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穿過開封府大堂古樸的窗欞，灑在頭戴朝冠、手秉朝笏的包拯畫像上。

　　窗前，消融的殘雪滴滴答答地砸在地上；窗內，包拯那利劍般花白的眉下雙目炯然，直視前方，下顎上的胡須稀疏堅硬，垂下去，形成一個黑白相間的扇面。

　　他的絡腮胡乃至朝冠下碩大的左耳前的頭發，堅硬、稀疏而花白，腮下、額上、眼角都是皺紋，但面龐白皙。

　　這幅約60歲上下的白面包拯的“歷史畫像”，是從北京故宮南薰殿“克隆”過來的。如今，這“克隆”來的包拯畫像，就掛在開封府大堂內東南角的墻壁上，他雙目炯炯，注視的是陳列于大堂、源自舞臺的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

　　“歷史上的包拯就是畫像上的這個樣子。”開封府總經理助理袁林先生說，“他和包公的舞臺形象是大相徑庭的。”

　　畫像上的包拯莊重威嚴，但并不缺少老者的慈祥。

　　上了舞臺，白面包拯就成了一臉黑色、一臉耿直、一臉愁緒——兩道緊鎖的白眉，訴說著他忠耿率直、憂國憂民；腦門上的白色月牙，象征著他廉若皓月，晝斷陽、夜斷陰的傳奇本領。
　　900年間，包拯被奉若神明，他的“歷史面孔”倒淡出歷史了。

    問蒼天何處安奉忠骨

　　“多乎哉？不多也。”

　　包拯留下的精神遺產、天地正氣可謂“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 但說起包拯留給我們的物質遺產，記者只能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一樣，直起身子看一看這個世界，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除卻北京故宮的包拯畫像，包拯存世手跡也如鳳毛麟角，據說全國只有兩處：一是廣東肇慶七星巖石室的包拯題名，一是開封鐵塔西南北大寺的“龍馬負圖處”碑。

　　北大寺有大殿六間，其大殿左角門額上有石刻一方，上書“龍馬負圖處”五字篆刻，下款刻有“嘉祐二年三月龍圖閣學士開封府包拯”十六字楷書。該殿右角門額上亦嵌石一方，乃清乾隆五十二年阿桂題寫的行書，碑文講述了河南布政使江蘭在乾隆五十年于開封城北黑崗口大堤掘出“龍馬負圖處”碑，并建祠蓋亭，藏此石刻的經過。后祠、亭圮廢，該碑遷入北大寺內。

　　但該碑可信嗎？

　　從年代看，該碑的落款“嘉祐二年三月……”這與開封博物館珍藏的《開封府題名記》碑上的“……二年三月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的時間是相符的，且《開封府題名記》上漫漶不清的刻字是“嘉祐”，被摸掉的開封府行政長官的名字是“包拯”，在史學界不存異議。令人不解的是：龍馬負圖處的地點在洛陽孟津縣，這是歷史早有的定論，這對于進士出身的龍圖閣直學士包拯來說，是不會不知道的。如果“龍馬負圖處”碑是包拯為龍馬負圖處題寫的，那它怎么會從洛陽的孟津跑到開封的黑崗？如果不是為“龍馬負圖處”題寫的碑，那就只好懷疑它是河南布政使江蘭的偽造。

　　江蘭緣何偽造呢？

　　《祥符縣志》上說，江蘭任職期間，開封府風不調雨不順，乾隆“四十九年不雨，至五十年春多暴風揚沙，大旱禾盡，秋冬大饑”，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江蘭是否幻想借“龍馬”神威？借來“龍馬”，再借包拯安慰開封百姓，是否可能呢？

　　當然，說江蘭偽造，只是依據文獻的一種推測。開封藝術博物館館長韓順發副研究員認為：“‘龍馬負圖處’碑到底是不是包拯的手跡，依據現在的材料，還無法確定。如果找不到更多材料的佐證，那‘龍馬負圖處’碑是不是包拯手跡的問題，就只能是個不解之謎。”

　　還有一謎，那就是鞏義北宋皇陵區內有包公墓，合肥也有包公墓。兩座包公墓的真真假假，千百年來費人思量。

　　合肥包公墓原在合肥東郊約8公里處，“文化大革命”中慘遭破壞。1973年，合肥鋼鐵廠要征用包公墓地，考古工作者只好進行搶救性發掘。解開包公墓之謎的這次考古，收獲極為罕見——在一塊塋地上，竟有原葬墓、遷葬墓、妻冠夫戴墓及有墳無棺的“疑冢”，可謂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頗具神秘色彩。

　　考古工作者為防意外，未敢先掘主墓，而在墓群邊先找了座“小冢”開挖，發現一具楠木棺材（內有遺骨）及兩合墓志——碎成7塊的一合墓志經拼接后，發現是包拯的墓志，而少了個角的墓志則是包公夫人的。

　　一口棺材為什么放著兩合墓志？

　　挖掘轉向主墓右下一冢，沒發現墓坑和棺骨，一“疑冢”耳。

　　顯然，謎底要從主墓找。這也正是被人掃祭的、傳說中的“包公墓”。出人意料，墓里挖出一具骸骨和先前在那個“小冢”里發現的包夫人墓志上缺失的一角石塊。

　　由此，考古工作者推斷“小冢”的那兩合墓志是從該冢移過去的。

　　難道主墓真如世代相傳的那樣，不但是包拯墓，還是包公夫婦的合葬墓……

　　考古工作準備告捷時，一位老人——看墓人的后代說：真正的包公墓還在上頭，在祖輩傳說的油菜田埂底下，不過眼下已經是公路和堆物場了——終于，一個規模更大、構造更精的地宮呈現了，但空空如也。

　　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考察歷史，包公墓慘遭毀壞當是金兵所為。后來，包公裔孫將包公棺骨和墓志遷出重新安葬，而包夫人墓的地宮依然完整，所以就只把墓志取出，與包公墓志合并一起，以示“生同房，死同穴”——最先，包拯與其夫人是分而葬之的，這正符合宋制——在鞏義宋陵，皇帝與皇后都是分葬的。

　　這也是“小冢”里“一棺兩銘”的由來——而包公遷葬后，原葬墓廢為耕地，墳頭在地面消失了，而包夫人墓儼然居于塋地的主位，成為傳說中的包公墓了。

　　人們把包夫人墓誤為包公墓，可能有包公裔孫接受包公墓被破壞的慘痛教訓，在遷葬時堆了個“疑冢”，以保護真正的包公遷葬墓。由于包公遷葬墓在墓群中“退出”主位，包夫人墓自然居于主墓之位，巍巍獨尊，被誤傳為包公墓，也是自然而然的。

　　這次考古對“合肥包公墓是假”而“鞏義包公墓是真”的說法無疑是一次否定。

　　但問題是，陪葬皇陵是極其崇高的政治榮譽，何必作假呢？誰又敢在皇帝面前作假呢？

　　包公墓距宋真宗趙恒的永定陵最近，墓前的石碑上刻著“宋丞相孝肅包公墓”8個字。

　　鞏義的包公墓是不是包公衣冠墓呢？或者，把人家的墓當成了包公墓？

　　從宋代的宗法制度看，鞏義包公墓的位置有失君臣尊卑之序。因此，有人懷疑鞏義包公墓極有可能是宋真宗的愛弟燕王趙元儼的墓。趙元儼因為受封過八種王位，排行又是第八，被尊稱“八大王”，他是戲曲中“八賢王”的原型——因為他的性格、威望、人品與包公有很多相似之處，久而久之，也許趙元儼墓就被誤傳為包公墓了。況且《貍貓換太子》戲中的劉娘娘墓、李娘娘墓都在這里，把這座墓叫做包公墓，傳說就更富有藝術魅力了。

　　當然，真相究竟如何，只能等待將來的考古發掘，或許它還會給合肥包公墓一次新的否定。

    聲聲喚如斯“國家棟梁”

　　在合肥包公墓考古發掘前，人們普遍認為鞏義的包公墓是“真墓”，這兒不僅有很高的封土和墓碑，且地方史志記述條理分明，明《鞏縣志》、清《河南通志》皆承襲此說。

　　現在，合肥包公墓考古發掘了，鞏義的包公墓沒人敢動，輿論也在向合肥傾斜……但合肥的包公墓一考古，卻啥都沒了，甚至連考古遺址都成為鋼廠的生產車間。

　　1980年代，合肥方面將1973年發掘出的包公遺骨安放在市內的包河南岸，并重新建起包公墓。

　　但一窮二白，如何新建？合肥方面只得向鞏義包公墓學習——神道碑的式樣，高度克隆于宋陵，菊花紋瓦當復制于宋陵，望柱、虎、羊等依照宋陵包公墓的原樣原大雕琢，墓冢也是宋陵的覆斗樣式……甚至門闕，都是照嵩山漢代古闕的葫蘆畫的瓢。合肥方面的專家稱：“宋代繼承漢代是可能的，但如果使用元、明、清的石闕，就會造成歷史笑話。”

　　再問：合肥包公墓，鞏義包公墓，孰真？孰假？

　　歷史翻到了今天，包公墓乃至包公的真假，似乎越來越沒人關注了——老百姓不管真假，是神都拜；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媒體也不斷地推出這“青天”、那“青天”的，連綿不絕；再說，我們的共和國在1949年就是晴朗的天了。

　　眼下包公的意義越來越“經濟”了。或者說，誰能靠包公賺錢誰就聰明能干。

　　合肥新建包公墓花費260萬元——“在建墓過程中，報載船王包玉剛為包公第29代孫。（于是）包玉剛的世交、（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潘鍔章和包玉剛的同學、皖南醫學院教授王爾功便積極牽線搭橋，請包（玉剛）先生來合肥謁祖。筆者也以《包玉剛先生家世考》一文與包玉剛取得聯系，為他出席包公墓落成典禮奠定了倫理基礎。包玉剛先生向合肥贈送了500萬港幣的禮金，約合600萬元人民幣，建一個包公墓綽綽有余……”合肥方面的一位專家在回首重建包公墓時寫道，“重建包公墓的消息經新華社播發后，美聯社迅速轉發，我國香港多家報紙和美國、菲律賓、泰國等國華文報紙也相繼刊登，成為一條世界性的新聞。重建竣工時，船王包玉剛全家乘專機從香港趕來出席落成典禮。如果不是包公墓選題瞄得準，集中多學科、高智慧人才共同操作，是做不出這篇大塊文章的。”

　　字里行間不是對包拯的崇敬，而是得意之后的忘形……

　　鞏義方面也想“得意忘形”，但包公墓與劉皇后墓、李皇后墓構成的《貍貓換太子》故事沒人說道，他們的墓在凄風苦雨中顫抖。鞏義方面也曾投資億元之巨修繕宋代皇陵，但門可羅雀。

　　這真是一個“頭臉烏黑的怪胎”——傳說中包拯出生時的樣子。

　　包拯這個“怪胎”被父母遺棄，大嫂吳妙貞暗地里將其收養——這不是歷史，而是戲劇。

　　包拯的父親包令儀、母親張氏中年得獨子包拯，包拯哪來哥嫂？因是獨子，包拯28歲中進士，直到39歲父母雙亡且守孝3年后才趕到京城效忠朝廷。宰相呂夷簡在待漏院的登記簿上看到包拯的家鄉后，知道包拯住得離自己家很近，非常高興，想這位名聞朝野的孝廉、自己女婿——馬亮尚書的同鄉一定會拜訪自己，而這種拜訪也會給自己增加光彩。誰知，包拯受命天長知縣，突然就上任了，這讓他感到驚訝。包拯未登門造訪的事，讓這位宰相若有所失，郁悶了好幾天。

　　雖未造訪宰相，但包拯最后卻成為宰執——樞密院副使，“嘉祐七年五月己未，（包拯）方視事，疾作為歸。上遣使賜良藥……”13天后，包拯在開封去世，終年64歲。

　　驚悉包拯病逝，仁宗起駕前往包家吊唁，并停止視朝一天，以示哀悼，并謚包拯“孝肅”。

　　在仁宗看來，包拯是個孝子；在人民看來，包拯是個忠臣。將近千年后，開封、合肥、肇慶（包拯曾在此任知府，據說“青天”之名始于此地）三地都在大打包公牌發展旅游經濟，紀念活動花樣翻新。

　　既然包公與時偕行，常說常新，常唱常新，那記者就用《赤桑鎮》戲文而不是真的歷史，來結束《厚重河南》之“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

　　“自幼兒蒙嫂娘訓教撫養， 金石言永不忘銘記心房。前輩的忠良臣人人敬仰，哪個有徇私情賣法貪贓？到如今我坐開封國法執掌，殺贓官除惡霸申雪冤枉。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樣，責己寬責人嚴怎算得國家棟梁。小包勉犯王法豈容輕放，弟若徇私上欺君下壓民敗壞紀綱我難對嫂娘……” （全文完）（原標題：“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系列之六 青天呀，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