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倉頡誕生于陜西白水陽武，死后葬于武莊。現在陜西白水縣遺存有被國務院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倉頡廟和倉頡墓（全國幾處傳說有倉頡遺跡，但這里是唯一一個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廟內豎有中國最早為“字圣”倉頡所立的《倉頡廟碑》，據此碑記載，東漢延禧五年（公元162年）倉頡廟已具相當規模。此碑現存西安碑林博物館，不但是蒼頡造字的紀功碑，還是金石學上最名貴最有價值的漢碑珍品。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在他所撰的《中國通史》中肯定了“倉頡白水說”：“‘倉頡造文字’至今廟宇、墓冢、歷代石碑、歷代千年之古柏40余株，皆妥為保護。倉頡生長卒葬于此無疑。白水人民至今頌為‘一圣’。”

    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白水知縣劉夢陽撰《白水縣志·帝紀》及清梁善長撰《白水縣志·人物列傳》皆云：“倉頡，軒轅黃帝左史，觀奎星圜曲之勢，察鳥獸迒之跡，依類象形，始創文字之鼻祖。”據神話傳說：倉頡，號史皇氏，是軒轅皇帝的史官。《說文解字》記載：“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有關倉頡造字傳說的最早記載是在戰國，《荀子·解蔽篇》中有：“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有專家認為，這里的“壹”指正道，即正確的規律。荀子認為，倉頡在漢字原始演變以及整理規范的過程中，探索到了正確的規律，起了“獨傳”于世的作用；也有把“壹”當一人解釋的，即獨傳者，倉頡一人也。

    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倉頡造字的功績，是倉頡創造了中國的漢字，開創了文明之基，從而被尊奉為 “文祖倉頡”。

    陜西洛南縣有陽虛山，與元扈山隔洛河對峙，傳說為倉頡造字之處。《雍勝略》載：“倉頡造書于此。”《策海·大書》記有：“倉頡登陽虛之山，臨于元扈洛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山川、指掌而創文字。”西安長安區郭杜長里村還遺存一座倉頡造字臺，唐《法苑珠林》說：“倉頡于此臺上，增土造字，觀鳥跡者。”據史料記載，長安區的倉頡造字臺最早建于約3000年前的西周。清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長安西南二里宮張村有三會寺，為倉頡造書之堂。”唐朝大詩人岑參曾來這里游覽，并有《題三會寺倉頡造字臺》詩：“野寺荒臺晚，寒天古木悲。空階有鳥跡，猶似造書時。”武則天時期，還有李嶠的“古臺倉頡里，新邑紫泉居”和上官婉兒的“故臺遺老識，殘簡圣皇求”傳世。

    隨著考古發現，一些倉頡造字傳說得到了一定的補充和印證。1983年，在西安附近的一處龍山文化時期遺址中，發現了4500年至5000年前的甲骨文；1986年5月1日《人民日報》《新華文摘》等多家報刊刊登文章《中國迄今最早甲骨文在西安出土》，新華社、《新民晚報》等以《陜西發現原始先民甲骨文，中國文字起源又有提前》為題刊發報道；1987年3月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文章《西安龍山文化遺址出土原始甲骨文實物，中國文字歷史提早千余年》，《西安晚報》則具體報道了“省考古所在長安區花樓子龍山文化遺址發掘骨刻龍山文化遺物”。

    2005年，我熟識的一位朋友，時任宜君縣武裝部部長的龍建雄，在秦直道旬邑縣大店村遺址上撿到了兩枚刻有文字的紅山文化時期的石鏟，一枚上刻有三個清晰 “鳥”的形象，并得到山東大學文字專家、美術考古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劉鳳君先生的鑒定：“龍建雄先生在古文化遺址采集的兩件石器，根據造型、制作技術和使用痕跡及其風化的程度分析，應是陜西龍山文化時期遺物。這兩件石器上刻畫的文字，是研究關中地區文字起源的重要實物資料。”

    魯迅《門外文談》說：“但在社會里，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個例子。”的確，中國文字之產生，肯定是由無數個倉頡式的先民共同完成的，這從甲骨文繁多的異體字中也可以看出，漢字絕非由一人創造。這是基于考古發現也是現代文字專家一致肯定的。而原始圖畫說，則主要源于陜西關中渭河流域，清華大學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在《陶器和中國文字起源》一文中說：“中國文字起源的探討，主要和年代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號有關。”他還說：“有刻畫符號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屬于半坡類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陜西西安、長安、臨潼、銅川、寶雞和甘肅秦安等不少地點發現。在這一地區早于半坡類型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現有刻畫符號。半坡類型的陶器符號大多刻于器物燒成之前，器種絕大多數是陶缽。符號有固定位置，一般在缽口外面的黑色帶緣上。符號有的簡單，有的則相當復雜，接近文字，比如臨潼姜寨的一個符號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專家王志俊在《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畫符號綜述》一文中說：“原始社會晚期還發明了記事符號。1949年后多次發現有關實物，僅關中地區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就發現了7處。1954年首先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發現100多個共約32種刻畫符號。其后在陜西寶雞北首嶺、長安五樓、合陽莘村、銅川李家溝、黃陵橋山和臨潼姜寨、零口、垣頭等仰韶文化遺址中，又曾多次發現，其中以姜寨發現最多，共發現120多個40多種符號，有的與半坡的符號相同，有的不見于其他遺址。上述遺址都是分布在關中地區東西長300公里、南北寬100公里的三萬平方公里的范圍之內。其中有的符號開始規范化，一些符號肯定是數字，如Ⅰ、Ⅱ、Ⅲ等，并為后世繼承和采用。這說明了居住在這一地區的遠古居民，曾使用過相同的記事符號，這些符號與我國文字的形成，有一定的聯系和影響，是漢字的先驅。”原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曾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一文中論證“漢字究竟始于何時呢？我認為半坡彩陶上刻畫的符號具有文字的性質。”他還說：“刻畫的意義至今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說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郭沫若先生這一論斷，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并越來越為后人認可和考古的新發現所印證。著名古文字專家于省吾先生對半坡出土的彩陶上的這些刻畫符號進行過考證，還有臺灣學者李孝定先生的《中國文字的原始流變》，都認定半坡陶器符號里已有象形、會意、假借等方面的字。

    半坡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彩陶上的紋理圖案多以幾何圖形，動植物圖案為主，其中發現的魚形圖案形態逼真，與古漢字中的一些“魚”字比較，其相似程度足以讓人相信漢字確實是從原始圖畫演變而來的。還有寶雞北首嶺遺址彩陶上的水鳥銜魚圖案，鳳翔發現的6000年前彩陶片上的“太陽”圖畫，華縣泉護村遺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四個鳥形圖案，與古漢字中的“鳥”和“隹”對照，十分相似（《說文》中指出“隹”是短尾鳥的總名）。

    基于考古發掘證明，可以說，倉頡造字在陜西，中國文字的主要發源地也在陜西。關于倉頡造字之說，肯定經過了歷代文人的多次演繹和杜撰，但我們不能全盤否定他的可信度，倉頡之所以傳名后世，是由于他做了文字的搜集、整理、統一的工作，屬于原始部落造字時期的代表人物。而且神話傳說中的倉頡，不但屬于中國，也是屬于世界的，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館內，1939年啟用的約翰·亞當斯大樓大門上，鑲嵌著12個對世界文字有影響的各國傳說人物，倉頡的名字就在其中!

（原標題：倉頡造字與中國文字之源）作者：朱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