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朱村西有一條小河，是條季節性河流，平時沒水，汛期則水勢滔滔，洶涌奔流。張  墓就坐落在河西一片高地上。

　　墓地面積很大，是北朱村張氏的老祖墳，有幾百座明清古墓。張  墓位于最北邊，墓冢很大，呈圓形，青石圍砌，高約4米，上面草色青青。

　　張  與焦作曾有一段緣分。明洪武二十八年春天，時任工部右侍郎的張  到懷慶府（今焦作）督察河務，為丹河幽深秀麗的風光所沉醉，即興賦詩：“寂寞春山上，同人欠躋攀。云深千障隱，風定一泓寒。仆面林花舞，循崖鳥獨盤。自憐幽興極，欲去屢蹣跚。”太行千嶂、清幽流水和撲面林花，營造出寧靜、幽深、生機洋溢的畫面，令詩人戀戀不舍。他的家人逃難到此，或許與他這次焦作之行不無關系，而墓冢落于此地，大約也是張  心中所愿。

　　不過這座墓可能只是骨灰墓或衣冠冢。張  死后，原本安葬于南京附近，《明史·張  傳》記載：“初，  被殺，喪得還。靖難后，出  尸焚之。”說明燕王殺死張  后，還讓其家人把遺體運回南京安葬，而燕王攻占南京，大殺建文忠臣泄憤時，曾挖出張  尸體焚燒。張  家人可能在逃跑前，冒險取回了骨灰，又或許根本沒機會取回骨灰就倉皇逃難，不管如何，他們選擇北朱村定居后，盡管隱身埋名，不敢泄露行藏，卻也為張  建起了墓冢，四季祭祀，至今600余年墓冢保存完好，可以說，這是張氏家族不屈性格的延續。

　　談到“靖難之役”后張  家人的行蹤，只能用一連串的“或許”。行蹤不清楚的，不僅是張  家人，而是一個群體：建文帝及其忠臣。這個人群逃匿隱身，構成巨大的歷史謎團。當時百姓故主之思很強烈，懷念忠義，兼以好奇，關于這一群體行蹤的神秘傳說，在明代十分流行。    

　　建文忠臣隱匿之痛

　　自永樂稱帝一直到明朝中后期，關于建文帝及其忠臣的故事，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著名的故事有“河西傭”、“補鍋匠”、“云門僧”、“若耶溪僧”、“玉山樵者”，等等，這些傳說多次被輯錄成書，最早的一部叫《忠賢奇秘錄》，其中有些故事甚至被收入了明史。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故事是民意的表達，對于因忠貞而遭遇嚴酷迫害，被迫亡命天涯的建文忠臣，民眾有著深切的同情。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為傭于莊浪魯氏，取直買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縷縷不肯棄。力作倦，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聲。久之，有京朝官至，識傭，欲與語，走南山避之，或問京朝官：‘傭何人？’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屬曰：‘我死勿殮，西北風起，火我。勿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建文四年冬，也就是燕王攻占南京半年后，“葛衣”，城破時穿的夏天衣服，這些都暗示此人是從京城逃出來的。即使穿上羊裘，也要將葛衣“覆其上”，“破縷縷不肯棄”，是忠貞和不屈的表現。 “西北風起，火我”，是希望魂歸東南，而 “勿埋我骨”，則是堅信將有骸骨還鄉之日，清楚地表達了當時的“民意”。

　　張昺后代定居焦作北朱村的過程，沒有留下記載。想必當年張昺的家人，也如那位“河西傭”，隱藏了自己的身份。嘉靖三十七年，靖難之役后150多年，北朱村張氏修家譜時，前兩代移民的名字已弄不清楚，第三代也只有張昺的曾孫張璉名字事跡清楚，被立為一世祖。張璉（公元1447年—1539年）曾任山東鄒縣、安丘儒學訓導，并曾代理安丘知縣。能在孔孟之鄉擔任教育長官，應該是博學多才之士，想必張璉有著深厚的家學淵源。

　　其他建文忠臣后裔的情況差不多。學者蔣金星在研究《清代硃卷集成》時，發現了謝貴后裔的資料。清代新中進士、舉人，將自己的試卷刻印分給親友，稱為硃卷，上面一般有考生履歷，寫其家族史，相當于家族簡譜。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光緒庚辰科王蘭的會試硃卷，其履歷記載：“始祖，謝忠烈公，諱貴，字青萍。明建文時為都指揮使，受密命至燕，遇害，事跡附載《明史·張昺傳》……二世祖公權，青萍公季子，永樂初夷族令，嚴公贅于王氏，遂襲其姓。”

　　謝貴是當年張昺的搭檔，兩人同時不屈而死，為了逃過永樂大帝朱棣的“夷族令”，他們的后人各自隱匿。與張氏后裔相比，謝貴后裔各代名諱清楚，但被迫改了姓；兩人的后裔開始都隱居不仕，張姓第三代，謝家第六代，才有人出仕，并且官職都是儒學訓導。

　　從記者掌握的資料看，靖難之役之后七八十年，北朱村張家始有人出仕，150多年，始重立家譜，二百來年，方為張昺建祠祭祀。這個時間表，與明朝政治環境的變遷基本相合。

　　數代皇帝為永樂補過

　　建文忠臣的故事，朝廷不可能不知道，對于其中隱含的民意，皇帝必有“芒刺在背”之感。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永樂帝在北征回師途中駕崩，他的兒子朱高熾即位，是為明仁宗。仁宗即位后，立即赦免“靖難之變”中死難諸臣的家屬，遣戍者大都放還，凡“建文中‘奸臣’家屬初發教坊、錦衣衛、浣衣面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在，并宥為民，給還田土”。從這件事看，朱高熾善于為父補過，不愧“仁宗”的廟號。不過，他所做的，只是“赦免”，只是寬大處理，建文帝的忠臣，仍被稱為“奸臣”。

　　到朱高熾孫子明英宗時期，“政策”進一步寬松，這或許與英宗的個人經歷有關。放眼中國數千年歷史，明英宗的經歷都堪稱奇特：他曾為蒙古騎兵俘虜，曾被弟弟軟禁，先后兩次登上皇帝寶座。

　　明英宗即位后，明朝與蒙古瓦剌部又爆發沖突，當時英宗年少浮躁，在親信太監王振的攛掇下，倉促決定親征。王振對行軍打仗狗屁不通，英宗卻對他言聽計從，導致“土木堡之變”，明軍全軍覆沒，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人俘虜。

　　瓦剌太師也先認為“奇貨可居”，想利用英宗大做文章，明朝大臣擁立英宗弟弟朱祁鈺為帝，年號景泰，是為明代宗。明軍在兵部尚書于謙的率領下，多次擊敗瓦剌軍。隨后明朝采取經濟制裁手段，迫使也先放回英宗。

　　英宗回到北京，被尊為太上皇，卻被軟禁起來，并沒有受到應有的禮遇。他的住處南宮大門上鎖并灌鉛，加派錦衣衛把守，食物從一個小洞遞進來。僅就這點食物，還常被克扣，英宗時常吃不飽肚子，他的皇后不得不做一些女紅，設法變賣了換些食物。為了便于監視，代宗還讓人把南宮內的樹木全部伐光。在饑餓和驚恐中，英宗過了7年的軟禁生活。

　　景泰八年，代宗病重，兩位大臣乘機迎英宗復位，使他頗具戲劇性地再次成為皇帝。

　　經歷土木堡之變和7年的軟禁生活，英宗性情大變，不再輕狂昏庸，他重用李賢、王翱等賢臣，勤政公允，頗有作為。

　　建文帝的小兒子朱文圭從兩歲就被軟禁，到這時已經55年，英宗決定將他釋放�？蓱z朱文圭從小沒有接觸過高墻之外的人世，57歲了，連豬狗都不認識，形同白癡，真是慘不可言。

　　不過朱文圭被釋放很有象征意義，政治環境從此大為寬松，建文帝忠臣的后裔，可以大大地舒口氣了。張昺曾孫張璉，大約就是在這種政治氛圍中出仕為官的。

　　按照北朱村張氏族譜記載，英宗“嘉其（指張昺）剛直強悍，威武不屈，堪為表率，贈兵部尚書，褒其忠義節烈，至大至剛，謚‘忠烈’”，并且“嘉公之忠，發帑建祠，春秋致祭，頒為定典”。

　　萬歷年間，明神宗則對建文帝忠臣有了更多的禮遇，“（1573年）萬歷元年，詔赦天下，祀建文朝盡節諸臣，于鄉有苗裔者恤錄”。這相當于正式為建文帝忠臣平反，并且給他們的后裔一定的補償。

　　數百年崇敬之情不變

　　北朱村張昺祠始建于萬歷年間。最初建祠的人定了一個大框架，只建起最前面的照壁和最后面的大殿，立下了規矩，令子孫后代將祠堂建好。

　　北朱村一帶土肥水美，地下煤炭儲藏豐富，自古開采煤礦；村西那條季節河里，每年的洪水裹挾來太行山的石頭，拿煤一燒，就成了石灰。張昺的后人種田，開煤窯，燒石灰，生活一向比較安樂富足。祠堂設計者規定了續建祠堂的資金來源，使張昺祠、張昺墓數百年持續得到興建和維修，至今仍保持相當的規模。

　　張昺祠興建的全過程，如今已無法確知，但祠堂里現存的光緒三十三年《重修祠堂碑記》，尚可管窺一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之人創一法，議一規，以垂統于后，后之人果能恪守弗替，是即為孝子慈孫，而為闔族所欽佩。我張氏有地主大煤入于祠堂舊規，此族人所以藉展孝思者。”

　　所謂“地主大煤”，是舊時開辦煤窯或因地下采煤影響地面生產給予的賠償費�！侗�記》還記述了族人遵守“舊章”，將“開煤礦抽大煤”如數繳于祠堂的事跡，以及全族出力，整修祠堂的經過。

　　從這個《碑記》推測，大約在萬歷年間始建祠堂時，族中長者就定了募資修建祠堂的規矩，這個規矩堅守了300年、十多代人。而修建祠堂的過程，無疑一次次強化張昺在北朱村人心目中的地位，其人其行，成為一代代后裔的精神圖騰。

　　如今每逢年節，北朱村張氏都會在祠堂和墓地祭祀張昺，他們還建了一個網站，傳揚祖先忠貞美德。

　　據家譜記載，張昺有五個兒子，落戶北朱村的是他的次子，其長子落戶南朱村，還有兒子當時逃回了山西澤州老家。如今南朱村和山西澤州高都鎮嶺上村等地，都建有張昺祠，北朱村張氏與南朱村和山西嶺上村張氏來往密切，每年正月初十，或者山西人來河南，或者河南人去山西，兩地后裔共同祭祀他們的祖先張昺。（首席記者 姚偉 通訊員 薛海濤 文圖）【原標題：忠良之后樂居焦作6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