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瞰開封，一灣如月湖水鋪擺在鋼筋水泥的現代建筑與紅墻灰瓦的古典建筑中。這灣湖，就是古都汴梁西南的包公湖。湖畔，一圈垂柳在寒風中無助地搖曳；湖中，一池堅冰在溫馨的冬陽下冥頑地凝聚。

　　一條大路、一條長堤自南而北穿湖而過，把彎月般的包公湖畫成大地上晶瑩剔透的眼睛，擇居湖之北、西、南畔的開封府、包公祠、開封博物館，就倒映在這冰心玉湖里。

　　包公湖是人工湖，據說是開封百姓挖掘被埋于黃河泥沙下的舊開封府磚瓦以重建家園時形成的——巧的是，正挖了個彎月形——舞臺上黑臉包公眉宇間天眼般的一彎明月，據說就源自這清亮的包公湖。

　　包公湖原名包府坑。現代開封感到“坑”的不雅，遂有包公湖之名。對包府坑得名的詮釋有兩種：其一為包拯的家在“坑”的西側，即現在的包公祠一帶；其二是包拯的開封府，就在“坑”的下面，而如今復建的開封府則在“坑”的北側。

　　包公祠、開封府都有《開封府題名記》碑，但它們都是因旅游而“復生”的。到開封游覽的人多想探尋“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但多次遭遇黃河水難的開封目前唯一傳承下來的開封府“遺物”，僅一通《開封府題名記》碑耳！該碑保存在與包公祠、開封府隔湖相望的開封博物館。碑上按先后順序題刻著北宋開封府183位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寇準、范仲淹、歐陽修、蔡襄等列于其上。但碑上卻沒有打坐在開封府的包龍圖的名字——包拯。包拯哪兒去了？難道我們的包青天只是千百年來口口相傳的不死傳說？震古爍今的訴訟革命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在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相思·別情》中，汴梁開封這位“美眉”的愁思與愛恨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遠，直到天邊的吳山。而盼到月圓郎歸時，她那愁眼中的江南山色水光，卻皆成倚樓一笑了。

　　寫下這段文字時，是2005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而記者到開封探尋“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的時間，為2004年的歲末，那時開封剛下過一場大雪，包公湖已被凍成冰湖。因包公湖、龍亭湖、鐵塔湖的存在并占去約11%的城區，開封有了“北方水城”的美譽。幾潭不能流淌的積水，成全了當今開封的性格；幾條曾經奔騰的河流，成就了傲視天下的東京夢華。

　　北宋時期，汴河、惠民河、五丈河等交匯于斯，東京城無橋不成路。這橋中，上了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虹橋”很直觀，而上了《水滸傳》“楊志賣刀”的“州橋”，就只能讓我們展開無盡想象了。

　　在白居易的《長相思·別情》中寫了唐代開封因大運河的貫通而崛起于中華大地時，開封的“美眉”因戀人奔波在這條商業水路上的愛與哀愁；施耐庵的《水滸傳》在“汴京城楊志賣刀”中細說了開封府的商業繁榮——楊志為湊盤纏，背起家傳寶刀，插個草標兒，就“上市去賣”了——那大賣場，就是熱鬧的“州橋”。在“州橋”，他遭遇“連為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的沒毛大蟲牛二，牛二“只一刀，把銅錢剁做兩半”，看熱鬧者齊聲喝彩。

　　后來，牛二這個潑皮被楊志結果了性命，“眾人慌忙攏來”，隨同楊志徑投開封府自首，“正值府尹坐衙，楊志拿著刀和地方鄰舍眾人都上廳來，一起跪下……”

　　施耐庵讓楊志殺掉牛二后，“鏡頭”一“切”，就換成楊志投案開封府——路上沒有一點故事，沒有一句話。那么，開封府在哪兒呢？

　　很近，開封府與“州橋”近得沒給施耐庵留下發揮才能的空間——下得“州橋”，走200來步，就到開封府了。但在今天的開封，“州橋”和開封府又在哪兒呢？

　　州橋遺址就在中山路中段的大紙坊街東口至小紙坊街東口之間的廣場下。打這兒路過，如果稍加留心，就能看到一個不高的石碑，上書“州橋遺址”。它是1984年秋被考古工作者開挖探明過的，橋面距地表約4.3米深，橋底約11米，乃磚石結構的拱橋。經論證，橋上部為明代所造，下部為宋代橋基。

　　而今的中山路，近乎與宋代御街相疊壓。“州橋”橫跨御街，橋寬30米，這在世界古代橋梁史中是罕見的。

　　汴河舟船如織，日夜不停，是維系京都的生命線。僅糧米一項，每年由汴河漕運而來的，就是八百萬石。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說：“自西京（洛陽）洛口分水入京城（開封），東去至泗州入淮，運東南之糧。凡東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給。”

　　州橋始建于唐代，名汴州橋。到了北宋，汴河成了天河，州橋也改名為“天漢橋”，乃“車駕御路也”，但老百姓仍習慣把它叫做“州橋”，直至今天。

　　州橋雖然成了“車駕御路”，但那時的“州橋夜市”猶如現在的鼓樓夜市一般，直至三更方才歇市。東京的市井生活斑斕多彩，那時生活在汴京的人，比唐代長安人要開心得多——“兩岸夾歌樓，明月光相射”——站在橋上，南望朱雀門，北望宣德樓，中間是天街。如此神圣莊嚴的地方，在宋代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大賣場”，楊志在這兒占道經營（賣刀），宋代詩人梅堯臣則在這兒看到：“堤上殘風雪，橋邊盛酒樓。據鞍衰意盡，倚坎艷歌留……”

　　唐代以前，中國城市有“坊”、“市”之分。“坊”是居民區，筑有高高的圍墻，“坊”內及四周街道禁止商業行為；“市”為貿易區，占地很小，長安有108“坊”，卻只有東、西兩“市”，且一個“市”和一個“坊”大小相當。也就是說，長安的商業地盤肯定不會大于2%（何況紫禁城、道路、官衙等公共區域還未計算在內）。

　　而到了宋代，“坊”、“市”分離的舊有的城市格局徹底被打破了，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更確切地說是城市模式誕生了，那就是“臨街開店，面街而居”，“坊市合一”。那時，就連天子的御街都是商業一條街，每每天子出行或歸來的時候，沿街商人伏地高呼“萬歲”，其實也開心得很。

　　不光是開心，天子也得到了“實惠”——是時，東京店鋪將近萬家，每年商稅就有50萬貫——當然還有占道擺地攤兒不上稅的主兒，像楊志那樣背著刀抱著大公雞插個草標兒就開始交易的，也絕對不會少。

　　東京猶如商業的天堂，淘金的“打工仔”、“打工妹”擁入這兒，禁軍駐扎在這兒，皇親國戚豪門貴胄生活在這兒，全國各地的船員聚散在這兒，周邊各國的商人與使節匯集在這兒……那時的東京，竟然居住著150萬人。這150萬人相互“碰撞”，又該生出多少難纏的官司呀！

　　是時，開封府每月用禿的毛筆就有一小箱子，每年都要更換官印：“唐印紋如細發，今印紋如筋，開封府、三司紋尤粗，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劇也。”而開封府的工作人員，那時約有700人。

　　很明顯，一個如此突如其來的“現代”城市考驗著行政長官的能力——皇帝每天都和開封府的行政長官“單獨對話”，開封府許多行政長官、次官也因出色地管理過開封而晉身于宰相的行列，如寇準、范仲淹、呂夷簡、曾公亮、韓琦、歐陽修、司馬光、蔡京等，當然還有包拯——離開開封府后，包拯擔當過御史中丞、樞密院副使。樞密院是最高軍事機構，其副使相當于現在的國家軍委副主席，直接參與國家決策，在當時是響當當的“國家領導人”。而在北宋9個皇帝中，先知開封府，后登帝位的，有宋太宗、宋真宗、宋欽宗。當然，還有政治前途不怎么順暢，但詩、書、畫乃至散文冠絕有宋一代的開封府行政次官蘇東坡。

　　其他州府行政長官都是從五品，開封府的行政長官卻是正三品，其和皇帝“對話”辦理的案子，當朝其他部門是不能干涉或糾察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開封府的行政長官當是位列“政治局”的。

　　京都素稱難治，擔當開封府行政長官時的包拯已59歲�，F在來說，這是個危險的年齡，在當時也不能算什么政壇新秀。就是在59歲的年齡上，包拯把自己的名字永遠刻在了中國的大地上。

　　1057年3月，走馬上任開封府行政長官的包拯，果敢地進行了一場訴訟革命——審理楊志的，當然不是包拯，但沒有包拯的變革，楊志絕不能走上開封府的正廳（俗稱“大堂”），直接向開封府的最高行政長官陳訴案情。據考證，楊志確有其人，抗金名將李綱曾幾次提到楊志參加的抗金戰斗都取得勝利。作為“招安巨寇”，他還曾在宣和四年跟從童貫征遼，擔任先鋒，后來在救援太原與金兵的交戰中，兵敗后不知所終。《水滸傳》中楊志自稱“五侯楊令公之孫”，這一點史無可考。但以其英雄氣概，除掉牛二這個地痞無賴，也不是絕無可能的。

　　包拯的訴訟革命，為申冤乃至上訪者洞開了開封府的大門。南宋理學家朱熹在《五朝明臣言行錄》中說：“（開封府）舊制：凡訴訟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公（包拯）開正門，徑使至庭，自言曲直，吏不敢欺。”北宋開封府的行政長官吳奎在他為前任包拯撰寫的《宋故樞密副使孝肅包公墓志銘》中也說：“民得自趨至尹（行政長官）前，無復隔閡。”而在當時，東京城百姓間就流傳著這樣的話：“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打不通關系的，只有閻王和包公）。”包拯的訴訟革命，貼近民眾與生活，可謂震古爍今。

    民間謚號是“包公”

　　提起包拯，人們往往尊稱他為“包公”，并馬上聯想起為民請命的“包青天”形象。包拯（公元999年~1062年），字希仁，廬州府（今合肥市）人。他28歲中進士，先后擔任過天長、端州、揚州、廬州、池州、開封等地的知縣、知府，出使過契丹，還在財政部門做過副使、轉運使、三司使，最后做到樞密副使，成為朝廷的宰輔，死后被追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另外，他還當過天章閣待制和龍圖閣直學士，有“包待制”、“包龍圖”的雅稱。

　　包拯一生做的官不可謂不多，不可謂不大。但這一切的一切在老百姓心中都隨風而去了。提到包拯，老百姓更喜歡直呼他為“包公”。“這是民間的‘謚號’。”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河南大學教授程民生對記者說，“民間‘謚號’，這是我的‘發明’。”謚號帝王、大臣、貴族等的蓋棺論定，是按其生平所行之事給予的或褒或貶或同情的稱號�！兑葜軙�·謚法解》上曰：“謚者，行之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君主的謚號由禮官確定，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謚號則是朝廷賜予的。謚號帶有評判性，相當于蓋棺論定。謚號來自謚法，謚法規定有若干個固有含義的字，大致分為三類。屬表揚的有：文、武、景、穆等；屬批評的有：煬、厲等；屬同情的有：哀、懷、愍、悼等。謚法連皇帝也左右不了。曹操連做夢都想做周文王，以體現其“經天緯地”的才能。但禮官偏偏謚之為魏武帝。曹操這個謚號是在兒子坐江山的時候定下來的，兒子想給老子涂脂抹粉也不能做到。

　　宋仁宗謚包拯“孝肅”，但老百姓不認皇帝的賬，還是管包拯叫“包公”。“‘公’本是爵位，周公旦的爵位就是‘公’。”程民生教授說。何謂“公”？“兼覆無私謂之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私欲凈盡，天理流行，則公矣”。周公旦這位世稱“周公”的“元圣”，對中國文化影響實在太深遠，對他稱“公”，含有太多對衣缽傳承的呼喚——《容齋隨筆》的作者洪邁就說：“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

　　如是，民間謚號“包公”也含有太多的呼喚：對大公無私的呼喚；對公正公平的呼喚；對法律精神的呼喚；對包青天衣缽傳承者的呼喚……

　　世間相互稱“公”或自稱為“公”者多如牛毛，但真正為老百姓認可并呼之為“公”的，不說名字不言官職，一說就知道是在念叨誰的，除了周公、關公、狄公、包公等，還有幾人呢？

　　包公是時常被人念叨的。他的“公”在當朝就流行起來，這在中國歷史上鮮有比肩者。吳奎在《宋故樞密副使孝肅包公墓志銘》中寫道：“宋有勁正之臣，曰‘包公’……其聲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雖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達于遠方學者，皆不以其官稱，呼之為‘公’。”而南宋吳祗則說：“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或謂“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

　　宋神宗時，從西夏歸順大宋的人也接二連三地請求皇帝賜姓為“包”，有包順、包約等。問其緣由，慕包公之名也。由此可見，當時包公甚至有了“國際影響”。而鐫刻在《開封府題名記》碑上的包拯之名，在南宋時就被摸掉了，周密這樣寫道：“開封府尹題名起于建隆元年居潤（昝居潤，北宋開封府第一任府尹），繼而晉王（宋太宗）、荊王（宋真宗）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常為人所指，指痕甚深。”由是觀之，包拯的鼎鼎大名實非后代戲劇小說虛構。
      
    但開封府被堙埋地下，見證包公名起當代的唯一實物——立于開封府的《開封府題名記》碑，又是如何傳承下來的呢？（原標題：“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系列之一 一彎明月照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