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為阻止金人南侵，高宗下令毀掉了大運河——因為此時的大運河變成了“國際通道”，不毀是不行的，不毀也不會有什么其他用處。

　　這一毀，不如干脆說，大運河在開封乃至河南的完結，讓開封乃至河南永遠失掉了王者的地位。

　　但那時開封的百姓不可能如咱現在一般，把歷史給回望個一清二楚。他們一如南宋詩人范成大出使金國時擲下的《州橋》絕唱：“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問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

　　趙宋的天子是再也回不到開封了，包拯再也不會領導開封人民抗洪救災了。更何況，沒了包拯，再遇運河堵塞、黃河屢次灌城，開封安全問題嚴峻——為了生存，老百姓挖了開封府的磚瓦蓋起自己的房，而被挖的開封府漸漸成為一個大坑，不經意間又成了排洪蓄水之地——初名包府坑，再名包公湖。龍亭湖的形成也大抵如此，初名楊家坑、潘家坑，后名楊家湖、潘家湖，再合二為一名曰龍亭湖。

　　包公湖東側不遠處就是“州橋遺址”，包公湖說不定就與宋代的汴河疊壓著。曾經奔流的河成了不再流淌的坑，包公就在這坑里被“發酵”著……

　　遇到老開封，他們說起開封城里的幾洼水，還是一口一個“坑”。走向舞臺的包拯，就如開封的“坑”變成了“湖”，只不過文人們“雅”了一把，但本質是沒有起什么“化學反應”的。也因此，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河南大學教授程民生博士說，文學是對包拯的“歷史塑造”。

　　“歷史塑造”包含兩層意思：包拯為民請命的青天形象是真實的；包公戲興起的元代社會很黑暗也是很真實的。

　　關漢卿們寫包公，也許深懷對大宋清明社會的呼喚，這在“諱當朝”的元代是容易理解的，也是文學家們必須這樣做的。

　　但時光荏苒，到了今天，老包光彩了，大宋卻背起黑鍋。再加上和老包戲產生模式差不多的《水滸傳》等的“渲染”，大宋王朝簡直就成了個十惡不赦的“混蛋”。

　　其實，黑暗的社會是不會有“晴朗”的天的。

　　“培養”包公的大宋是清明而進步的，包拯是那個時代先進官僚的杰出代表。

　　但經關漢卿們的“綜合”或指桑罵槐，歷史便成了一鍋粥。

    包公站在元曲巔峰

　　幾千年歷史，貪官多如牛毛，清官也滿天星斗。

　　但，只有一個月亮，那就是婦孺皆知的包公包青天包待制包龍圖，或老包包黑子包黑炭包閻羅包老爺包大人……他的名字包拯，卻很少被人說起了，盡管窮鄉僻壤的老人都知道包拯就是包公包青天包龍圖……

　　一位官員的所作所為，他的上司和下屬也許被欺蒙而無所知，但任何美飾的言詞或“形象工程”都遮擋不住百姓的切身感受。包拯與那些運籌帷幄、熱忱于政治謀變的另一類清官，如范仲淹等，也許截然不同。在正史上，范仲淹等有著比包拯高得多的地位，但就貼近普通百姓或更為老百姓所愛戴而言，包公在老百姓中的盛譽，又不是范仲淹們可同日而語的。這話，說得也許有點不客氣。

　　為老百姓辦事的人，老百姓是永遠不會虧對他的。“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這是朋友間說的話。如果領導給百姓一點陽光，百姓就會燦爛得不得了，回報的將會是一輪太陽。

　　汴京城連續兩年發大水，前一次發水沖毀“居民廬室及軍營漂流者不知幾千萬區”，老百姓并沒有罵誰。后一次發大水，讓老包趕上了，他果斷地毀掉權貴們建于河道、影響泄洪的樓臺亭閣，老百姓感激得就不得了了。自己的房屋家產乃至生命，毀于洪水，那是天災，他們不會歸怨于權貴們的樓臺亭閣，他們不會認為那河道本是他們自己的，正如我對我爺爺說黃河或北京天安門也是他老人家的，他一定認為我發了瘋，打死老人家他都不會相信的。

　　大宋時期汴京城的小商小販們，不會比我爺爺的水平高到哪兒去的。

　　爺爺一輩子交“皇糧”都很積極，他曾對我說：“就是要飯，也得交‘皇糧’！”在他心里交“皇糧”是天經地義的，可惜他老人家前兩年故去了。他老人家健在的話，聽說不交“皇糧”這事，肯定以為是包公再世。年關回到家里，有鄰居就對我說：“這下不交‘皇糧’了，就是餓死，也不能賴國家了！只能怨自己耍得不好了！”由于國情，我們都快成世界上向農民收“皇糧”的“唯一”了，而現在決定不收“皇糧”，農民還是很感激。

　　說實話，包公也就是做了他應該做的事。但對他做的事，老百姓開始口口相傳——成為傳說——成為神話了，這中間，難免夾雜上一些理想或者說想像中的東西，裹進時下生活的痛苦，但誰能說這不是老百姓寫的歷史呢？

　　史家可以寫歷史，老百姓當然也可以寫，這老百姓寫的歷史，成為關漢卿們創作的素材。無非是他們提高升華，在元代的社會生活上插了一尊包公的塑像，以寄托對大宋生活的向往乃至抒發其恢復趙宋王朝的夢想。

　　蒙元社會，一方面吏治松弛、權勢者橫行不法，另一方面對社會意識形態的控制也不很嚴厲，或者說，蒙元的皇帝們根本鬧不懂什么是“宣傳”。他們剛從大草原憑借野蠻的武力征服中原，相信的是武力能解決一切問題，哪會懂得“宣傳”也能解決武力不能解決的問題，乃至打倒自己。而朝中的漢族知識分子官員雖然知道“宣傳”的厲害，但一心想的卻是挽救中國傳統文化于絕境，也不會冒死進諫，讓皇帝加強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的。

　　包公戲在元代的興起，可謂因緣際會。

　　而宋代開封瓦肆（又叫瓦子、勾欄）中經常演出的說話、說唱、雜劇、院本等藝術，既是市民階層不斷壯大的需要，又是元曲發展的基礎。

　　漢文章、晉字、唐詩、宋詞、元曲……這是中國藝術形式發展的主脈，而文、字、詩、詞，都是士大夫們把玩的東東，到元曲，它走向了大眾——為市民服務，為百姓服務。

　　在流傳至今的元代約150本雜劇中，包公戲就有11種。包公站在了中國主流藝術形式的中心，也走向了更廣大的底層百姓的心中。而在京劇，這一中國的“國粹”中，包公戲約34出，如《鍘美案》、《赤桑鎮》、《鍘包勉》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時至今日仍然常演不衰。

　　元代最流行的包公戲，是關漢卿的《魯齋郎》、《蝴蝶夢》（新中國發行的紀50《關漢卿戲劇創作七百年》郵票有兩枚是戲劇《蝴蝶夢》和《望江亭》，《蝴蝶夢》主圖為“包公”形象），無名氏的《陳州糶米》和李潛夫的《灰闌記》等。

　　關漢卿長期生活于勾欄瓦肆，與當時的一些著名藝人相當熟悉。他“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為一時之冠”。他自稱：“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臺柳。我也會圍棋會蹴鞠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癥候，尚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

　　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活脫脫一個夢回中原的北京“風流浪子”。

　　關漢卿的夢，其實也是元代所有知識分子的夢。那個時候，北京雖然已經初為京師，但還毫無文化底蘊，一窮二白的，能算老幾呀！

　　在黑暗中吶喊，他關漢卿是繞不開開封府的老包的。

　　有點像現在電視上的清宮戲。

　　熟悉嘛！貼近嘛！

    元曲死盯“黑暗鄭州”

　　美國哈佛大學出版有喬治·海頓教授翻譯的《陳州放糧》、《烏盆計》、《后庭花》等三出包公戲，喬治·海頓認為，這三出戲“具有諷刺的幽默感和‘是’戰勝‘非’的那股專心致志的熱情”。

　　這位老外的解讀是不差的。嚴懲貪官正是包公一生恪守的為政原則，這從他的《家訓》“后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中可窺一斑。而包拯在故鄉任廬州知府期間，“希仁（包拯）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司馬光《涑水紀聞》）”的記載，《宋史》中也說包拯“與人不茍合，不偽辭悅人，平居無私書（信件），故人、親黨皆絕之”，這很可能是后來舞臺上《鍘包勉》、《包公賠情》等演繹的源頭。

　　包公執法斷案，史書上記載的有《盜割牛舌案》等數個案子，但比較完整的審案斷案僅《盜割牛舌案》一案而已。

　　包拯初仕始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暫且回去），殺而鬻之（賣肉）。’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吞之（為啥割人家的牛舌又告人家）？’盜驚服” （《宋史》）。

　　在宋代，殺牛是犯法的。包拯私下里讓主人殺牛時，就料定這是件鄰里間的“仇案”，割牛舌者肯定會告官“報仇”，官府也會收拾牛的主人——因為正常情況下，割人家的牛舌頭是沒有道理可言的——人家死了牛，自己得不到任何好處。

　　南宋以來，包公故事以文藝形式在民間流傳的就很多了，如話本《合同文字記》、雜劇《陳驢兒風雪包待制》、戲文《陳州糶米》等。此時，包公已有了被神話的苗頭，既能斷人，又能審鬼。而元代的包公戲，嚴格意義上講并不是歷史劇，而是“歷史塑造”了。

　　在元雜劇中，《魯齋郎》、《蝴蝶夢》、《竇娥冤》等是關漢卿代表作。

　　《魯齋郎》全名《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寫的是鄭州惡霸魯齋郎搶了銀匠李四的妻子張氏，又逼張珪把妻子李氏送給自己，并隨手把玩厭了的李四之妻張氏配給了張珪，致使李、張兩家妻離子散。包公知曉魯齋郎和皇帝很熟，就以“魚齊即”強奪民妻為名上奏，待皇帝批斬后，又將“魚齊即”改為“魯齋郎”。魯齋郎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它借宋代的故事反映了元代蒙古貴族驕橫霸道、蹂躪婦女和殺人不償命的黑暗現實。劇本還成功地刻畫了張珪這個在“權豪勢要”面前忍氣吞聲、一味軟弱而又不乏良心和正義感的可憐蟲形象。

　　關漢卿那著名的《救風塵》，寫的也是發生在鄭州的故事。“自家鄭州人氏，周同知的孩兒周舍是也。”《救風塵》第一折就讓周舍這個紈绔子弟自報了“鄭州家門”。《救風塵》全稱《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所謂“風月救風塵”就是利用妓院中追歡賣笑的風月手段去解救淪落在風塵中的姐妹的意思。劇中主角趙盼兒是關漢卿塑造的妓女形象中最具光彩的人物，她用風月手段把周舍玩弄于股掌之上，在“小官鄭州守李公弼”的手下救出被周舍拐騙的姊妹，俠骨柔腸，大智大勇。《曲海總目提要》說：“小說家所載諸女子，有識別英雄于未遇者，如紅拂之于李衛公，梁夫人之于韓蘄王也；有成人之美者，如歐彬之歌人，董國度之妾也；有為豪俠而誅薄情者，女商荊十三娘也。劇中所稱趙盼兒，似乎兼擅眾長。”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趙盼兒可謂元曲中的第一俠妓。

　　打住打住，不說這“小官鄭州守李公弼”，還是道一下包公戲《灰闌記》中那個昏庸且貪婪的鄭州太守蘇順吧。

　　這位鄭州太守上場就自我表白：

　　雖則居官，律令不曉，但要白銀，官事便了。

　　世俗官司《灰闌記》是元雜劇前期作家李潛夫的公案戲。他不算大作家，《灰闌記》卻很著名，這個戲的全名是《包待制智勘灰闌記》。

　　《灰闌記》寫的是鄭州財主馬均卿納妓女張海棠為妾，生有一子。馬均卿的大婆與衙門趙令史私通，這對奸夫淫婦為獨霸家產，暗中毒死馬均卿，想做長久夫妻，其后嫁罪于張海棠且強奪其子為己子。案子進了官府，鄭州太守蘇順卻憑銀子斷是非，張海棠最終在酷刑下屈認罪名。

　　最后，包公斷案，但大婆和人證一口咬定，翻案卻不容易。包拯推敲，小妾強奪正妻之子于理難通，于是命人用石灰畫了一個圓圈，讓孩子站在圈內，海棠與大婆各執孩子一臂，稱誰把站在灰圈里的孩子拽出來，他便把孩子判給誰。大婆不顧一切地強拉孩子，海棠則怕拉斷孩子胳臂，幾次都不忍用力。包公由此判斷，海棠才是孩子的親生母親。

　　包公用灰闌巧計識真假、定兇手，用現在的眼光看：合乎情理，實不合法！但懲治了真兇并治了鄭州太守蘇順的罪，老百姓看了，舒坦！

　　誰讓那時沒DNA親子鑒定呢？

　　有，老包會不用嗎？

　　《灰闌記》看似瑣碎題材——財主家事，妻妾之爭，但一滴水能折射七色陽光。該劇反映的社會內容非常深刻：張海棠是“七輩科第人家”，卻靠賣笑為生，這事兒一定不會發生在文人待遇極高的宋代，在蒙元卻司空見慣。

　　《灰闌記》在國外很著名，１９世紀就被翻譯介紹到了英國、法國和德國，德譯本甚至有七種。1925年德國詩人克拉本德的譯本還曾在柏林演出過。1944年~1945年間，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曾把其改編為《高加索灰闌記》。1985年，北京青年藝術劇院又將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搬上中國舞臺。

　　但《灰闌記》何時能活躍上鄭州的舞臺呢？還有《魯齋郎》、《救風塵》等。演中國的莎士比亞寫的咱鄭州的生活，看誰還敢說咱鄭州沒文化只有拳腳功夫，只能提人家救孤沒有自己的苦難，只能唱“誰說女子不如男”而沒有更精彩的生活。

　　細看，戲里的鄭州凈是惡霸、昏且貪的長官等，有光彩的竟是妓女。

　　嗨，算了算了，這不是長開封府的志氣，滅咱鄭州的威風嘛！

　　那就當次王連舉，鼓動開封府演鄭州的戲，幽它鄭州一默……

　　哈哈哈……（原標題：“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系列之三 關漢卿的“歷史塑造”）