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代，書院勃興，最著名的有白鹿洞（今江西廬山）、岳麓（今湖南長沙）、嵩陽（今河南登封）、應天（今河南商丘）四個，號稱四大書院。這些書院里，官府都賜有儒家的“經傳”，藏書豐富，堪稱各地的文化中心。

    河南商丘，是宋太祖趙匡胤曾任歸德節度使的地方。在北宋時，初名宋州，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改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又升為南京，與首都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北京大名合稱四京，居于陪都地位。

    當時的商丘，緊鄰汴河，交通發達，隋唐五代以來，商旅輻輳，“實一方之都會”。唐末五代之時，由于藩鎮割據，連年戰亂，社會動蕩不安，經濟文化均遭重大破壞。一些不樂于仕進的知識分子，往往隱居山林，或者潛跡民間，聚徒講學，以備來日之用。這就是當時書院興起的歷史條件之一。當時的書院多設在風景幽雅的名山之中，而唯獨應天書院卻設立在繁華的鬧市里。

    應天書院的歷史，可以直接追溯到五代時的后晉。當時邑人楊愨“樂為教育”，曾聚徒講學，受到了將軍趙直的支持，從而使這所私塾學校日益發展起來。楚丘（今山東曹縣東南）人戚同文，家富而好學，即拜楊愨為師。開始，楊授以《禮記》，戚每日讀一卷，并能熟記。不到一年戚就讀完了五經，學業大有長進。戚同文的好學精神，深深感動了老師，楊愨即將其妹嫁與同文為妻。從此以后，戚同文學習更加勤奮刻苦。竟至“累年不解帶”。

    在后晉末年大亂之時，戚同文雖不愿出世為官，但對國家前途卻非常關心，他就是在這時取“書同文”之義，改名同文的。他希望國家統一，平時的學業也以此為奮斗目標。楊愨死后，戚同文繼承了老師的事業，同樣得到將軍趙直的支持。趙“為筑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由于戚同文及眾人的努力，“遠近學者皆歸之”，逐漸形成了一個文化中心。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權，為了選拔人才，實行了開科取士。這時，戚同文所辦的學校人才輩出，前后百余名學生，科舉中第者竟達五、六十人之多，其中的宗度、許驤、陳象輿、袁象先、郭成范、王礪、騰渉等，“皆踐臺閣”，成了其中的佼佼者。許驤的父親許唐，目不識丁，原家薊州，后晉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后，乃攜帶家資南下，經商于汴、洛之間，聞戚同文辦學有方，遂定居楚丘，送子入學，甚至“罄家產”而在所不惜。許驤在老師的親切教誨下，13歲便“能屬文、善詞賦”，后官至兵部侍郎。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也出自這所學校。青年時期的范仲淹，家境貧寒，求學之志甚堅，在應天“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范仲淹在學習期間，以顏回自比，胸懷壯志，克服許多困難，奮發學習，終于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

    戚同文卒于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公元976年），他所創辦的學校一度中斷。至真宗大中祥符初，又出現一位熱心辦學的人，才使應天的文化教育再度昌盛起來。

    真宗即位初，應天府民曹誠，家境雄厚，藏書豐富，慨然有復同文舊學之志。他出資300萬，招募匠人，在同文“舊學之地，造書舍”，為屋150間，聚書 1500卷，“博誕生徒，講習甚盛”。曹誠的復學工作，由于得到了戚同文后人的大力支持，所以才順利完成。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曹誠愿以學舍入官，并請令戚同文之孫戚舜主之。他的請求通過應天府得以上呈宋廷。真宗看到奏報中的學樣“學綸畫一”，大為嘉嘆，“面可其奏”；并使端明殿學士盛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堯佐“題其榜”，正式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從此，這所書院取得了官學的地位，由應天府幕職官直接“提舉”，并署曹誠為書院助教。

    作為宋代地方官來說，應天書院與曲阜的文宣王（孔子）廟建立較早，所以，宋人曾說：“州郡置學始此”。

    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應天知府李及上言：“本府書院，甚有學徒，自建都（指改名南京）以來，文物尤盛，欲望量于發解進士元額之外，乞添解三人”。他的請求得到宋廷準可，說明增添書院發解進士名額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宋廷又準許應天書院“置講授官一員”，使官府對書院的控制又有所加強。

    此后，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晏殊為應天知府，大力聘請名師任教，在他的推薦下，經宋廷批準，以王洙為書院說書。王洙博學多才，“自六經、史記、百氏書，至于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詁文字，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因此，“一時名賢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宋人稱王洙是“素有文行，其明經術”，可以說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封建教育家。他為應天書院貢獻了力量，并經京東轉運使推薦，從這里出任國子監直講。

    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應天府書院改為府學，官府撥給學田10傾，充作學校經費。此時，晏殊又請因服喪而退居睢陽（商丘）的范仲淹入學，“以教生徒”。范仲淹“日于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此時，但雖身在校，而以天下為己任，曾向仁宗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余言”。可以說，范仲淹后來的政革思想，在這里已初步形成了。晏殊在寫給宋廷的《舉范仲淹狀》里，稱范 “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要求宋廷加以重用。不久，范仲淹即為密閣校理，而后步步升遷。由于范仲淹對應天學校作出貢獻以及他的巨大政治影響，宋、元、明、清諸代，商丘一直保留他當年在書院的講堂，后人并立有《宋范文正公講院碑記》，建藏書樓，以資紀念。

    由于應天書院及府學聘請公師，整飭校風，“于是乎，人樂公教，復鄒魯之盛；士為聲詩，登周召之美”，儼然為中州一大學府，可與昔日孔孟講學之鄒魯比美了。大約在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間，應天書院的學生，“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又為宋廷輸送了大批人材。后人曾說：“宋晏公殊留守南京，興學校，延范仲淹為師，教授諸生，故天下興學，自公倡之”。北宋中期以后，各地學校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與應天書院的影響不無關系。

    仁宗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宋廷又將南京府學改為南京國子監，其地位更高于一般地方學校，而與東京、西京（洛陽）的國子監，相互映輝。當神宗熙寧變法之際，這里亦實行“三舍法”，改革學校制度。

    哲宗時，曾肇知應天府。肇為大文學家曾鞏之幼弟，“自少自學，博覽經傳，為文溫潤有法”。此時之南京，官員上任罷任，往來頻繁，知府“宴勞無虛日”。但曾肇不屑于做這些繁忙的迎送應酬事務，乃積公帑之余，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才為多。由此可見，這里教育事業歷北宋一代而不衰，正是由于官僚重視、民間熱心、內行經辦、公師訓導的結果。

    總而言之，商丘在北宋一代，學校由私學到官學，從書院而升為府學，再由府學升為國子監，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在他的發展中，戚同文、曹誠、晏殊、范仲淹、曾肇等人都作了貢獻，遂使這所學校人才濟濟，影響于全國，在宋代的文化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宋人將應天書院列為當時全國四大書院之一，其實，它的影響之大、堅持時間之長，都是其他地方的書院及學校所不及的。

    編者按：

    商丘的民間故事伴隨歷史從遠古走來，隨著文化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不斷豐富，但始終蘊藏著特定的歷史文化、地域文化，彰顯出特有的歷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是原生態的民俗風情、民俗文化的自然流傳。

    民間文化遺產是一筆重要的精神財富。它不但是民族歷史和民族感情的一個重要載體，而且是風土人情的藝術結晶。為弘揚優秀民族文化，使之服務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本報從本期開始陸續推出商丘民間故事精選以饗讀者。（周寶珠）【原標題：北宋的應天府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