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曠還問政，提出過“君必惠民”的主張。在后世的傳說中，他被尊為樂圣，還是順風耳的原型，甚至成了算命的那些盲人們的祖師爺。

　　早在《左傳》中，就記載有師曠算卦的故事：“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必無功！’”他以音樂卜卦，替晉國預測戰事吉兇。

　　開封人說，師曠的《陽春》、《白雪》都是在吹臺完成的，還說，高揚死后，師曠才與師妹遂了婚緣。婚后的師曠偕夫人回到晉國，做了晉平公的御用琴師。

　　最初師曠與晉平公相處得還算不錯，后來就不行了。依照前人的記述，師曠的直率近乎不講策略，老是揀了人多時勸諫。因為晉平公也不是什么胸懷寬廣的君主，后來就發生了“師曠抱琴撞平王”的事件。

　　師曠也實在是個倔脾氣，見晉平公聽不進意見，一怒之下以琴擊額，死在晉宮大殿之內。其妻痛不欲生，也撞柱氣絕。

　　一代音樂宗師，最后竟落得個如此凄涼的下場。

　　樂圣與老崔

　　應該說，在吹臺的日子，是師曠一生中最浪漫、最幸福的時期。因為在這里，他找到了自己心愛的女人。春秋之時，還沒有什么“三綱五常”，想必女子們還不至于太過迂腐，至少“紅酥手，黃藤酒”應該是有的。身處幸福之中的師曠，想必藝術感覺最好。《陽春》、《白雪》出現于這一時期，就是最好的證明。

　　師曠的音樂造詣究竟有多高？《淮南子·厚道》載，“師曠之聰，合八方之調”，司馬遷則說他簫鼓陣陣能使“仙鶴起舞”。令人惋惜的是，《陽春》、《白雪》早已失傳，我們這些今人，只能憑想像去與師曠大師溝通了。

　　師曠是開封人一個美好的談資，雖然只是偶爾想起。

　　作為中國音樂的圣地，古吹臺的來頭很大，但從少得可憐的門票收入中，也可以看出它今日的尷尬境地。

　　我曾與一位開封人瞎侃：禹王臺不是門庭冷落嗎？那么就在吹臺之上再支一個臺子，架上現代化的燈光，打北京城租來大功率進口音箱，崔健也好，羅大佑也罷，或者邀來F4也行，那時候別說開封人熱情，連鄭州人也會駕著各款豫A、沿著鄭汴高速突突而來，還怕禹王臺泊車位不夠哩。

　　若是老崔往臺上一站，一定還是那句套話：

　　“開封的姑娘們怎么樣啊？”

　　臺下齊吼：“湊——合——”

　　“開封還算很古老吧？”

　　臺下再吼：“湊——合——”

　　如清人李綠園天上有知再續《歧路燈》中的禹王臺廟會盛況，一定會老話新說地再嘆：男生酒氣成霧，女生尖叫如雷。此會比昔會，“亦可稱氣象萬千”。

　　不過那時那刻，林中的那些小鳥，一定會逃之夭夭。

　　師曠自離開吹臺后，就沒有再回來過。此后，開封人倒是絡繹不絕地常到吹臺看看。司馬相如、阮籍、李白、杜甫、高適、岑參、李夢陽、何景明、康有為等一代代鴻儒無不沖著師曠的盛名，憑吊而來，賦文而去。

　　一千二百多年前三大詩人在吹臺高會

　　唐天寶三年(公元744年)，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一件值得千嚼萬品的盛事：中國最浪漫的詩人李白與詩中之圣杜甫以及現實主義邊塞詩杰高適在大梁(大梁是古名，唐時稱汴州，即今日開封)相會。三大詩人的聚首處，恰恰就在這吹臺之上。

　　《新唐書》卷201《杜甫傳》說：杜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杜甫對此也有詩描述：“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

　　過了772年之后，也即公元1516年，大明王朝的開封人突發奇想，在古吹臺建了個三賢祠，以紀念唐朝三位詩人的結伴登臨。事過46年，也就是到了明嘉靖四十一年，開封人又把當朝的宗師級人物李夢陽、何景明納入景仰之列，改名“五賢祠”。后來又加上高叔嗣，合為“六賢”，但祠名未再改動。明代大儒畢竟難敵李杜的盛名，年代一久，開封人就把三位明代大儒給忘了，三賢祠又恢復為名副其實的三賢祠，專供李杜高。

　　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離開長安，東游大梁。當時詩人的心境一定是低沉而迷茫的，一句“可憐飛燕倚新裝”不知怎么就得罪了美艷傾國的楊貴妃，落得個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下場。一路“天長水闊厭遠涉”地“浮黃河”東來，詩人兼濟天下的宏圖大愿，隨著京闕城樓的遠逝，都化作了貪杯醉臥。三年前唐玄宗親召進宮的那番恩寵，也早已是恍若隔世。

　　有史料記載說，杜甫與李白可能在洛陽即已相遇，然后二人由洛陽聯袂東游，同到大梁。看來，李、杜兩個人不是在大梁城不期而遇的。

　　李杜是一見如故的心神之交。直到十幾年之后的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李白流放夜郎(貴州正安)途中遇赦返鄉之時，客居甘肅天水的杜甫還做了一首《天末懷李白》，詩中有“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句，一副悵望云天、孤身愁影的思念狀。

　　李杜在吹臺與高適的相遇倒確實是不期，不過想必也有一牽線者從中介紹。

　　三賢祠飄逸出的故事最浪漫、最矯情

　　三賢祠依偎在今天大禹殿的東側，一間房兼一小院落，房內塑有李杜高的三人泥像。今天的人們嫌此處空間狹小，不足以施展當年三賢在此對酒當歌的風采，干脆在碧霞元廟前的廂房內，又請人多塑了幾組著彩泥像，什么“吹臺賦詩”、“千金買壁”等等。這些泥做的李白、杜甫、高適怎么看都是廉價的貨色，而這種連匠氣都不足的泥像、蠟像在開封城的古跡殿宇內并非稀罕品。

　　泥像就泥像吧，好在動機是美好的，也算是可以告慰三賢了。要知道，不管換成銅像或是石像，造價都要貴上許多。

　　幾組泥像所要表達的內容，都是當年三賢會聚于此的細節。但我總覺得，這些細節演義和杜撰的痕跡過重，可信度要打個折扣。我們還不如留一點詩的余味，不必拘泥于具象，讓游人自由地去想像當年三賢高會的盛況。

　　三賢相會吹臺之時，距西漢的漢文帝次子梁孝王劉武在吹臺開辟梁園已有三四百年。登高暢飲，三賢不也猶如今天之旅游客？只不過，古人不知筑了圍墻，將門把嚴了，開一扇小窗口，凡來此一律買票，絕不客氣。

　　李白是喝醉以后寫的《梁園吟》，有“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為證。訪古以遣一懷愁緒，作歌以抒滿腹積郁，這正是一個真實的李白。

　　李白喜酒貪杯連他自己也認。猶如襄陽民謠所說的“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李白常常是一副爛醉如泥卻也不怎么招人煩的樣子。雖然聽慣了李白喝酒很兇的傳說，但我老是有些懷疑：李白不至于頓頓“酒肉穿腸過，詩歌心中留”吧？酒精灌多了會導致血管硬化滿臉鐵青死難看不說，還會讓大腦遲鈍記憶力一塌糊涂。我們瀟灑飄逸的詩仙李白，肯定不會是這樣一副尊容。

　　書上說李白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不過有鄭州熟人之妻唬老公曰：“還喝還喝，李白知道吧？他是夠聰明夠天才了吧，可生的兒子是弱智，都是酒精害了下一代！”

　　我一直以為李白無酒也能吟得好詩。他詩中的酒氣海量多是豪放風格之修辭，說醉未必真醉，喝多未必真多，心悲才是真疼。

　　今人已不大了解古人，現在的人醉了那是純粹意義上的被灌翻，只會嘔吐不會做詩，翌日人前說一句“喝高了”完事。

　　杜甫比李白小11歲，他24歲便開始了“裘馬清狂”的漫游生活。那年在開封“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時，他32歲。梁宋(今開封、商丘一帶)一別后，杜甫依舊“生別常惻惻”地記掛著李白，動不動就“故人入我夢”。杜甫這小老弟替大哥李白操透了心，擔了無數次憂。

　　李白雖狂傲不羈，卻總是心憂國事。安史之亂時，他平亂心切，又錯跟了永王受到牽連，一大把年紀了還被流放往遙遠的夜郎。雖然途中遇到特赦，但長途的顛簸和郁悶的心情已經耗盡了詩人的生命力。此后沒多久，李白就駕鶴西行了。

　　而杜甫的小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客居成都時住的只是個草堂，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為證。在李白去世8年后，杜甫也在郁郁寡歡中離開了人世。但千秋萬歲名，杜甫的身后事并不寂寞。那年，我到成都的“杜甫草堂”游覽，看到好大的一個園子，氣氣派派，游人如織。

　　高適在吹臺那次與李杜相聚時所寫的《宋中》只是應景之作，他擅長抒發的應該是一如《燕歌行》中“戰士軍前半生死，美人帳下猶歌舞”那種邊塞沙場的悲壯與浩氣。梁園的雅致只引出他“悠悠一千年，陳跡惟高臺”的一嘆。高杜兩人當年的心境較之李白應該要好許多，詩也就賦得一般般地平庸無奇。

　　三位詩人在梁園的幸福日子拉得有多長，現在已無從考證。一說是，次年高適南游楚地而去，李白與杜甫一同去了齊州(即今日濟南)，結束了這次聚會。另一說是高杜給李白找了一個知書達理又無比賢惠的宗小姐為妻，并使李白從此開始了“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的幸福生活。

　　在開封，李白二次結良緣并在開封一住十年的浪漫故事流傳很廣。可我翻閱了一些關于李白的資料與詩作，始終找尋不到關于此事的片言只字的證據，頗有些失望。

　　悠悠三千年的禹王臺，承載著兩廟兩祠一吹臺，惟有三賢祠飄逸出的故事最浪漫、最矯情。文學中的傷春悲秋，我們大可不必跟著認真，不然一不留神也矯情了。【原標題：禹王臺下話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