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是眾所周知的生活在戰國末年至西漢初年的一個重要歷史人物，與蕭何、韓信并稱“漢初三杰”，被后世史家譽為“謀圣”“良相”，但其故里何在，卻因《史記》《漢書》沒有留下明確記載而成了一個謎。
 
    一、張良應該有個故里
 
    在我國，與個人密切相關的地理概念有三個，它們是祖籍、籍貫、寓居地。祖籍指一個人的祖先、祖輩出生和長久居住的地方。籍貫、故里、故鄉、老家是指一個人出生和幼年居住的地方。寓居地是指一個人成年以后離開故里、老家出外謀生所居住之地。今天是這樣，歷史上生活過的人物當然也是如此。
 
    記載秦漢之際歷史的正規史書是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稱：“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漢書》卷四十《張陳王周傳》基本上照抄《史記》言：“張良字子房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說他的先輩是戰國時期韓國人，只說明了他在戰國時的國籍，或者說是他的祖籍，而其本人成年之后是生活在秦漢大一統的郡縣制之下，他是何郡何縣之人，明顯缺了一筆。而《史記·留侯世家》前的《蕭相國世家》“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曹相國世家》“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書二人籍貫甚明�！蛾愗┫嗍兰摇�“陳丞相平者，陽武戶（鄉人也”，于陳平的籍貫更是具體到“鄉”。《絳侯周勃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于周勃更將祖籍與籍貫分開載明�！稘h書》是將張良與陳平、王陵、周勃同置一卷之內的，陳平、周勃二人所書與《史記》同，于王陵也曰：“王陵，沛人也。”
 
    這樣一比較，就清楚了，張良不僅僅有祖籍，也應該有籍貫、故里才是。
 
    二、對張良的故里，早在東晉學者就開始關注了
 
    東晉史學家袁宏（約328~約376），文筆典雅，才思敏捷，搜集史料作《后漢紀》三十卷、《正始名士傳》三卷、《竹林名士傳》三卷、《中朝名士傳》若干卷。《后漢紀》的撰寫，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流傳至今。袁宏在《后漢紀》中記載：“順帝永建四年秋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晧以陰陽不和免。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為潁川太守，以正月歲首宴賜群吏，問功曹史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圣賢龍蟠，俊乂鳳集。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父城……”鄭凱是出身潁川本地的文化官吏，對潁川的人文歷史了若指掌，其中父城縣是潁川郡治下的一個縣，父城縣出過一位名揚千古的歷史人物留侯張良。朱寵是一位優秀的高級官員，他任職潁川太守之前就知道潁川地靈人杰，歷史上“多產奇士”，到任之后，詳細調查潁川的“前賢往哲”，了解留侯張良的故里所在。袁宏作為優秀史學家，深知這一史料對解決歷史懸案“張良籍貫”的價值，所以特意詳細地予以引用。除了袁宏《后漢紀》關注張良籍貫，同時代的謝沈《后漢書》和袁山松的《后漢書》也都留意到這個問題，使用了朱寵這一材料。
 
    到了唐代，史學界依據東晉人的說法，對留侯張良的籍貫、故里已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先是唐高宗永徽年間（650—655）曾任起居郎兼修國史的著名史學家顧胤作《漢書古今集義》，引用東晉謝沈《后漢書》和袁山松《后漢書》所載“張良出于城父”。后有司馬貞作《史記索隱》，就《留侯世家》所言“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稱：“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后漢書》云‘張良出于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司馬貞，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713—755）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主管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史記索隱》三十卷，世號“小司馬”。同時，有張守節作《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城縣東南三十里，韓地也。”《括地志》系由“好士愛文學”知名的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于貞觀十二年（638年）根據司馬蘇勖的建議，奏請獲準編撰的，極具權威性�！独ǖ刂尽吩�話為“汝州郟城縣東南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
 
    從東晉到唐代，經過幾百年多代史學家的努力，已基本弄清了留侯張良的籍貫在戰國韓國之城父邑，漢之潁川郡父城縣，而漢之父城縣就是在戰國時期先屬楚后屬韓的城父邑上設置的。
 
    三、張良故里在河南郟縣張店
 
    上世紀七十年代，嚴謹的歷史學傳統遭受“文革”破壞之后，新版《辭源》《辭海》“張良”詞條的撰釋者受學力所限，弄出了不應有的錯誤。新版《辭源》“張良”條于張良籍貫謂：“張良，漢韓人。”“漢韓人”，其義含混不清。新版《辭�！穭t謂：“張良，漢初大臣。字子房，傳為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撰釋者不知春秋戰國時期有兩個“城父”：一為“上城父”，在西，其故城在今河南寶豐東四十里李莊鄉古城村，初屬楚國，后屬韓國；一為“下城父”，在東，其故城在今安徽亳州東南四十里城父鎮，初屬陳國，后屬楚國。秦統一天下施行郡縣制，于兩城父均置“城父縣”，漢承秦施行郡縣制，為了便于管理將在上城父設置的“城父縣”改稱“父城縣”，在下城父的“城父縣”仍用秦舊名。張良家世代都是韓國人，而位于今安徽亳縣東南的“城父”故城卻從來都沒有為韓國所有過，張良怎么可能“為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呢？而漢改稱父城縣的“城父縣”，在戰國時期則一直是韓國的城父邑，且距韓國的早期國都陽翟及后來的國都新鄭都不算太遠，所以應該說袁宏《后漢紀》稱張良乃“父城”人是確鑿無誤的。
 
    因《辭�！返臋嗤�性，使張良“傳為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的說法流布甚廣。進入八十年代，史學工作者開始針對《辭�！窂埩�“傳為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之誤，進行研究考辨，相繼出現了張良故里“山西屯留”說、“山西襄汾”說、“河南禹縣”說及“河南襄城”“河南寶豐”“河南郟縣”諸說。
 
    用研究張良故里的珍貴史料袁宏《后漢紀》“留侯張良出于父城”及顧胤《漢書古今集義》所引“張良出于城父”來衡量，山西屯留和襄汾與韓國之城父邑及漢潁川郡父城縣毫不搭界，二地不可能是張良的故里，至多是張良的祖籍地，且是遠祖的隸籍地。而“河南禹縣”說雖也以袁宏《后漢紀》和顧胤《漢書古今集義》為據來證明張良故里在今河南禹州，但忽視了在韓國國都陽翟與城父邑之間隔著郟邑的客觀史實。我們說只要肯定張良故里在韓國之城父邑或漢朝之父城縣，那么禹縣就不可能是張良故里。至于“河南襄城”“河南寶豐”“河南郟縣”三說，實為一說，只是參照地不同而已。以襄城為參照，張良故里所在之韓國城父，在襄城紫云山西二十余里；以寶豐為參照，在寶豐東四十里；以郟縣為參照，則在郟縣東南三十里。
 
    張良故里既在韓國城父邑轄區之內，那么它具體在什么地方呢？我們說它在郟縣張店，原因有五：
 
    其一，今郟縣張店位于戰國韓國城父故城東十里，不僅在戰國韓國城父邑也即漢父城縣治下，而且為其近郊，山水形勝。在汝水以南、紫云山以西、滍水以北、今寶豐縣城以東這片戰國韓國城父邑也即漢之父城縣所轄地方內，僅今郟縣張店有張良故里的遺跡可考。
 
    其二，張店原有一座漢代所建張良祠，具備歷史人物故里祠廟的諸多特征。祠內兩株漢柏是其歷史的最好證明，雖在上世紀50年代被毀，但目睹其狀的老人健在者尚多，明清《郟縣志》也留有記載。盡管各地漢以后所建留侯祠廟多有，但均無法與郟縣張店漢代所建張良故里祠廟的特征相抗衡。
 
    其三，近年張店出土有諸葛亮《留侯祠銘》刻石，更給張良故里在張店增添一重證據�？淌瘹埼目梢姡�“亮攜元直，建安六年春。踏賢蹤，觀地勢不巗，然清靜秀逸，乃龍鳳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成帝王之師。吾輩嘆之！敬之！效之！”諸葛亮與友徐元直少有大志，二十歲專至張店張良故里拜謁張良祠。徐庶是潁川人，他知張良故里在父城縣境。諸葛亮少年時代曾隨父祖流寓昆陽之北平頂山之陽，世稱諸葛遺墟，與張良故里僅一山之隔，相距也就十多里，諸葛亮應是熟知張良故里張良祠所在的。
 
    其四，清道光咸豐年間，魯山進士潘業將長孫女嫁與張店進士張崇為妻。張崇曾親邀妻祖至張店觀張良祠壁《博浪椎圖》。潘業觀后作詩一首：“孺子報韓志已奇，天涯更有莽男兒�？v然不盡祖龍壽，也是從來第一椎。”蘊含著清代地方文化人認可張店是張良故里的信息。
 
    其五，張店有豐富的張良遺跡和民間世代相傳的軼事，也可資張店是張良故里的證明。
 
    韓國從周威烈王二年（韓武子元年、公元前424年）韓武子參與分晉自立為侯國，到韓王安九年（秦王政十七年）為秦所滅，共享國194年。在這194年中，初都河南宜陽韓國故城16年，韓景侯遷都陽翟（今河南禹州）32年，韓哀侯再遷新鄭146年。以“大父（祖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計，張良家是從祖父輩走上輝煌的。應該說，在張良的祖父開地出任韓昭侯相之前就已隸籍于城父邑了。即便在祖父、父親任國相的數十年間，張家仍以城父故里為家。從“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良年少，未宦事韓”看，父親張平逝世時，張良尚在少年，即12—18歲之間，少年張良雖到過父親為相的韓都新鄭，但更多的時間是在家鄉生活。父親卒后二十年，秦滅韓。這二十年張良仍未宦事韓，當然是以居家為主的。只是到了30歲以后，立志為韓報仇，張良才離開了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