一些粗制斑駁的壁畫。其主殿和另一側配房則是崇圣殿和至圣先師紀念堂，雕像和壁畫都是說的孔圣人。一座空蕩蕩的大院難覓當年四大書院之首的蹤跡，參觀者更是門可羅雀。您怎么看現在的應天書院？

    張修起：應天書院確實是商丘的一個重要文化品牌，也是商丘的重要旅游景點，從這幾年的開發、建設、利用方面看，還存在不少問題，主要原因是文化景點缺少文化。政府也沒少投資，但到應天書院的人都感到吸引力不強、印象不深，大有“看景不如聽景”之感。商丘如果不把應天書院這一篇大文章做好，做出品位和特色，商丘的文化底蘊就難以彰顯。應天書院做好了，才真正是為商丘文化名城增加更亮麗的色彩。試想，湖南因范仲淹的一篇《岳陽樓記》而名震天下，但我們商丘不但有名垂歷史的四大書院之首的應天書院，且應天書院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座歷史豐碑，又有范仲淹的《南京書院題名記》，如果我們應天書院這個點都做不出新意，實在是我市創建文化名市的一大遺憾。

    記者：應天書院文化景點缺少文化，怎么辦？

    張修起：用范仲淹文化給力應天書院！我先談談應天書院深厚的文化內涵以及范仲淹與應天書院的淵源吧。在這方面，睢陽區退休干部、中國范仲淹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商丘市范仲淹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孫綱同志是專家。他對應天書院的研究很深刻，我從他的研究中學到了很多。

    應天書院是北宋初年四大書院之一，而且是四大書院中唯一被升為國子監的，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獨有的從民辦升到國子監的典范。應天書院伴隨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在1000年來中華教育史上的地位沒有能取而代之的。史載，“州郡置學始此”，“天下庠序，視此而興”。

    應天書院的前身是睢陽學舍，初建可追溯到五代十國的戰亂年代，宋州虞城邑人楊愨于后晉（936—946）之前，應時開始經營“睢陽學舍”。有宋州楚丘人戚同文（字文約，904—976）就學于楊愨，通古今之經史。楊愨死后，戚同文繼承教育事業，使睢陽學舍成就卓然，留下“七榜五十六進士”的美稱，后人將戚同文視作應天書院的開山鼻祖。戚同文死后30多年，又有“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辰，應天府民曹誠，以貲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學舍五十間，聚書千余卷，博延生徒，講習基盛。府奏其事，上喜之，詔賜額曰‘應天書院’”。曹誠又聘戚同文之孫戚舜賓主持應天書院，并將學校“入官”，從此應天書院由民辦轉入官辦。

    由于應天書院在當時的影響，范仲淹23歲時毅然離別在山東的母親，到應天書院求學就讀。結果他“以天下為己任”，“五年未曾解衣就枕，大通六經之旨”，考錄為進士。范仲淹在應天書院學習五年，吸收諸家思想之精華，凝聚儒、釋、道、墨等多家思想于一體，成為“宋學之開山”。

    范仲淹畢業應天書院十年后，1026年在應天府為母親丁憂守喪，受留守晏殊之請，又與他的老師戚舜賓一起主持了應天書院，歷行了他的教學生涯，為國家培養了一批棟梁之才。比如，他主持教學第二年，他的學生王堯臣、趙槩就榮獲了狀元和探花。范仲淹在應天書院教學期間，還寫下了《南京書院題名記》和《上執政書》，并為改革中國科舉制度作出了不朽的努力。因此，可以說，范仲淹是在應天書院的求學和教學，形成了他一生的政治思想、文學思想、軍事思想、教育思想和經濟思想。

    記者：重溫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出，應天書院在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堪稱是一座偉大的豐碑，特別是把它與范仲淹聯系起來更加光彩奪目。從網上查詢，范仲淹一生經歷過的地方，從蘇州的出生地，到4歲后隨母改嫁到山東鄒平的少年成長地以及后來為官就職過的山東青州、河南鄧州、江蘇興化、甘肅慶陽、陜西延安等地，再到范仲淹死后的墓園所在地洛陽伊川，甚至陜西彬縣“挖”出了他們那里是范仲淹的祖籍地，河北石家莊找到了他們那里是“范仲淹與母親謝氏共同的出生地”，南陽鄧州發現了他們那里的花洲書院是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地方，都在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而且做得風生水起，有的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旅游觀光勝地。相比之下，與范仲淹淵源深厚、最有“話語權”的商丘有些沉寂。

    張修起：因此我提出要以范仲淹文化品牌為統領，以范仲淹文化充實應天書院。具體來講，首先考慮學習外地經驗，促使應天書院與高等院校的聯合。這只是我個人的私下設想。我們商丘人都常說我們商丘應天書院是北宋四大書院之首，但我們不能滿足于以前，現在還是四大書院之首嗎？可能要大打折扣。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現在其他三所書院都與大學聯合了。據說商丘師范學院前幾年也向市里請示，想把應天書院辦成商丘師范學院的文學院，我認為這不失是一個好的想法，應當引起重視。我曾經胡想過，哪怕是把應天書院這個“名字”授給商丘師范學院，也會大有出路，如果這個路走不通，那只有對現在新建的“應天書院”以范仲淹文化加以充實了。如何充實？我個人建議：一是可以搞一些碑刻。例如把范仲淹的《南京書院題名記》、《上執政書》由著名書法家書丹，刻石相記；把應天書院的產生、發展及成就，請文化名人寫出賦詞刻石；把書院的教育思想、宗旨刻石；為戚同文立碑，為應天書院優秀學子立碑等。這是從商丘實際出發，因為商丘文化沒有留下多少遺存，這樣就帶來到商丘看景點沒看頭的問題，現在應當以石刻這個形式補充我們的不足。只要是名人的文和名人書丹，幾百年后就是文化遺存。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商丘缺乏文化遺存的問題就會惡性循環。二是建立范仲淹文化展示館，把其建設成為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三是要有文化衍生品，例如有關書畫作品、書籍、紀念品等。

    三、“以范仲淹文化品牌為統領，形成范仲淹文化旅游系統”

    記者：上次訪談中，您在論證范仲淹的職田在商丘時，提到了虞城縣利民鎮的范公祠和寧陵縣的范氏井，并建議用范仲淹文化品牌統領應天書院和虞城范公祠的開發利用，想聽一聽您的具體設想。

    張修起：范仲淹的職田分布在寧陵、虞城和永城，在寧陵的職田是由來自山東繼父朱氏的族人耕種管理，至今寧陵朱氏家族后人還很多，還保存有“范仲淹井”；在虞城的職田是由來自蘇州生父范氏族人耕種管理，至今虞城范氏家族仍是大戶望族。在虞城縣利民鎮很早就建有“范文正公祠堂”，一直到解放初期才被改為化工廠房，《虞城縣志》和《虞城范氏族譜》記載有當年祠堂的平面效果圖和祠堂的所有對聯和匾額。從存下來的祠堂地圖和對聯匾額來看，祠堂各殿的規模、質量、正規程度都是高規格的，能從明代嘉慶年建成延續到解放初期，歷經三百多年風雨而不衰，可見其在中原影響之大。

    我認為，對虞城范仲淹祠堂應當恢復或重建，對寧陵“范中淹井”應加以修繕和保護。如果這樣，我們通過創建范仲淹文化品牌，以范仲淹文化品牌為統領，在我們商丘就會形成一個范仲淹文化旅游系統，即范仲淹主題文化公園——范仲淹文化展示館——應天書院——虞城范公祠——寧陵范仲淹用井等。這個系統如果開發起來，我相信會在商丘形成一個以范仲淹文化為龍頭的文化旅游系統，為商丘文化名市建設和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一個熱門景觀。

    記者：一席長談，我相信不少讀者也會和我一樣，對咱們家鄉的文化在加深了解的同時也增強了一分文化自信。正如北京的蔣曄先生所說，以張修起先生為代表的商丘文化熱心人士，“他們退休之后，本來可以盡享與子孫在一起的天倫之樂，完全可以不再過問窗外之事，正是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振奮著他們為了家鄉的發展而老驥伏櫪，壯心不已”，“每每來京，與我促膝交談，‘為了商丘’的其情其景，可讓草木動容”。

    張修起：蔣曄說我是說得過了，但他所說商丘文化研究工作，現在確實有一大批民間文化愛好者，作出了很大貢獻，研究成果很多。有關部門應當重視民間對商丘文化的研究。同時我還認為，范仲淹文化是商丘的一個大文化品牌，只靠像我這樣的民間研究不行，還應當由有關部門牽頭，請國家級的專家學者召開研討會，加以權威性的論證。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常務副所長、中國范仲淹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范國強先生，是范仲淹文化研究的專家和領軍人物，就曾經給我說過，很想到商丘考察，想組織全國專家在商丘開一個范仲淹文化及應天書院理論研討會。

    記者：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春風浩蕩，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激蕩人心，我們相信，應天書院連同范仲淹文化的千年榮光，一定會在商丘發揚光大。【原標題：以范仲淹文化統領應天書院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